问：为什么说掌握课文的主旨尤为重要？
答：有教师上《孔乙己》，要学生为孔乙己“立传”，谬矣。孔乙己生前尚且无人关心，是个多余的人，何况死后？为孔乙己立传无疑是对鲁迅作品的曲解，就像有人赞同“愚公与其移山不如搬家”一样，是对寓言的主旨——颂扬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庸俗化理解一样。所以说，自己钻研课文，把握文章主旨尤为重要。
问：语文教学在人的创新品质的生成中起怎样的作用？
答：有教师教写作，以“打架、开会、下雨、吃饭、研究所”令学生口头作文，以锻炼学生发散性、创造性思维。学生见此题，滔滔不绝一路说开去，笑声不断。学生说了半天，我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脑筋急转弯”的游戏我实在弄不明白。我想，它与“雪化了，变成了春天”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要知道，创造的价值在于“质”而不仅仅在于“形”。因为创新品质并不是教育“有意”地“教”出来的，而恰恰是“无意”地“激励”“诱导”出来的。唯创新是瞻，很容易走极端，导致对历史价值的漠视，不重基础，不重扎扎实实地学习、积累。
问：“研究性学习”的形式有哪几种？
答：形式当然有许许多多。记得是1988年和1991年吧，我让学生上过讲台，做过一回小老师，上的是《变色龙》和《多收了三五斗》。当初我是怎样的想法呢？模糊中有些记不清了。回忆起来大抵是因为自己上课感觉不新鲜了，让学生来上上，有一种新鲜感而已。而今，有“研究性学习”的说法，那么那时候的课算不算“研究性学习”呢？为了上好那些课，学生查找资料（有时是教师提供资料）、绘制图表、设计板书、描绘插图、撰写教案。为了理清课文的脉络线索，了解课文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他们自觉地探索起知识的发生过程，文本的价值意义。归纳、分析、质疑、想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智慧。这或许就是“研究性学习”吧。
问：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做太多的课外习题？
答：是的，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课外习题。其实，课文就是最好的例子。鲁迅的《社戏》中写双喜提议和“我”坐了八叔的航船一同看戏去，然而“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不同意。双喜这样说，“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这几句话便是典型的议论文。且看，论点：我写包票。论据：1.船大（客观原因）；2.迅哥儿向来不乱跑；3.我们识水性（主观原因）。论点明确集中，论据充足可靠，论证清晰严密。我想，书读“活”了，三种文体原本就是贯通的，试题便俯拾皆是了。
问：复习与考试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有人习惯于靠复习来应付考试。复习当然是要的，但复习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复习而不能“举一反三”，这复习又有何用？语文知识的沉淀，语文思维的发展，语文兴趣的养成，语文潜能的蓄积，是平时学习与复习的整合。明乎此，便不再会听到“我复习的都没有考，要考的我都没复习”这样的说法了。当然，这试题“怪”而“偏”者，则另当别论。有许多文章是不能出试题的。一流的文章大多深入浅出，“天然去雕饰”，任何善意的理解都显得有些多余，弄不好一篇美文被搞得“分崩离析”。应该让学生读好文章，而考试是读好文章的最好时机，是最好的复习。
问：如何处理好语文学习的“规矩”和“方圆”？
答：我们强调学生兴趣和需要，并不意味着“兴趣主义”，我们同时强调引导和约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卡通”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动画片，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学生可以喜欢日本卡通，为什么就不能喜欢中国动画？引导“所长”，约束“所短”，应该是语文教师时时考虑的问题。外行的“说长道短”也越来越多了，更是要警觉的问题，否则会迷失方向。
（本文发表于嘉定教师进修学院学报《进修与研究》2002年第5期，上海教师教育网、河南教育网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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