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提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提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提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1]

1991年7月，国家教委在长春召开了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座谈会（简称“长春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在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立足国内培养、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的问题。讨论极为热烈，会前会后有关文章发表了数十篇。这自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然而，我从1987年开始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复杂而困难的课题。当我翻阅了手头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几本专著以及完整地阅读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专门刊物后，才开始感觉到应当最先考察一下提出“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这一战略目标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深入讨论其核心问题。

（一）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都会有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同时也要符合教育发展自身规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中以下事件对我们考察这一过程是重要的。

1951年6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一九五一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这标志着新中国高等学校开始实行统一计划的招收研究生制度。

同年10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规定“大学和专门学院得设立研究部，修业年限为三年以上，招收大学及专门学院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与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研究机构配合，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可见，当初研究生培养目标仅限高校师资和科研人员，这与解放初期高校和科技人员奇缺、急需补充大量人才相适应。

1953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文件规定“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由苏联专家（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担任，或由教研组（室）所选定之教授、副教授担任”，并再次明确“其目的为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当时，中国在巩固和发展老解放区教育的同时，接收并改造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学校，恢复和发展了人民教育事业。1953年开始，国家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科学专门人才。然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高等学校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水平较高的教师和专家绝大多数从国外归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派遣大量学生留苏学习以及请大批苏联专家来我国培养研究生的措施。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独立。

1954年到1957年间，林枫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我国学位制度的拟定工作，后因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起草的文件未获通过。

1956年，部分高校根据高教部的要求，招收了四年制研究生，称为“副博士研究生”，后经请示国务院决定不冠以“副博士”称号，统称为研究生。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该条例重申研究生指导必须由苏联专家或国内高等学校中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培养目标为科学专门人才和高校师资。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1960年7月间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的苏联专家，然而我国政府还是千方百计争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援力量。

1961年到1964年，聂荣臻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我国第二次学位制度拟定工作。但由于当时认为学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围的看法占了优势，因此，未能完成法律程序而被搁置。1963年4月29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和健全研究生培养制度是我国自力更生地培养较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项根本措施”。

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同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招收研究生10934人。同年，国家科委党组在《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8年内我国共需培养研究生8万人。

1979年2月，根据小平同志要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蒋南翔同志主持了第三次学位条例的起草工作。

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叶剑英委员长发布命令，该条例从1981年1月起开始实施。

1981年7月25日，方毅同志就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学位制度作了如下说明：“为了建设现代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造就一支掌握高度文化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大军。这支大军的骨干力量是能够独立地解决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了造就高级专门人才，派人出国学习是必要的。今后即使我们科学技术发展了，也还需要向国外学习。但是，派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大量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只能立足于国内。从长远讲，自力更生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发展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根本途径。实行学位制度就是推动培养和选拔专门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是第一次提出立足于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一命题。

这一年，我国授予8665人硕士学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授予的学位。1982年，我国授予13人博士学位。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授予博士学位。

1983年5月27日，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首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走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道路》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教育事业独立完整地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一指示将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到一个战略高度。同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胡乔木同志的上述观点。

1984年，钱三强同志在《走我们自己培养人才的道路》一文中指出：“我们自己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学位，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实质上应看做是我国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独立发展教育和事业的一个标志。”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作为我国90年代末要实现的高等教育发展的3个目标之一。从而将其正式写进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之中。同年7月5日，国务院批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决定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同年9月8日，第一届教师节前夕，胡乔木、李鹏等领导同志与研究生导师座谈。座谈会着重对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进行讨论。胡乔木同志说：“最近听到美籍中国血统的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和已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省身教授说，现在很多美国人中间有这样的议论：20世纪的科学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科学，21世纪的科学将是中华民族的科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已基本上有成熟的条件，可自己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希望中国今后尽量少派遣留学生，而要立足国内，依靠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来培养自己的博士和硕士。”可见，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持相同看法，他们更着重于从“可行性”上看问题，中央显然重视这些熟知中西方高校水准的权威人士的判断。

1986年12月1日，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认为：“当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硕士生的培养已基本上立足于国内，同时也为博士生的培养逐步做到主要立足于国内打下了基础。”这是我国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硕士生培养已基本上立足国内的论断。

1987年，何东昌、钱三强同志甚至认为我国培养的博士、硕士“有本国实际工作的经验，有很大的优势，与从国外回来的博士、硕士相比，绝不差于他们”。

1988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会议。朱开轩同志用事实论证了我国硕士生培养已基本立足于国内的论断。同时，他还宣布1987年底我国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同期在国外学成归国的博士，这标志着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89年10月，国家教委直属综合性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与会者对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诸方面作了专题讨论。

1990年4月，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学会按照国家教委有关同志提出的讨论大纲，经数月准备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立足国内培养博士专题讨论会”，30余位专家、教授对我国博士生培养的现状作了回顾和评价，同时对“立足国内”的标志、差距和措施作了系统探讨。会议综述和在《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上发表的会议上的10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最有体系的一组论文。同年下半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对我国十年来博士生培养工作作了系统自查和抽样调查，形成了一大批文字材料。

1991年1月24日，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彰了478名“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目的是进一步促进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逐步立足国内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同年3月，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两办”）在北京召开博士生培养工作调查汇报会，并组织班子撰写《博士生培养工作调查总结报告》，起草、修改了《关于加强博士生教育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博士生培养工作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同年7月，在国家教委的长春会议上，讨论了《博士生培养工作调查总结报告》（讨论稿），并就如何加强博士生教育和如何实现到本世纪末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战略目标，以及研究生教育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了对策和措施。王忠烈同志的题为《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开创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对“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立足于国内培养博士生”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同年10月，国家教委直属综合性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学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了第十一届年会。年会就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意义、标志、差距和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有的观点颇为深刻。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1年间，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两家杂志就发表有关博士生教育的文章近60篇，其中三分之一的文章专论或详细涉及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问题。

（二）

本文理出的这一历史线索，对讨论以下问题会有很大启示。

1．提出“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战略目标的社会条件问题

旧中国，我国的教育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有两类：一类是完全由外国人办的，外国的教育体系、外国的教员、外国的教材，甚至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也要由外国对应学校颁发；另一类是主要由中国人办的，但也聘请大批外国人任教，而且只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人可聘为教授或副教授，在本国毕业的中国人大多只能升到讲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及时对旧大学进行改造，但是这支队伍的结构改变非一日之功。加上当时我国高校教师水平普遍较低，靠他们培养新中国急需的大批高层次人才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唯一可选择的途径是主要依靠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来培养研究生。办法是派遣大批的学生去这些国家留学，聘请大批外国专家来中国培养研究生。培养目标自然是最急需的高校教师和科技人员，而不是我们讲的各方面人才。毫无疑问，这一措施对后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发生分歧，随后矛盾日益加剧，到60年代初，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给我国造成巨大压力。靠派遣留学生和靠苏联专家培养研究生的途径已不复存在。外部压力迫使我国走自力更生培养研究生的道路。这就是1963年发布《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背景。尽管经过14个年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进步，也取得了培养研究生的初步经验，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跟随苏联学习一两门课程。所以，我们尽管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但那个年代离提出实现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战略目标相差甚远，主要是条件不成熟，并非是社会不需要。

到了1981年，情况发生了明显转变，我国授予了9665个硕士学位。这些硕士完全是由我国一些著名的教授、副教授（还有少量老讲师）培养的。1982年我国又授予13个博士学位，也是由我国一些著名的教授和科学家培养的。这是很了不起的，正如钱三强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创举，实质上应看做是我国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独立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一个标志。方毅、胡乔木、钱三强同志先后就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表了重要意见。党中央听取了专家、教授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意见，正式将这一战略目标写进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一些著名的华裔科学家对此也极为关注，他们深知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生培养的水准，又熟悉中国的大学，尤其通过对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在业务上的出色表现的了解，作出中国的大学已具备培养各方面最优秀人才的正确判断。1986年，我国实现了基本立足国内培养硕士生的目标，这为逐步做到立足于国内培养博士生打下基础。1987年底，我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超过了同期回国的博士数，也就是说，我国的博士队伍主体是国内培养的，外国归来的已开始成为一种补充而已，尤其是1990年下半年对全国十年来博士生培养作的系统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战略目标”时机已经成熟。换言之，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已有了“可行性”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社会的需要是发展研究生教育、建立和完善学位制度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生教育的起落以及建立学位制度的曲折过程，显然与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在哪里是密切相关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对研究生教育和建立学位制度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原因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明确小平同志为何在1979年就指示建立学位制度的深刻原因了。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于能培养数百万大学生，后来又不满足于能培养数十万硕士生呢？原因应当很清楚，培养大批世界一流的专家、教授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培养博士生来实现，何况国外已出现通过博士后制度来培养。换言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由此可见，“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战略目标的提出决非偶然，只有当社会有迫切需要同时又具备了实施条件才会被自然地提出。

2．关于“硕士生的培养已基本立足国内”判断的依据问题

1986年，国家教委在下发的文件中作了这样的论断：我国硕士生的培养已基本立足国内。那么，当时是依据什么来作出这样论断的？这些依据对我们目前讨论“博士生的培养基本立足国内”的标志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据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朱开轩同志在1988年所作报告中的阐述较为全面。报告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各学科门类招收、培养了大批硕士生。我国毕业的硕士生，大批充实和加强了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队伍，一部分人员分配到厂矿企业和党政机关，其中有一批人已成为骨干力量。截至1987年底，我国共授予硕士74162人，其中高等学校63270人，科研机构10892人。按学科门类统计，哲学1390人，占1．9%；经济学2989人，占4%；法学2087人，占2．8%；教育学780人，占1．1%；理学16408人，占22．1%；工学32397人，占43．7%；农学3674人，占5%；医学8546人，占11．6%。这说明硕士生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从中分析可看出，朱开轩同志得出这一结论的判断依据大致是：①我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培养硕士生的；②各门学科而不是个别学科授予硕士学位；③各学科授予硕士学位的比例基本合理，也相对稳定；④数量上达到相当大的规模；⑤质量上达到国内外专家公认的水准；⑥可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各方面人才的需要。

从1981年《学位条例》开始实施到1986年仅短短6年时间，我国就做到基本立足国内培养硕士生，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文革”之前，新中国已有17年培养研究生的历史。尽管那时没有学位制度，但我们比较一下《学位条例》与1963年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可发现，硕士生与当年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年限、课程和论文要求上很相近，在某些方面，甚至后者的要求超过前者。当年对研究生的业务要求是：“更巩固深入地掌握专业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本专业主要的科学发展趋向；掌握两种外国语（对某些专业可以只要求掌握一种外国语）；具有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和相应的教学工作的能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应该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在1963年通过这一《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会议上，与会者当时就认为研究生毕业后，应大致相当苏联科学副博士或美国博士的水平。尽管“文革”中断了研究生教育，但17年中我国共毕业2万余名研究生，已有相当规模。据学术界认为，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已标志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在经过建国13年的实践后已经建立起来；同时说明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开始走上依靠自己力量的健康发展的道路。回顾这些历史事实，我们才会理解为何高等教育在“文革”十年受到严重摧残后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大批合格的硕士生了。实际上，我们是经过24年（1951—1986年，扣除“文革”10年），而不是8年（1978—1986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这个目标的。

硕士质量被普遍认为较好的原因大致有：①我国硕士学位是个独立学位，不像许多西方国家是过渡学位；②我国硕士生学制2～3年，3年居多，西方国家一般1～2年；③我国对硕士论文的要求较高，西方国家大多不做论文或论文要求不高；④我国中学和大学本科质量较优，给硕士生的培养质量打下基础。

3．第一次明确提出“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立足国内培养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生”

这一战略目标是1991年的“长春会议”，而不是1986年，原因是对此还需科学论证。为此，“两办”和几所重点大学做了理论准备，一方面对我国博士生培养工作作系统调查和分析，另一方面对实现目标的必要性、可行性、标志、差距和措施进行理论探讨。为此，发表论文之多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界少见的，而且还有迅速增长之可能。

据掌握的文献来看，讨论已有一定的深度，尤其在“标志”上，已有七八种提法，不尽相同。为了让讨论得到应有的深化，有几个问题要加以注意：①目前参加讨论的仅限于管理干部和博士生指导教师，尚无高等教育理论界专家的参与。因此发表的论文，缺少理论根据、严格论证不足，大多满足于提出论点而不注重论证。②各说各的，不太注意别人已经说了什么？自己要说的与他人又有何不同？究竟哪种说法更为科学？因此，文章缺少针对性，难以将讨论引导到有理论思辨的高度上来。③对一些基本概念或提法无共同认识，例如“高级专门人才”一词，有的文章指博士；有的包含博士或硕士；又有人认为博士、硕士还不等于高级专门人才，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也只意味着刚刚跨入了学术研究的大门，在基础科学领域，它只说明完成该学科的一般教育；等等。表面上，这些讨论无关紧要，实质上关系到对博士生教育是什么性质的教育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别。如果说，我们讨论时连这点都是混乱的，就难以想象讨论的质量会有多高了。再例如，“基本立足国内”与“立足国内”应当有一定区别，但在不少文章中混用。

总而言之，目前这一场大讨论的进行不但大大有利于对这一战略目标认识的提高，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同时也必将提高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的水平。

作者后记

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高等教育学论文，原因之一，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1949年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做出的；原因之二，结论与事实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全文颇具说服力；原因之三，学会了用历史观的方法去考察教育现象。

【注释】

[1]发表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2期：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