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以余姚虞氏为例

自东汉末年开始，动乱不断，各地的地方官学呈现出衰废的态势，到了南朝更是时有时无。宁波等越地远离中原，文化教育更不必说，落后中原几许，不过，在4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官学还是取得了缓慢的发展。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宗室子弟孙瑜不仅自己好学，还积极支持地方办学，当时，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一带）人马普笃学好古，孙瑜厚礼待之，为其设立学校，选官吏子弟数百人随其学习。顾邵任豫章太守时，不仅自己博览群书，好乐人伦，还选择属下官吏中资质优者到学校学习，并提拔学习优秀者。在他的带领下，当地形成了良好的向学风气。据《宋书・孝武十四王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王刘子尚受命至鄞县劝农，并于大明七年（463）在鄞县立左学，招生徒，置儒林祭酒1名，位比州治中；文学祭酒1名，位比西曹；劝学从事2名，位比祭酒。这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学还是有一定作为的。

私学虽然也不发达，但仍然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人物。据光绪《慈溪县志古迹》记载：大儒虞翻曾在慈溪鸣鹤讲学。即便因向孙权犯颜直谏而被流徙南疆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时，仍讲学不倦，门徒数百人，开岭南学风。

另据史料，当时私学中家学尤为兴盛。家学的兴盛与士族势力在政局动荡的特殊时期的崛起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士族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因为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享有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特权。王朝可以更换，但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集团可以不动。萧子显在《南齐书・王俭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个事实：“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15]

士族的兴起，以及官学的衰微，导致家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教学内容繁多，而且形式多样。浙东的世家大族纷纷涌起，走向士族化，著名的有余姚虞氏、山阴贺氏、山阴谢氏、山阴孔氏、钱塘范氏等，其中余姚虞氏为今宁波境内家族规模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广的士族。

此外，当时的教学内容突破儒学独尊的局面，趋于多样化，史学、书学、算学等都进入官学和私学，而且，繁琐、僵化的今文经学受到批判，以讲授古文经学为主，及至走向玄学化。

一、虞氏家学兴盛的表现

从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看，余姚虞氏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中叶。时值大批中原民众迁居于南方，更因官方推行儒家教化，宁波等越地百姓纷纷趋经业儒。虞光正是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少治孟氏《易》”，并因此官至零陵太守。^[16]这进一步激发了族人研习儒家经典以从中开辟仕进前途的热情。据虞翻自述，其祖四世传孟氏《易》：“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17]此外，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置会稽、吴两郡，以及郡级政治中心移向浙东的行政调整，给了会稽郡的世家大族更多的举官机会，这在客观上对于虞氏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抬升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东汉末年，虞氏在会稽郡已成长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其学术影响远播至中原。

三国时期，在吴郡、会稽郡士族支持下建立的孙吴政权，对两郡的士族和世家大族都特别重视，虞氏家族的众多子弟纷纷登上孙吴政坛，官至高位。其中，虞翻的表现最为出色，他不仅在经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他所开创的“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嗣，进而发展为虞氏的家族性格。

在孙吴亡国之后，虞氏家族的发展在西晋政权中因受到中原人士的排挤而处于低潮。直至西晋后期，虞潭凭借军功引领虞氏家族再度在政治上崛起，同时，虞喜、虞预则“以儒学立名”^[18]。此后，历经东晋、宋、齐、梁、陈，虞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学术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完成其士族化进程。

（一）崇文重于尚武，最重儒学研究，兼涉史学等领域

1.以治孟氏《易》为家学传统

自虞光始，虞氏家族世传孟氏《易》，传至虞翻，其《易》学研究成果颇丰，撰有《周易注》、《周易集林律历》等书，名满全国，影响深远。至此，虞氏作为儒学世家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据《宁波通史》研究，虞翻所治《易学》是以家传的孟京筮占派象数易学为其渊源，继承东汉荀爽的经学派象数易学，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成。通俗地说，虞翻的研究旨在尝试性地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在《周易》这一原始文本中发现六十四卦如此的排列顺序？虞翻力图以某些规则说明卦的排列乃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演绎系统。^[19]虞翻对《周易》所作的先行的逻辑探索为后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例如，张慧言（1761—1802）在其《周易虞氏易》中将虞翻的逻辑原则加以极大的改进与系统化；焦循则在虞翻的基础上完成了后人在易学上难以超越的三部著作：《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这种种研究成果使得晦涩的《周易》几乎成为可理解的儒学学派之哲学文献。由此可见，虞翻作为原创性的思想家对儒学的影响。

2.兼涉史学等领域

虞氏家学除了治孟氏《易》作为传统以延族脉之外，还兼涉其他学术领域。首先，虞翻除了研究《易》学外，另有《老子》、《论语》、《国语》、《史记》等训注，这无疑使他成为东吴的史注权威。此后，虞氏家族好经学、史学之辈甚多。东晋时期，虞喜成为当时的经学专家，撰写《毛诗略》、《孝经注》、《志林新书》等经学著作，传于后世。其弟虞预修有《晋书》、《会稽典录》等史书。前者为纪传体史书，记述西晋、东晋初的历史，因其由当代人所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后者则是一部早期浙江地方人物志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朝时期，虞氏在经学上成就较大的有虞愿、虞僧诞，前者著有《五经论文》（10卷），后者精于《左氏春秋》，可谓“时人莫及”。而史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方志和谱牒的研究上，当时，有虞荔所著的《鼎录》和虞愿所著的《会稽记》。前者为笔记类史书，记载秦汉以来帝王士大夫铸鼎的名称、尺寸、铭文、书法等信息，从中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政治、风俗、礼制、书法等面貌，不失为我国鼎文化研究的专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者为地志类著作，记载了会稽地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甚有价值。

此外，虞氏家学还涉及天文学、文学、书法，以及饮食、娱乐等方面。例如，虞翻之子虞耸著有《穹天论》，概说天体结构，开虞氏天文学研究之先河。虞翻之孙虞潭著有《投壶经》、《投壶变》、《大小博法》各一卷，这对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闲暇生活有相当的价值。南朝时期的虞悰著有《食珍录》，书中记载了很多烹饪方法，名噪一时；虞炎、虞羲、虞通之当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而虞龢则代表了虞氏家学的书法成就。

（二）家教严格，树立忠义门风

门风是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它看起来是个无形的东西，却是延续门第的文化内核。虞氏家学深谙此理，为此，家教甚严。自虞翻“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得到孙权认可，并惠及族人之后，“忠义”便成为家族门风。例如，虞翻之子虞忠在三国时期天纪四年（280）二月兵败西陵之时，与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等人一道以身殉国。^[20]又如，南朝以来的虞氏族人，虞玩之“竭诚事君”而“未尝厌屈于勋权，畏溺于狐鼠”^[21]，虞悰面对西昌侯谋篡皇位之举由“称疾不陪位”乃至“乞解所职”^[22]，虞愿多次犯颜直谏，等等，因其过于“蹇谔匪躬”的立身行事，虽得帝王宗室的器重，却也并不得势。

为了保持忠义家风，虞氏家学十分重视子孙的门风。《晋书・列女传》记载有这样的故事：^[23]

虞潭母孙氏，……性聪敏，识鉴过人。潭始自幼童，便训以忠义，故得声望允洽，为朝廷所称。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弢构逆，率众讨之。孙氏以必死之义，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潭遂可捷。及苏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贸其所服环佩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为督护，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儿征，汝何为独不？”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允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

由此足见虞氏家教之严格、门风之严谨。后辈中此类故事屡屡可见。如虞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24]；虞玩之“少闲刀笔，泛涉书史”^[25]，等等。正是家教的严格，才导致门风的维系，并使家道得以长兴不衰。

（三）失落的尚武精神

虞氏家学的另一特色便是其失落的尚武精神。虞氏家族自东汉中叶以来，以文起家，却也未曾摒弃尚武精神，尤其是西晋后期的虞潭凭借军功再度崛起政坛，为虞氏族人走向朝堂奠定了基础，并于东晋早期实现家族的士族化。虽然，乱世从武给家族带来了荣誉，但虞氏尚武传统至东晋末年已经失落，由此也导致虞氏族人无从利用乱世，以建立军功的方式，拓展其政治发展空间。

二、家学兴盛的原因

从宏观上讲，魏晋南北朝家学兴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荡剧烈致官学衰废，以及士族豪门自身发展的需要。史学家陈寅恪就曾说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风气止息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者不可分离。”^[26]余英时也说：“士族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在多数情形下当时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两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谚语，可以推想而知。”^[27]社会现实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即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如果丧失门第，则家族的一切利益全部丧失。为了巩固门第，家学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因为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里，家族的振兴才是最有意义的，也是个人保存自身的一个重要条件。

余姚虞氏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逐渐发展为士族的，综观历史，士族家学的兴盛主要有以下若干因素。

（一）严格把持门风

如果说时局的动乱无法把握的话，那么家族的门风则相对容易把持。这在虞氏以忠义为门风的家教中可见一斑。对门风的严格把持不仅反映了家族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折射出家族面对乱世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因为没有这种独立性，家族可能就会面临丧失门第之危险。

（二）世代崇文，稳固其学术地位

自东汉以来，在“劝以官禄”的文教政策指引下，治经成为入仕的捷径之一。虞光便由经学入仕，激发族人累世治经修史。家族的累世经学自然带来了累世公卿的结果，家学便成为巩固门第之法宝。因此，如何使《易》学发扬光大，便成为虞氏家学的重要任务。也正因如此，家族十分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

（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士族垄断政治的黑暗，使门第始终处于分化之中，加之政局的动荡，士族高门急剧跌落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虞氏家族自南朝以来，其政治影响、社会地位都远不如三国、东晋时期。因此，士族中有识之士认识到门第地位并不足以仗恃，要能在社会中站住脚，保存实力，就必须去奋斗，这必然督促后辈重视操守，学会各种本领。

由此，士族家学兴盛起来。家学使得家族的生存、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虞氏家学作为一个个案，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波教育的一个特点，当然，家学在客观上传承并发展了儒学文化，并进一步改变地方的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