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对海洋的探索与法显远航

历史的车轮穿过旷远的秦时明月，踏破坚固的大汉边关，来到了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代雄主曹操（155—200）登临渤海边的碣石山，以包揽宇宙的气势写下了《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此宏大的想象，将海之辽阔、海之苍茫、海之浑厚尽收笔下。这一时期，人们对海的渴望、对海的探索亦未停止。

南海诸国

三国时期，疆土最为接近大海的莫过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吴国。吴国君主孙策和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孙权竭力繁荣经济，发展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拓疆土，与海外通好，为江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龙二年（230），他“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这里所说的夷洲即今天的台湾岛，而亶洲则被认为是日本列岛。最终因为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我国正史里首次对台湾海峡两岸交往的记录。

以“曹操观沧海”为内容的画作

孙权对大海的探索并未止步于邻近小岛，后又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南海诸国。这次南海之行，历时长达十余年。“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几乎遍及整个东南亚。回国后，朱应等人将自己的海外见闻撰写成《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南海的著作，只可惜早已散佚。

这一时期，南海航线上的贸易依然持续不断，周边东南亚及南亚的小国纷纷前往中国朝贡或者进行贸易。晋代时，这些国家与中国很少直接交往，所以中国史官鲜有记载。到了南朝梁，这些国家纷纷依附梁朝，并奉梁朝为正朔，从海上航向梁朝朝贡。如天竺国，自东汉时遣使来华后，与中国3个多世纪未有联系，直到梁朝才又恢复交往。在与各国的贸易活动中，精美的丝织品仍是中国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而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进口的多是珍珠、玳瑁、象牙、翡翠、珊瑚、香料、琉璃、吉贝等物品。据《宋书·蛮夷传》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呵罗单国曾遣使送来“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所谓“古贝”，即上文所述“吉贝”，是指棉花或棉布。

朱应、康泰南海之行路线图

珊瑚

法显远航

晋代时期，短时间的统一后，中国又进入了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国内战祸、变乱不休，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寻求控制人民的工具，以巩固与维持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加之民间有很多人一心向佛，佛教就应运而活跃起来。据史料记载，东晋时已有佛寺1700多所，香火旺盛，信徒众多，许多来自印度半岛等地区的外国僧侣沿着海上丝路入华传教。而一些中国僧人也前往西方佛教中心取经，东晋的法显和尚去天竺（今印度）求学并渡海归来就是著名的事例。他所著的《佛国记》，生动地展现了东晋时期的南海丝路。

法显大师像

法显（334—420），俗家姓龚，乃平阳郡武阳（今临汾）人。他三岁时出家做了沙弥，后来成为东晋著名高僧。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经典多赖西域的译经师来华传授，但这些经典往往残缺不全，给僧徒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这样的情况下，虔诚的法显发下宏愿，要前往当时的佛法昌盛之地印度求取真经。这一愿望一直到他60多岁时才得以实现。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过流沙，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取道今印度河流域入恒河流域，历游天竺，足迹遍及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最后，他在当时的佛教中心——摩揭陀国首都巴连弗邑（今印度巴特那）居住了三年，学习梵语，抄写经书。随后他又前往瞻波国，再由此向东，到了多摩梨帝国。发现这里“佛法亦兴”的法显又在此地居住两年，写经画像。

法显西行路线

义熙五年（409），法显乘坐商人大船，泛海向西南方向前进，借冬初信风，经过14个昼夜的航行，到达师子国（也作“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彼时为航海枢纽，也是著名的中转港），“诸国商人共市易”。法显在此地四处寻访名山大寺，拜佛求经。然而此时距他离开故土已经10年之久，同行之人或亡或留，只剩他一人在异国飘零，这使他对故国的思念日益浓厚。他在书中写道：“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一把故国出产的白绢扇勾起了法显浓郁的乡愁，归国的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他在该地住了一年多后，搜集大量经文，在义熙七年（411）搭乘商船启程渡海回国。法显横渡孟加拉湾、暹罗湾，到了苏门答腊，在此停留等候季风。海上航行本就漂泊难测，尽管法显归心似箭，却因受季风影响，经历多番耽搁后才到达山东南部的牢山（今崂山），最后终于在义熙九年（413）抵达京城建康（今南京）。至此，法显在海外漂泊了10余年。

法显是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到达印度河流域的人。他遍游印度各部，其足迹之广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同时法显又是外出求经第一个循海路而回的高僧，他一路途经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称得上是伟大的探险家。他不仅通过海上航线运回了天竺佛教经典，让佛教扎根中国本土还将西行求法的经过以及辗转30多国的见闻写成了著名的《佛国记》。这本书记载了法显去西方求经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并详细记载了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师子国：“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多出珍宝珠玑……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书中还首次准确地描绘了斯里兰卡的岛屿分布、气候特点、农业习俗以及自然景观等。在书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法显东还时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实况：“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这是一段5世纪时泛海远航的真实写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航海资料。

《佛国记》书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是比较频繁和活跃的，较之秦汉时期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在南朝时期，中国航海者不仅与亚洲的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航海贸易和外交、文化诸方面的交往，而且已越过南亚印度半岛，将海上航线延伸到了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刘宋时期，中国与中南半岛上的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部一带）等国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交往密切，经常有使者前来进贡方物。史载元嘉七年（430），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珂罗拖随国派使者来华，希望与刘宋建立贸易关系。南洋地区的柯罗丹、婆皇、婆达等国也都遣使送来金刚指环、赤鹦鹉鸟等。宋文帝对这三国都给予了册封，并与它们建立了通商关系。当时朝廷也很重视海外贸易，与海外各国的交往仍承袭着前代的繁荣。僧人从海陆来往的也很多。这些僧人通晓多种语言，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的航海贸易。梁陈时期的海外贸易与佛教传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航海贸易和文化交流都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段时间也因而成为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