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明朝的海路交通，随着辽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明初期元代残余势力割据辽东，通往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被阻隔，所以不得不利用海上交通。明朝初期辽东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因此去高丽的使臣只能走海路。如洪武元年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去高丽，赐其王玺书及纱罗缎匹。明初定都南京，与高丽的往来通过海路。明朝初期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赴京会试。由于海路曲折艰险，海难事故频发。洪武五年高丽派遣150人奔赴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遭遇海难，溺死39人。洪武皇帝得知命令：“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并嘱咐勿频繁入贡，后规定“三年一聘”[122]。《明史·朝鲜传》，洪武七年（1374）朝鲜使臣要求“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此时朱元璋基本控制了辽东地区，并在凤凰城设立定辽右卫（1373），辽阳有辽东都司，但是元残余势力，尤其是纳哈出经常南下侵扰辽东，因此这条陆路还没能使用。辽东和辽南地区建立卫所，控制局势以后，高丽使节改走辽东陆路，“十三年辽东送高丽使谊至京师”[123]。
（二）第二阶段
永乐定都北京后，辽东局势稳定以后主要通过陆路交往。其干线继承了由古“渝关”（今山海关）出行的傍海陆路。
（三）第三阶段
万历以后女真族兴起，势力不断南下，侵扰辽东地区，对明朝和朝鲜的陆路交通路线形成威胁。明朝政府在义州和辽东之间增设驿站，即凤凰城、斜烈站、镇宁（东）堡、宁夷堡（镇夷堡、通远堡），并派遣士兵驻守。后来不仅是辽东，连辽西地区，即辽阳以西的线路也经常受到干扰。朝鲜使臣苏光震于万历十七年赴明，记述了这段路程的艰险[124]。1620年后金攻陷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通往朝鲜的陆上交通被阻隔，从此两国不得不改走海路。“我朝自永乐七年（1409）从陆朝天，至天启元年（1621），辽沈路梗，复从海路”[125]。
鉴于后金政权的步步紧逼，明政府派遣翰林院编修刘鸿训到朝鲜商议对策，天启元年（1621）四月回国时辽阳已经陷落，只得造船走海路，走到旅顺口时遇上狂风，九艘船只全部沉没，随行人员大部分溺水而死，在海上漂泊三天，六月才从山东登州上岸。但是经过这次航行，两国找到了海上交通路线。同年八月明政府将朝鲜朝贡的路线改为“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126]。但是由于航海技术和航线生疏，海难屡屡发生，尤其是朝鲜的船只损失严重。事故多发生在旅顺口附近的铁山[127]。起初从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清川江下游安州市）乘船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辽东半岛。辽路被阻断后主要在宣川（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铁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的宣沙铺乘船。
1627年后金军入侵朝鲜，冬至使宋克请求明朝政府允许从石多山出港：“陆路自平壤至石多山则不过一日程，水路由大同江回转于海口，则甚险且远。请依前例，乘船于石多山。”[128]到第二年经过明朝政府的许可，谢恩使李恺、冬至使安国驰则从石多山出港。
朝鲜洪翼汉、金湜、金尚宪走这条贡路，并分别写下《花浦航海路》（航行时间19天）、《槎行路》（航行时间29天）、《朝天录》（航行时间12天）的旅行日记。1624年洪翼汉去北京的海路记载于《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首站从平安北道郭山“旅槎浦”（义州南港口）出发，从海路到达毛文龙驻屯的椴岛，到辽东半岛沿岸的大鹿岛、石城岛、长山岛、黄鹿岛和渤海海峡的庙岛列岛，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港。再从陆路经过山东、河北进入北京。从平安南道郭山的宣沙铺（旋槎浦）（天启丁卯以后从甑山县石多山出发）出发，60里到达铁山府椴岛（即皮岛），140里到车牛岛，500里到鹿岛，600里到石城岛，300里到长山岛，200里到广鹿岛，260里到三山岛，200里到平岛，1000里到皇城岛，200里到鼍矶岛，200里到庙岛，800里到达登州。再从陆路经过山东和河北到达北京。此路水路部分3700里，陆路1900里，与辽东都司贡道相比时间长、道路远、风险大。
因为季节、天气条件以及人为因素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花费的航行时间也有差别。总之航行时间没有陆路准确稳定。从登州走陆路，经过东莱、青州、济南、德州、景州、河间、涿州到达北京。
崇祯初年袁崇焕任辽东督师，为了限制毛文龙势力的发展，提出改变贡道。此条线路在平岛（今普兰店皮口镇西南1.7海里处）不南下，而一直向东，经过旅顺口，再沿着海岸线向北经过双岛，向北到南北信口（今大连长兴岛对岸），横穿辽东湾，经过觉华岛（今菊花岛），在宁远卫（今兴城）登陆，再由陆路南下至山海关。
这条路线海路风险大，陆路从宁远卫到北京的路上也经常受到后金军队的袭击[129]。因此朝鲜屡屡派遣使臣要求恢复登州线路。朝鲜使臣愚优在请求恢复登州旧路的奏文：“臣等一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觉华岛，得达广宁。海程之险，有难尽陈，自平岛至登州，风便一日程，而至觉华岛，则殆将倍之。”[130]但是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登州叛乱，持续一年多，延误了登州线路的恢复。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乘胜追击，1621年3月先后攻破沈阳和辽阳，次年又攻打辽西，占领广宁城。从此明朝军队在山海关只有少量残兵把手，关外只有觉华岛还有万余军队。1622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宁前道兵备副使”，他主张守护宁远城，次年大修宁远城垣，1625年以宁远为基地向北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失败。之后到1643年后金进军北京前，明朝和后金政权处于相持阶段，双方几次议和，但是双方冲突不断。因此宁远城、觉华岛、山海关地区是当时政治上最敏感、军事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朝鲜使臣从开始就不想走此路，只是迫于明朝的压力，不得不遵命。
1627年皇太极率领大军征服朝鲜，与朝鲜订下城下之盟，约为兄弟之国。但是朝鲜仍与明朝保持交往。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出征朝鲜，彻底征服朝鲜，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从此结束，开始与清朝的朝贡关系。1638年，清朝规定朝鲜朝贡的道路，由凤凰城进入沈阳，并订立互市条约，凤凰城官民每年可以去两次朝鲜鸭绿江边的义州进行贸易，即春、秋两季，每次贸易时间为20天，由朝鲜通事官前往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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