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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日本的水路交通

时间:2022-03-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明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通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库页岛连接;另一条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交流。这条路线是明朝东北与日本北部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东北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没有正式开通,只是永乐年间倭寇也侵入到辽东湾。明朝与日本的交流间接通过朝鲜进行。朝鲜人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再转卖给日本商人,间接实现了明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交通。
明朝与日本的水路交通_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明朝与日本于洪武初期互派使者进行往来,洪武后期有所疏远,往来绝少。永乐初年规定日本10年一贡,人不超过200,但是往来人数和物品越来越多。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政府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

(一)海上交通

明代与日本的正式外交主要通过海路进行。日本派遣明朝的使臣从兵库出发,通过濑户内海,寄港于博多,经过五岛,抵达宁波。再沿运河而上,走余姚、绍兴、萧山、杭州、嘉兴、苏州、常州、扬州、镇江、淮安、彭城、沛、济宁、天津至北京。

明代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主要走福建漳州—长崎线。日本进行锁国政策,向明朝和西方国家只开放长崎港。中国则从南京、宁波、普陀山、温州、福州、台湾、厦门、漳州以及广东通往长崎,进行贸易。

(二)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

明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通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库页岛连接;另一条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交流。明政府为了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图们江流域的各个民族,于永乐九年(1411)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设卫所。其中在黑龙江下游、黑龙江口以及今库页岛也设置卫所管理。

在库页岛设置三卫。“囊哈尔卫”于永乐十年(1412)设置[139],在今黑龙江口对岸、库页岛的西北部朗格里[140]。明政府派遣官员,颁赐印信。依兰县出土了“囊哈尔卫指挥使司印”。“兀列河卫”于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设置[141],在今库页岛东北部奴列河流域[142]。“波罗河卫”在正统以后设置,在今库页岛中部地区[143]。明朝政府的势力达到库页岛地区,交通驿站设置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隔海相望。在奴儿干都司境内的交通线路“海西东水陆城站”,是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进京朝贡的路线。这条交通线南接“开原北陆路”,北到黑龙江口今俄罗斯境内,与库页岛隔海相望。永乐皇帝讨伐元朝残余势力,曾远征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永乐年间海西女真人内官亦失哈,曾经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为东北边疆建设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做出贡献。永乐十年(1412)第二次出巡到达黑龙江下游口和库页岛地区:“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144]

明代北海道西北部的阿依努人到黑龙江下游与使犬鄂伦春(即满珲人)进行交易。库页岛各族称这些母民族为“山丹人”。这条路线是明朝东北与日本北部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服装和布匹是女真人的主要交易品种。明朝政府为了招抚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赏赐女真人粮食、服装布匹以及器用等生活用品。女真人用这些物品与北海道人带来的海产品在库页岛进行交换。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终点站“满泾站”,渡海连接囊哈尔卫、兀列河卫、波罗河卫、白主和宗谷。这种状况沿袭到明、清两代。

东北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没有正式开通,只是永乐年间倭寇也侵入到辽东湾。永乐十七年倭寇侵入辽东,总兵官刘江歼灭于“望海埚”(金州卫金线岛西北)[145]

明朝与日本的交流间接通过朝鲜进行。明朝相当于日本的室町幕府(1336—1573)和德川幕府(也称江户幕府,1603—1867)前期。这个时期的政治中心在今京都。朝鲜和日本的交通从韩国的釜山经过对马岛,到达下关,再从下关航行濑户内海,直达京都。

朝鲜和日本在壬辰倭乱(1592)前就已经互相派遣使者进行政治、经济上的交流。1607年恢复建交,并12次派遣通信使[146]。日本去往朝鲜的使节种类多,中央和地方都有派遣,次数远远超过朝鲜。除了外交事务,经济贸易占主导地位。日本带来金、银、铜、硫磺等矿物及药材、香料、海盐,朝鲜向日本输出的品种有谷物、棉布、绸布、麻布和文房用具、书籍、大藏经、帆钟和佛像。朝鲜通信使的规模一般在四五百人,从汉阳出发,直奔釜山。汉阳到釜山的道路有多条,使节一般走“良才道”,即经过汉阳渡(沙平渡)、良才驿、龙仁、阳智、竹山、清州,再向西南的釜山。在釜山乘船经过对马岛,从这里由对马岛的领主与通信使同行,经过壹岐、蓝岛、赤间关、上关、蒲刈、牛窕、室津、兵库到大阪。再换船沿着淀川而上,在淀城登陆,再从陆路用两周时间抵达江户。朝鲜通信使乘船从本国出发,最后从日本返回,前后一次至少需要5个月,有时长达七八个月。

明代朝日海上交通,还有康应元年(1389)年足利义满以考察严岛(今广岛)为名游览濑户内海,随行的大名将此行记录成《鹿苑院殿严岛参诣记》。应永二十七年(1420),朝鲜使臣宋希璟回访日本时的路线记录在《老松堂日本行录》。从上述两个纪行录可以了解这个时期濑户内海的航线。

日本镰仓时期重点修筑的从京都到镰仓的陆路交通,沿着东海道沿线设置驿站,全长120多里,最快3天至4天到达。基本上与今天的东京—静冈—名古屋—京都线相同。当时陆路的交通工具仍然以马匹为主,《吾妻镜》记载,为了便于镰仓到京都路的畅通,源赖朝颁布法令向东海道沿线的庄园主征收马和粮食用于沿线。

当时朝鲜在釜山还设立“倭馆”,允许与日本的产品交易。朝鲜人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再转卖给日本商人,间接实现了明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交通。这种状况沿袭至清代和近代。

【注释】

[1]《辽东志·书序》,《辽海从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6页。

[2]《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3]详《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

[4]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

[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庚寅”。

[6]《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

[7]《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条。

[9]《辽东志》卷九《杂志》;《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10]《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8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四“正统元年十二月”条。

[12]详《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条。

[13]《辽东志》卷四《风俗志》。

[14]《全辽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5]《辽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6]《辽东志》卷三《兵食志·武备》。

[17]《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财赋》。

[1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三十年十月月戊子”条。

[19]《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条。

[20]《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2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22]《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七十一、八十一、一百一十二。

[23]《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元年正月壬申”。

[24]《明宣宗实录》卷二下“洪熙元年六月壬午”。

[25]《寰宇通志》卷七十七《辽东都司指挥使司·馆驿》。

[26]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2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午”。

[28]详李健才:《桦甸苏密城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29]随州县,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钟城府建置沿革”条。

[30]海洋,据同上书卷五十“吉城县建置沿革”条。

[31]秃鲁(亦称秃鲁兀),据同上书卷四十九“端川郡沿革”条。

[32]散三,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九“北青府建置沿革”条。

[33]箭内亘:《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439—440页。

[34]《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35]和田清:《开原、古州及毛怜》,《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42页。

[36]《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开元路古迹”条,《辽海丛书》本。

[37]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440页。

[38]箭内亘:《满洲的元代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97—399页;池内宏:《元代地名开元的沿革》,《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十三号。

[39]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分册。

[40]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

[41]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42]景爱:《关于开元路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3期。

[43]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三十四《蒲鲜万奴传》;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太宗本纪》。

[44]冈田英弘:《开元城新考》,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日本讲谈社昭和三十五年(1960)十一月版。

[45]张泰湘:《试论元初开元城的位置》,《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46]《辽东志》卷九《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47]《李朝太宗实录》卷十九“太宗十年三月乙亥”条。

[48]《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十三章。

[49]《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三“世宗十三年八月己亥”条。

[50]《明神宗实录》卷四十六“万历四年正月丁未”条。

[51]《嘉庆重修一统志》十九册卷六十《奉天府二》“庆云县”条。

[52]《全辽志》卷四《故迹志》“庆云县”注。

[53]金殿士《辽祺州访察记》,《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冯永谦《辽代祺州探考记》,《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54]《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55]《辽史·地理志》卷三十八“宗州熊山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4页。

[5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广宁卫:“宁昌城在懿州北二十里,辽为懿州治。”今塔营子古西北10公里北土城子,考当为辽代懿州所在的宁昌县。详王绵厚:《辽金元懿州、壕州建置考》。

[57]《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咸平府·古迹》“归仁县”条。

[58]《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59]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60]详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61]详郭毅生:《辽代东京道的通州与安州城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62]《松漠记闻》和《金虏图经》。

[63]《御寨行程》(以上注引三书,均引见辽、金两章)。

[64]董学增:《阿什哈达摩崖碑》,《历史知识》1983年第3期。

[65]《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五。

[66]《辽东志》卷九《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页。

[67]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68]张泰湘、王禹浪:《金代交通站铺考》,油印稿(1982年赠阅)。

[69]《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二“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午”。

[70]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古城》,《文物》1977年第4期。

[71]赵振才:《松花江畔的突斯克》,《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72]《明实录》卷六十二“永乐七年闰四月乙酉”;同书卷八十五“永乐七年冬十月丁卯”。

[73]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兀良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九《兀良哈》。

[74]《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嘉靖十二年正月戊辰”。

[7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

[76]《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70—578页。

[7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省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2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19页;泷川正次郎:《辽金的古城》(第一辑)五《塔子城》。

[78]《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十五“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朝贡”条。

[79]《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三“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

[80]《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五“天顺元年十二月庚戌”;同书卷二百六十二“景泰七年春正月辛卯”。

[81]详李健才:《金、元肇州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82]箭内亘:《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449页。

[83]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东亚史研究·蒙古篇》,第120—123页。

[84]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293页。

[85]《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兀良河在开原西三千三百余里”,应该是“一千三百里”之误。

[86]《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1页。

[87]《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驿传三·递运所》。

[88]《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1页。

[89]《辽东志》卷二《建置·驿传》,《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90]《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驿传三·急递铺》。

[91]《辽东志》卷一《地理》,《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97页。

[92]《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冬十月乙巳”。

[93]《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午”。

[94]《明宣宗实录》卷二下“洪熙元年六月壬午”。

[95]《全辽志》卷六《外志》。

[96]《全辽志》卷五《艺文》。

[97]《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百一十四陈天资《海运议》。

[98]《奉天通志》卷七十四“山川”。

[99]《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七“景泰三年六月戊子”。

[100]《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景泰元年闰正月辛酉”。

[101]《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丙戌”。

[102]《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丙戌”。

[103]《沈故》卷二。

[104]《海运摘抄》卷一、卷二。

[105]《全辽志》卷一“山川”。

[106]《海运摘抄》卷二。

[107]《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108]《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丙子”。

[109]《海运摘抄》卷三。

[110]《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0页。

[111]《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0页。

[112]王绵厚:《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84年;黄时监、龚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113]《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地理志·平安道》。

[114]《辽东志》卷二《建置·驿传》。

[11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高丽史辛禑世家”,第76页。

[11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高丽史辛禑世家”,第77页。

[117]崔溥:《漂海录》第三卷,载弘华文:《燕行录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8]约翰·迈斯凯尔:《锦南漂海录译注序》,载葛振家主编:《崔溥漂海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19]《通文馆志》卷三“中原进攻路线”。

[120]《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地理志》“咸吉道”。

[121]《太祖实录》卷十三“太祖七年二月庚辰”。

[122]《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0页。

[123]《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1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 《高丽史·辛禑世家》,第54页。

[124]苏光震《朝天录》。

[125]《通文馆志》卷三《事大》。

[126]《明熹宗实录》卷十二“天启元年八月甲午”。

[127]《光海君日记》“十三年十月戊子”“五月庚午”“十四年五月丁酉”“十三年四月甲申”。

[128]《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六年六月辛亥”。

[129]金堉:《朝京日录》。

[130]《愚优先生文集》。

[131]《李朝实录·太宗》卷二十九“十八年四月庚午”;《明会典》卷一百零五《礼部》六十三《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

[132]《李朝实录·太祖》卷三“二年六月庚辰、甲申、辛卯”。

[133]《李朝实录·太宗》卷二“元年九月丁亥、辛丑”“十月戊午、辛未”“十一月戊申”。

[134]《李朝实录·太宗》卷十四“七年九月庚申”。

[13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5页。

[136]《朝鲜李朝实录》卷八“宣祖七年四月丁未”。

[137]《朝鲜太宗实录》卷十一“太宗六年二月乙卯”。

[138]《朝鲜太宗实录》卷十一“太宗六年五月乙亥”。

[139]《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四“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

[140]杨旸:《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41]《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永乐八年十二月丙午”条。

[142]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编);杨旸:《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43]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44]引自《永宁寺记》。

[145]《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44页。

[146]李勋:《韩国史》三十二“与日本的关系”,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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