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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为巩固和扩大各自群众基础,都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国共两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均设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制度。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无数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或投诚起义,与国民党残酷的屠杀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

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

闫 璞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的经验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十年内战时期是国共两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思想上对抗性最为明显的十年,对这一阶段国共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无疑具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国共两党 群众工作

一、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共性

(一)都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为巩固和扩大各自群众基础,都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7年宁汉合流后,国民党为了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极为重视政治理论建设以及对党员和国民的思想掌控。1932年蒋介石在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策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就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做群众工作。1934年2月,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说:“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达到任务的”,因为“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1]”。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使“生命线”的论断系统化、理论化,使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强调和加强。

(二)都有成套的组织制度

为了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国共两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均设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制度。自1928年起,国民党军以上部队一直设政治训练部,各师则设政治训练处并置于各级司令部之下。30年代初,为配合“剿共”,先后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机构[2]。中国共产党在三湾改编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为了巩固和发展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成果,中国共产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条例和制度。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整编”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要求红军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每个班排设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营团建立党委。1930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以利于开展各项政治工作。

(三)都高度重视宣传工作

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充分利用自身执政优势建立了完整的宣传工作体系,将其掌控势力延伸到一般民众所经营的媒体,并且严格限制各种媒体出现不利于国民党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除了运用报纸、书籍、刊物来宣传党的主张和理论外,还广泛利用各种宣传形式。例如,通过传单、标语、布告等形式和通俗的文艺形式,如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或者举行群众集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形式“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3]

(四)都强调思想灌输和精神动员

国民党在对民众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思想灌输是其首要手段,它主要是通过灌输、培训、强制性学习等手段来改变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使人们对外界刺激产生一种习惯性反应,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934年国民党在南昌率先推出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力量较弱,既要说服先进分子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时又要唤醒广大劳苦大众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党深刻认识到“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 [4],而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灌输。其途径主要是通过创办刊物、开办学校和农讲所、创办书社等来进行。

(五)都注重干部教育

1928年,国民党宣布进入训政阶段。国民党认为,训政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四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 5],必须先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训练。1930年代,国民党在各地举办了各种行政人员训练班,以提高干部素质。这其中尤以熊式辉主政下的江西省为典型。1933年7月,国民党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试图用“信仰”武装起自己的军队。193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要求从中央加强对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另外中央还办了一些直属的干部学校,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作为干部培训教育的场所。

二、国共两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分析

国共两党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争夺群众上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国民党以被右派篡改下的“三民主义”和传统伦理为理论基础和宣传教育内容。与此同时,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而中国共产党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宣传教育内容。除了对经典著作的宣传教育外,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教育的内容还包括:政治形势分析,对党内存在的八种错误倾向的纠正,开展反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讨论,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对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等。不难看出,国民党以封建旧伦理和右派篡改下的“三民主义”为宣传教育内容明显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则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内容,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教育,不仅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更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向度不同

国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度单一,宣传重点放在建构以“三民主义”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上。尤其是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歪曲和篡改,最终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最终沦落为蒋介石奴役人民、打击进步势力的重要手段。此外,国民党对不认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教育对象,常常为采取血腥屠杀的残酷方式。而中国共产党则通过诸如举办工人夜校、俱乐部、文艺演出和演讲会等各种形式来揭示群众的贫困根源,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对敌军的瓦解和对战俘的教育改造,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对敌军开展宣传工作,规定了宽待俘虏的政策。1930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把瓦解敌军明确规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任务。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无数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或投诚起义,与国民党残酷的屠杀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6]。”

(三)军队政治工作的力度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军队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被移植于黄埔军校。但在第一次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最终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7]。1927年之后,国民党各方势力又展开了新一轮角逐,派系斗争严重,军队中的党务从未得到统一工作,国民党高官过度崇拜军权至上,忽视军队中的党务。如白崇禧就认为军队的党务工作就是“贴贴标语”、“宣传一下口号”即可,至于群众路线,就根本不用管[8]。政工人员普遍待遇低,权力小,陷入了有些高级将领不愿当、许多低级官佐不情愿当的尴尬局面。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对政工制度评价很高,1937年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部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9]。”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通江县毛裕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有连以上政工干部800余人参加,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条例》《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条例》《红四方面军训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队政治工作体系。

(四)社会动员的效果不同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随后,相继发表6次长篇演讲,并着手制定《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然而,这场运动在整体上却收效甚微。1936年2月,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以及“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新生活运动在很多方面“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就连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卫生、治安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从1931年起,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了移风易俗运动。中央苏区移风易俗的斗争,主要反映在妇女解放、禁烟禁赌、清匪肃资、破除迷信、倡俭戒奢等直接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它在思想领域里带来了一次大的突破,使工农大众的精神世界得到一次解放和升华,对地方观念、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大男子主义、天命论、宿命论等是一次冲击[10]。中国共产党的移风易俗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效果。

三、对国共两党思想政治教育比较之后的思考

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拥有的政治资源是极不对称的,但其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却恰恰相反。比较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从挖掘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中获得启示,以发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生命线”是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科学概括。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生命线”来表达政治工作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就作过系统的阐述。在1932年7月21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中央首次提出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意义。与国民党思想政治工作上相比,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才能够不断激发革命精神,战胜一切困难。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基本任务与中心工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对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安定团结,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可以说,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十年内战期间,面对着国民党掌控下的强大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认识、克服、纠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错误,并且能够教育、争取、凝聚、发动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不断扩大革命阵营,这是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分不开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1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为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所形成的传统和经验不仅过去管用,今天仍然管用,将来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之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对象的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群体,提出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向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方向变化,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好宣传工作必须重视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研究群众的心理诉求。只有这样的宣传教育,才能打动人心、深入人心。与脱离群众的国民党思想政治工作完全不同,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情绪,吸收群众意见,结果取得的极大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关注群众的需求,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四)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实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渠道、形式、手段等中介。思想政治教育选用不同的载体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一整套灵活且富有实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利用各种载体和形式充分宣传党的主张,起到了突出的效果。新形势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更重了,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全方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影视和各种媒体作为载体,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也要把握住时代和实践变化中人的特点,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去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去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结语

十年内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完全不同的地位和处境下,双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却有天壤之别。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经验、原则、方法以及优良传统,如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一系列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国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却最终将“三民主义”篡改,最终走上了违背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历史潮流的不归路。历史留给我们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同样珍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从两党的成败教训中获取营养,来发展创新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稼祥.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唐森树,钟声.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述评[EB/OL].2010-06-01.http://www.cass.net.cn/zhuanti/changzheng70/show_News_dynamic.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J].抗日战争研究,2007(4):60-82.

[8]陈公博.苦笑录[M].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钟仲.苏区的移风易俗斗争和南昌的新生活运动比较研究[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03-105.

[11]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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