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我超越的更大理想目标
——马克思与爱因斯坦：晚年思想共性比较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哲学实践观、世界观，尤其是唯物史观上的重大哲学哲学创新，1867年，当他刚刚跨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岁月时，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而晚年马克思为什么在十多年间，没有趁热打铁，连续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呢？于是，这就留下了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梅林等人用“慢性死亡论”来解释，诺曼·莱文等人用“中断放弃论”来解释，但都缺少足够的事实与文本根据。
我们这里基于马克思文本学的新探索，提出一个新看法，供大家分析研究：
晚年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敏锐地觉察到，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着重大新变化，需要做出更新研究，因而他在问题框架与体系结构上做出了一次重大调整，从《资本论》“四卷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向“六册构想”回归：从基本上仅限于研究一国之内、经济领域的“资本一般”范畴，上升到“资本——国家——国际间的生产关系——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这四大范畴、四大层面的综合研究、总体研究，从而研究对象大大扩展，理想目标大大提高；因而，他不能不暂时放缓《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出版工作，而把工作重心转向为写“《资本论》续篇”，而做了四组读书笔记，作为四组准备材料；正如他在1882年11月10日给小女儿爱琳娜信中所说的那样，“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1)……
这种情景，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20世纪伟大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晚年。这两位“千年思想家”，晚年都没有急于收摊子，而是把精力都集注于志在自我超越的更大理想目标，或许这正是真正思想家与思考者的共同本性和相通之处？
晚年马克思面对的研究现状是怎样的？他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出发的？实际上，截止到1870年底为止，除了1867年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资本论》第二、三、四卷，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完成的最初手稿，顺序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倒着写”的：
在1862年初到1862年底，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时，马克思首先完成了《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初稿；
在1865年初到1865年底，在写作《1863—1865年手稿》时，马克思又集中力量写出了《资本论》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比较完整的、最初草稿；
1868年底至1870年中，在《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后，马克思在原有手稿基础上，写出了《资本论》第二卷第II稿，也是“第2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恩格斯语）。
因而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晚年马克思面临着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快出成果，比较省力的一条捷径，把《资本论》第二、三、四卷手稿，在现有基础上稍加加工，就拿出去公开出版；
第二种选择，是不畏艰险、重新研究、追求完善、力求登顶的曲折道路，暂且不急于按原稿加工出版《资本论》各卷，而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进行更广、更深、更新的全新研究。
应当说，一般人都会选择第一条道路，甚至恩格斯也多次劝马克思，要尽快让《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出手。这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灵活、省力、实惠的选择。
然而，马克思毕竟是马克思，他的创作个性、执着追求，尤其是对理论完美的执着追求个性，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以巨大理论敏锐性，看到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面临着新变化，走向新阶段，需要从新的高度做重新研究。
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汇合到一起，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做出了超越常人，也超越自我的第二种选择。这个历史过程初见端倪，是在1875年之后，到1879年、1880年变得更加明确。
这个变化过程，首先明确反映在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致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信中：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指《资本论》——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没有使我感到气愤，这是由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2)
这是不是一个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呢？188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斐·纽文胡斯的信，不仅重申了上述想法，而且有更加明确的提法，就是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重新研究：“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3)
许多迹象与证据表明，这不是一次小小战术调整，而是马克思晚年《资本论》创作中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是在整个《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调整。
第一次重大战略调整，是从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库格曼信中开始表露出来的，是从1857、1858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六册构想”，转变为《资本论》“四卷构想”。思想主旨是更加突出自己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科学抽象，从而更加突出“资本”范畴的核心地位，也更加适应尽快出版的需要。这里的关键变化在于，“五篇计划”、“六册构想”共同具有的后三部分，“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大部分被暂时舍项，抽象掉了，小部分内容取收到《资本论》四卷构想之中。“五篇构想”、“六册构想”的前半部分，则被整体吸收到“《资本论》四卷构想”之中。因而“五篇计划”、“六册构想”，从来没有被简单抛弃过，经过这次战略调整，只是前半部分被吸收了，后半部分被暂时搁置、舍项了。这主要是服从当时出版的需要，出版商只答应马克思把他的主要著作，按照“两卷本、六十印张”的篇幅加以出版。
第二次重大战略调整，始于1875年之后，集中表露在马克思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1870年6月27日致纽文胡斯信中，马克思以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看到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马克思的工作重心，从尽快加工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现象，重新做更深、更广、更新的研究；
马克思研究方法，从注重用科学抽象法，突出“资本一般”范畴，在一国经济领域内的本质规定，转向更注重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真实再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机体、直接现实，本质与现象统一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当代现实；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也从一个国家、市民社会内部的“资本”范畴，或叫“资本一般范畴”，回归与上升到按照“六册构想”的总体思路，走向“资本——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的综合研究，整体把握，总体再现。
从《资本论》四卷构想，向“六册构想”回归，本质差异就在于，从在一国之内、市民社会内部考察资本一般的本质规定，过渡与升华到从世界史观的新高度，对“资本——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的综合总体研究。
这不仅是马克思辩证思维总体性的要求，更集中反映了当代现实资本主义新阶段、新走向、新现象的三个本质特征：
国家的经济职能，比起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上升的斯密时代，更加突出了；
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趋势，更加突出了；
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整体趋势、整体作用，更加突出了。
正是这三大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本质要求：
仅限于在一个国家内部、单纯经济领域、市民社会范畴内，研究资本、资本与劳动关系，资本、地租、雇佣劳动关系，眼界是过于狭小了，根本无法真正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现象、新阶段；
急需在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上，有重大的战略创新，就是实现世界史观高度的更大范畴的总体研究、综合研究，走向“资本——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四大层面、四大范畴的综合总体考察。
这里还有个问题要回答，既然要面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阶段、新现象，为什么在研究方法上要向1857、1858年形成的“五篇计划”、“六册构想”回归呢？因为正是在“五篇计划”、“六册构想”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最富于世界史观总体性的研究思路，后来主要是为了出版策略，改行《资本论》四卷构想，而原有的总体思路并未根本放弃：
“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4)
正是由于晚年马克思在1875年后，特别是在1879年后，在《资本论》创作的总体构想、总体思路上，有了这样一个重大战略调整、战略创新，因而，他以极大毅力，战胜病疼，留下了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读书笔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
一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六册构想”中《国家论》的准备材料；
二是前《资本论》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六册构想”中《国际关系论》的准备材料；
三是《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与社会发展道路笔记》——《资本论》第三卷和“六册构想”中《世界市场论》的准备材料；
四是《西方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六册构想”中《世界市场论》准备材料。
为什么我们把这四组读书笔记，称之为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证据、一把钥匙，这就是马克思在1882年11月20日给小女儿爱琳娜信中所说的：“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5)
晚年马克思提出的这种新思考、新问题、新方法，究竟仅仅是个人兴致、个人偏好，还是有普遍意义、重大意义呢？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磨砺，大浪淘沙，实践检验，稍有判断力，就不难看出，晚年马克思提出的三个重大课题，一个总体课题，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三个重大课题，就是应当大大加强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对生产关系国际化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研究；
一个总体课题，就是应当根本超越近代古典经济学单纯孤立研究一国市民社会、经济范畴的狭小眼界，上升到对“资本——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四大范畴、四大层面的综合创新、总体研究，才能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走向、新特点。
这不正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百年大势，尤其是国家垄断化、生产关系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理论洞察与哲学预见吗？
正如20世纪伟大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比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更困难也更重要，因为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的只是中学时代就能掌握的基本技巧，而提出重大问题需要的却是想象力与创造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6)
说到这里，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爱因斯坦的晚年，注意到这两位思想巨人、千年思想家命运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在晚年追求一个自我超越的更大理想目标。
爱因斯坦（1879—1955），1905年，首先解决了牛顿力学与电动力学的统一问题，以狭义相对论的重大发现而名世；1905—1915年又以“十年磨一剑”之功，推出了广义相对论，进而解决了狭义相对论与引力理论的统一问题。有了这两大发现，爱因斯坦还不满40岁，还有40年的生涯在前面，如果选择大小适当的研究课题，还会摘取不少科学成果的。
然而，他却选择了统一场论作为自己更高更新的研究课题，他试图以统一性为指导思想，用场的统一解释原子结构，并试图说明电磁相互作用与引力相互作用的统一，并接触到强弱两种相互作用的统一问题。也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怎样把已知物理世界中，四种基本的作用力统一起来？
直至晚年，爱因斯坦仍以终生无悔的精神境界，求解这一问题。不过，多年以来，他已意识到这个理想目标自己在有生之年是很难达到了。1953年，在为他74周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坦言自己这些年的思想历程：
“广义相对论则一完成，也就是在1916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起，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7)
他曾写信给自己的老朋友索洛文，坦言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历史命运：“对我来说，对科学的兴趣限于研究原则性的东西，最好用这一点来解释我的活动的特点。我发表的东西这样少，原因就在于上述情况：认识原则性的东西的强烈欲望，导致了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无结果的努力之中。”(8)
有许多学者、科学家、传记作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后半生乃至晚年，始终执着于统一场论而最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是自找苦吃，得不偿失，很不明智，甚至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悲剧。
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约飞则倾向于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如果说这献身于统一场论的最后三十年并未留下一些有用的成果的话，但却激发了许多深邃的思想，而且为此后的物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9)
20世纪后半叶，爱因斯坦开辟的方向有重大进展，弱电统一理论已获基本成功，更广泛的大统一理论也在取得进展。因这一方面成果而获诺贝尔奖的华夏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更鲜明地在《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上半期物理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有些人“认为统一的理想是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年中的一种痼见。是的，这是一种痼见，但是这种痼见是理论物理应该有甚么样的基本结构的一个卓见。并且我要说这个卓见正是今天物理学的一个主题。”(10)
我们试着比较一下马克思与爱因斯坦这两位科学巨人晚年思想与历史命运的三点共同之处：
他们都在中年时代取得辉煌成果之后，没有选择比较简单的课题，比较轻易地扩大战果，而是选择了自我超越的重大难题，树起了更高更大的理想目标；
他们都因问题难度过高，而在晚年上下求索，却未能取得更多成果，适时发表，因而被许多世人认为，并非明智之举，甚至是错误的选择，人生的悲剧；
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作为19世纪最伟大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作为20世纪最伟大自然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双双被一些世界著名媒体评为“千年思想家”，对他们的终生探索作出了应有评价，马克思还被评为“最大哲学家”。
这种比较，不能不让我们再次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或许，这就是思想家的特有本性？
这就是思想者的人生选择？
这就是真正哲人的历史命运？
（本文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570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4、345、3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17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97页。
(6)《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4页。
(7)参见[英]T. 摩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4页。
(8)参见T. 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第360页。
(9)参见朱亚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10)同上书，第22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