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

马克思在赫尔岑的著作中初步接触到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并没有给马克思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更多的是由于民粹主义者解释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斯拉夫气质而不是他们的内容造成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从不掩饰对民粹主义作为俄国沙文主义的一个变种的蔑视，尽管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可能更为仁慈。但是，后来的民粹主义者放弃了斯拉夫主题，加之一系列其它因素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民粹主义理解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埃德蒙·威尔逊将这种转变描述为充满才智的头脑迸发出的“最后的重要的火花”，马克思这时转变了立场，承认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可能的。20世纪的新民粹主义者坚持认为，在作出这种转变的同时，马克思本人也为“晚年马克思”奠定了基础，新民粹主义者要求一并注意“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极大地影响了一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成为第二国际的思想内核。

毫无疑问，19世纪70年代的一些知识上的和政治上的思潮影响了马克思，使他转变了对民粹主义的立场。在此期间，在整个欧洲，俄国的革命运动是最为活跃的。马克思一方面深深地被俄国革命中积极分子的勇气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在这些活动家眼中的声名而深感欣慰。毋庸置疑，马克思对沙皇专制怀有深深的、持续的憎恨。希望能够为反对沙皇专制提供支持的愿望，深深地影响了视自己为历史进步的精神领袖的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俄国与西方的不平衡发展，认为俄国有可能复制西方的成就，而无需付出后者那种惊人的代价。摩尔根的人类学改变了马克思有关原始公社形式地位的观点，很可能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然而，“晚年马克思”并没有撰写出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不要说与《资本论》相媲美的著作。马克思只有一些晦涩的评论，散见于他为早期著作所写的附注中，以及回答俄国一些向马克思征询对他们所关注问题的看法的信件中，事实上，这些信件的草稿有些从来就没有发出。马克思有关俄国的观点，如果不借助现代的想象力加以扩展，所有这些观点无论如何也难以构建成一个“体系”。这些观点，至多是一种梗概式的立场描述，这些立场涉及的主题从未被详细地加以说明，也与早期的分析没有什么联系。

马克思个人对民粹主义的兴趣，最早出现在1877年他对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资本论》的充满敌意的评论的回应中：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

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原始积累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否认它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它对俄国的适用性只表现在：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到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1881年，在回复维拉·查苏利奇要求马克思提供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信件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尽管马克思断言“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他又说“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这种回复，明显地引发了马克思更多的思考。至少有4封信件的草稿为人所知。正是这些信件充实了马克思论点的关键部分，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合到生产关系中。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劳动过程是个体式的，可转让的财产受制于私人交换。两种不同的发展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哪一种要素占主导地位。沿着沙皇俄国的现代化启动的当前的道路继续前行，最终将导致公社的消失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因民粹主义者的革命而中断，将有可能在公社的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融入社会主义者对公社进行的重组中。

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件的草稿中，马克思没有再提及，民粹主义发展道路的实现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为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他又加入了这一限定条件。这可能体现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是序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事实上起草了这一序言。 55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有关“晚年马克思”主题的著述，无疑更加强调西方政治领袖对实现民粹主义理想是必不可少的。也有证据表明，恩格斯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一前景，即使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前。 1883年之后，恩格斯的有关这一立场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恩格斯的怀疑论也反应在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虽然他们有时候承认俄国有可能避免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他们总是指出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国际革命。“一国社会主义”学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1917年之后欧洲革命的失败是它形成的原因之一（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对“晚年马克思”思想重要性的任何评价，都必须面对这种思想与早期著作中的思想的不一致之处，而且必须考虑早期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的影响。显然，晚年马克思的观点与他早期的大量著述中反映出来的观点并不一致：马克思明显抛弃了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普遍适用的工业化的“自然法则”。从他最早期著作开始，一直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对无产阶级独自作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的效果的分析，现在加入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盟得以实现的新内容。很显然，马克思早年许多有关农村生活愚昧、农民的不开化以及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的污蔑，适用的范围更为有限了。61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对西方帝国主义应当在更加相对的意义上加以认识，比如，就西方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影响，马克思一方面谴责了它的残忍性，另一方面也欢呼其进步性。

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试图在村社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独裁主义。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劳动生产率的欠发达，都意味着不可能以民主的组织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即使在农民中广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巴枯宁主义情绪，为了充分实现生产的社会化需要瓦解传统公社的生产关系，这势必要求解除那些社会化的权力。那么，在避免经历阶级形成的沧桑巨变下，拿什么拯救统治精英？在马克思逝世那一年，在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普列汉诺夫明确地表达了这些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晚年马克思”当然没有为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