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与马克思

一、启蒙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于人的活动的丰富性，科学除了可以用“需要”、“日常的需要”一言以蔽之的东西以外，没有明白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一个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²⁶⁾。正如自然科学已经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私有财产被扬弃之后，它将失去抽象物质的倾向，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尽管《启蒙辩证法》把“启蒙”概念扩充到全部西方思想史的范围，而不仅仅把它当做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伴随物，甚至明确地把马克思置于启蒙传统中，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仍然是我们理解《启蒙辩证法》和把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与美学思想的重要指导线索。

由霍克海默所赋予批判理论的特征，即整体性和历史性，基本上是近代化的产物、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被马克思称为通过自然分工形成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被称为通过商品交换形成的社会。这两种社会，套用涂尔干的术语，可分别被称为“机械集体”和“有机集体”。由于自然分工是指根据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进行的分工，所以“通过自然分工形成的社会”，是指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社会。自然经济社会通常是男耕女织即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型的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各个地区之间缺乏经济联系。与此相反，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交换为基础、各个地区之间高度相互依赖的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社会由孤立分散状态到高度有机体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整体性和历史性得以充分展现。

众所周知，除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次外，马克思把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作为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社会”(市民社会)层次，因此，政治和文化的有机体化实际上是以市民社会的有机体为中介的。马克思据此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²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把人的肉体存在看做人的社会关系存在、政治关系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基础，而人的肉体存在必须通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来满足。由于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规律是生产的一般规律，而表现在人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政治关系的再生产、精神生活的再生产中的规律，仅仅是物质生产规律的一些特殊形态，所以劳动的异化过程本身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异化过程。这就意味着，经济生活的有机体化所导致的整个人类生活的有机体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得以成立的现实基础。

但在对现实生活异化的否定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比马克思走得更远。霍克海默本人在接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之前，受过叔本华和康德的影响。叔本华使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比马克思对人类前景悲观，到晚年，这种悲观色彩就更浓了。马克思相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物质生活的异化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扬弃，从而为人的全部生命活动展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空间。随着无产阶级逐渐失去战斗性，并被融入资本主义制度，霍克海默对马克思的乐观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走向对马克思的批判。阿多诺比霍克海默还要悲观。他不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而且随着文化成为工业的一个部门，他对任何一种革命主体都失去了信赖。这一切使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甚至把马克思置于启蒙传统中。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²⁸⁾因此，尽管典型形态的启蒙是近代的主题，但启蒙的历史却比近代化更久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用自然、而不是用神灵来解释世界。在此基础上，色诺芬尼公开嘲笑人们对神的崇拜，认为神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想象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具有某种过渡性质”，被当做自然始基的那些本原物，从水到气和火、原子等，“体现了理性战胜神话观念的过程”。慢慢地，“所有神话中的魑魅魍魉都被理性化为存在本质的纯粹形式。柏拉图的理念，最终甚至使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哲学意义上的逻各斯所浸淫”⁽²⁹⁾。

近代的启蒙运动是与实用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发现了某种古老力量”，现在这种力量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要求人们对它顶礼膜拜。⁽³⁰⁾

培根认为，人类心灵与事物和谐一致是可敬的: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这里的“知识”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那种沉思的知识。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于是，“真理”的含义被大大压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到培根那里只剩下二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培根合称之为“形式”)。只有可被计算和可被利用的才是真理，“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³¹⁾。“各种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³²⁾。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思维遵循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逻辑，观察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逻辑，思维和存在的一致则保证了认识的真理性。培根也认为，普遍性的秩序可以在第一原理与观察命题之间提供一种明确的逻辑联系。这种还原论“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的，都是幻象”，“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³³⁾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统一性最终都被换算成交换价值，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对马克思反对拜物教的努力，他们也表示支持。他们所反对的，是马克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同一性，即劳动的同一性。而恩格斯和列宁对客观性的强调，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则表明他们甚至没有看穿“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人，因而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于是，“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³⁴⁾。

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问题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³⁵⁾其实，这也是恩格斯晚年的看法，就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不以为然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指出动物仅仅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之后，立刻声明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³⁶⁾恩格斯指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我们都要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以便使我们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恩格斯进而指出:“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³⁷⁾

这样看来，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实际上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应当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视同仁。当恩格斯谈到“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的时候，他同马克思一样，不仅看穿了“启蒙辩证法”，而且试图超越它。至于他同马克思一样，试图用另一种同一性来代替启蒙的同一性，这样做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³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