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作为他们共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无论从史实上还是从逻辑上讲，其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亦即第一个转变都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着眼于这一个转变，从过程性逻辑关联而言，除了此转变本身的历程及其动因外，至少还有前后两个问题值得甚至必须关注，一是第一个转变的前提，二是对第二个转变的作用，本节试图在这些问题上作一些探讨。

（一）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青少年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造成的强大生产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也已占居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自幼生活的地方——德国的莱茵省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既是资本主义因素最活跃的地方，又是德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是青少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意识缘起的宏观背景。

与宏观背景对应的是微观环境，在文化条件较为发达的地方，环境对青少年思想的养成常常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首先是有形或无形、自觉或不自觉的“家教”，对马克思影响较大的是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律师，多年一直担任特利尔律师协会主席，还参加了当地名叫卡西诺俱乐部的文学社，并积极组织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具有关注被压迫者的思想倾向。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她的祖父是一个崇尚自由和理性，“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25]。这样的父亲显然对孩提时代的马克思的教育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对恩格斯影响较大的则是他的母亲。由于对恪守宗教传统、专制保守的父亲的畏惧和抵触，少年恩格斯极其自然地接受了他母亲自由开放、豁达乐观的品性，成为他人生观形成的基础。还有恩格斯的外祖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中学校长，除了给少年恩格斯辅导作业、传授知识，还经常给他讲古希腊神话和德国民间流传的英雄人物的故事。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无疑开启了他们良好精神品质的思想闸门。

其次是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思想的养成应该是最“正式”、最直接、最有效、最能蕴涵社会政治道德因素的渠道。12岁的马克思就读的特利尔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是一所受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影响较深的耶稣会学校，校长胡果·维滕巴赫是马克思的历史课老师，具有自由、民主、进步的思想倾向，既是马克思家的朋友，又同马克思的父亲一样是卡西诺俱乐部的成员。此外还有数学老师和希伯来语老师等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他们同校长一样都受到宗教势力及其普鲁士当局的指控。这样的校园文化倾向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启蒙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宗教观念强盛的时代，特别是在欧洲，作为中世纪的遗风，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融为一体，青少年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宗教熏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考察马克思在中学时代的那些作文答卷，这一点不可置疑。他中学时代仅存的3篇作文，其中一篇就是有关宗教方面的^[26]。而恩格斯的祖父是巴门教区的创建者，其父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是基督教区的教会主持人，还担任过巴门教会学校的校长。恩格斯从小上教会学校，接受宗教教育也是必然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宗教的不科学及其维护封建专制的作用而否认其学校教育也具有积极性的一面，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后来献身于公众事业，无疑源自早期宗教教育中那些基督舍身、普罗米修斯盗火等利他济世精神的积极因素。更何况学校里除了宗教教育外，还有非宗教甚至反宗教传统的思想因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如恩格斯中学时代对其影响较大的法文教员菲力普希弗林博士和文学教员科斯特尔两位老师，前者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深有研究，后者是一个不拘于宗教规约而有自由浪漫的创新意识的诗人。青年恩格斯的文学爱好、对宗教传统的反叛意识以及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崇敬，同这两位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还有恩格斯14岁时就学并寄宿于其家中的爱北斐特中学校长——思想开明的汉契克博士，以及该校那些具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老师们，对恩格斯早期思想意识的启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期间他曾写过一篇《海盗的故事》，这篇小说热情地讴歌了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对于恩格斯的文学天赋和精神境界，汉契克校长作了很高评价，他说恩格斯“具有良好的、独立的思想”^[27]。对于恩格斯过早地离开学校，校长汉契克在恩格斯的肄业证书中表示，为失去一个“在宗教信仰、心地纯洁、品德高尚以及其他优良品质方面有突出表现”^[28]的优秀学生而深表惋惜。如果再加上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中表达出的那种志向宏大、视域深远、立意高尚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萌生。

最后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当时资本主义新兴思想文化取代曾经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封建的、宗教的传统文化，这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最为宏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氛围，既规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亲近的人，也是青少年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政治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据英国版《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的描述，马克思从小生活的“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既有教会对圣西门思想的谴责，也有名叫路德维希·伽尔的城市委员会书记倡导傅立叶学说的事件发生^[29]。受法国革命的巨大冲击，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莱茵省的封建专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学生们也不能置身其外。他们传阅革命进步书刊，深切关注事态和时局，当局在学生的物品中搜查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一个学生因而被逮捕。面对当局对马克思所敬重的老师的指控和对学生的搜查、逮捕，无疑强化了马克思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滋生了对封建专制的憎恶。在中学毕业时，他断然拒绝向普鲁士政府派来的专门监视学生的副校长告别，足见其强烈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马克思那三篇中学作文，另外两篇都可窥见这样的思想政治倾向。一篇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篇是《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30]，这些文章表明，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初步树立了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念。此外，对马克思思想政治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他家的邻居、他朋友^[31]的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岳父的、“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威斯特华伦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和马克思的父亲都是受过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也了解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上大学以前，威斯特华伦就向他介绍过圣西门的观点。在马克思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同威斯特华伦的关系和威斯特华伦对他的重大影响，他不仅把论文视为献给威斯特华伦的“礼物”，而且把威斯特华伦当做真理的“活生生的明显的证据”。他在论文“献词”中写道：“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密雾所吓倒，相反，他始终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32]

恩格斯接受社会的影响，当然也是从家庭和学校开始的。他父亲对他人生道路选择上的“专制”，无论将其转学到爱北斐特中学还是强迫他中学未毕业就从事工商业，都“歪打正着”地把他推向社会。与其父反对他读违背宗教教义的“坏书”相反，他的母亲在他20岁生日时居然送了一套宣扬资产阶级新思想、被宗教视为“邪书”的《歌德全集》作为礼物，可以想象这套在当时具有强烈反响的著作对恩格斯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与马克思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角色相比，恩格斯更早地读懂了社会。在中学已经开始萌发的带有宗教普世济世价值因素的人道、自由观念，使他出身社会便将自己置身于贫穷的民众之中，一方面厌恶有钱人的剥削和贪婪，一方面关注劳动群众的遭遇及其受穷的根源。这一点在他19岁时在不来梅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得到确切的证实，该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青年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尤其是他在18岁到21岁期间，由父亲安排远离家乡在不来梅的洛伊波德商行当实习生期间，能够摆脱父亲的管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使他除了通过商行工作广泛接触各国商界精英、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多国语言和广泛阅读各国报刊以及各种文学、政治、哲学书籍。不来梅是当时德国享有较高程度自治权的四个自由市之一，有着远远超越家乡浓厚封建神学意识的自由民主氛围，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最终形成的。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政治态度，非常明显地存在于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诗作和文章中。《佛罗里达》是他在这里公开发表的第二首诗，热情地歌颂了勤劳勇敢的印第安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带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较强的思想政治色彩。

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思想的影响既有相对的顺序，又是彼此渗透的。一般地说，从家庭开始，经过学校再到社会，离家庭渐远而离社会渐近，乃至终于成人并融入社会，是青少年思想成长的大致途程。同时，一般地说，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始于家庭而成于中学。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因有“早熟”的趋势，中学时代不仅已经树立起既包含宗教文化基因、又包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代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而且由于这种献身社会、谋求人类幸福的人生价值观，也已经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甚至由于追求至善还养成了追求至真、好穷根究底、崇尚精神、理性及其思辨的哲学意识。恩格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投身社会，将其诉诸实践并愈益强化；马克思则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进入大学，在当时普鲁士意识形态斗争领域成为一名为革命民主主义而战的斗士。当时由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不成熟，政治上的民主革命表现为思想领域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的曲折形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的思想斗争及其“学术”活动中强化和表现着自己革命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的。马克思进入大学，由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由法学转向哲学，直接成为当时最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最有战斗力的重要成员。恩格斯先是“青年德意志”这个革命、进步的文学团体的重要成员，后来也加入到宗教和哲学批判的队伍之中，成为其中不是博士却被人误称为“博士”的有重大影响的一员，由此他同马克思从相识到相知，继而珠联璧合、携手共创，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

（二）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向共产主义政治观的转变

作为出自大学的哲学博士，马克思不仅直接参与大学校园里各种学生政治组织及其活动，而且适应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积极参加反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理论批判活动。就连他的博士论文，表面看是关于自然哲学的内容，但实际上无不表现其反对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他之所以不满足于法学而涉猎艰深的哲学，深刻的动机在于通过大学的学习钻研，不仅强化而且深化在中学已然形成的政治意识。他要用深邃宏大的哲学眼界论证他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及其政治抱负，他一开始热衷于哲学就是要为他个人的人生追求也是社会、人类的共同追求探寻一个最为崇高的理论依据和最为有效的道路途径。照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33]。由于其追求的至善至广性，他的世界观眼界虽缘起于特定的阶级意识，但又必然突破狭隘的阶级意识，而不会停留在与其时代同步的任何认识水平上。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哲学家、思想家，他们探寻世界观的目的是要“改变世界”。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批判或哲学研究都更具手段意义，政治革命才是他们的目的。正是在改变世界的现实斗争中，他们因实现其政治抱负而研究哲学，又因哲学上的突破而修正和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及其主张。所以马克思在大学里、恩格斯投身社会的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各种困惑需要作出哲学解答，使他们会聚于青年黑格尔学派，又都在反宗教反神学反专制的斗争中拮取黑格尔辩证理性的“合理内核”，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体系及其保守继承者们的思想斗争中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在哲学立场转变之中也实现了政治立场的转变。

抽象的人类价值观及其相应的人生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选择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又是其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化的深层思想因由，因为这种抽象人道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一旦摆脱宗教那种远离现实的虚幻信仰，必然反过来克服其抽象性而走向现实。1841年恩格斯借服兵役的机会因现实困惑走向大学哲学殿堂，1842年又同马克思一样由大学哲学殿堂走向严酷的现实。其实现实对人们思想的引导既是必然的，又是无形的。即使青年黑格尔派中那些脱离现实的“神圣家族”，他们也未必真能脱离现实。是否面对现实，只是一个主观选择，区别在于自觉与否。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选择了面对现实，所以他们总是能够走在“辩证的”和“革命的”黑格尔派别前头，根本没有任何保守因素能够让他们停止进步。面向现实的必然结果是把抽象的人具体化为现实的人，把抽象的人类价值具体化为现实的大多数人的价值，把抽象的精神、原则具体化为“市民社会”和劳动者阶级及其活动。

政治思想主张的转变首先取决于现实阶级立场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主张的转变，是基于他们从抽象的人类价值立场向具体的穷人立场亦即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立场的转化，或将抽象的价值立场具体化、现实化和物质化而发生的。从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为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利益说话的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转变”始于不来梅时期，他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已经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深度同情，虽然这篇文章主题是揭露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政治的；马克思的“转变”始于《莱茵报》时期，确切地说始于他为维护穷人的权益对“林木盗窃法”的抨击。如果说马克思在1842年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他由抽象的理论批判转到现实政治斗争的标志，那么他在1842年10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则是他在现实斗争中开始把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作为价值立场基点的标志。由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由代表剥削阶级到代表劳动阶级，这就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的开始。

虽然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投身社会，但大概思想进步抑或政治上的转变总是需要一定的阅历和相当时日的思考，所以他同马克思一样，虽然他早就表现出同情劳动群众的思想倾向，但其价值立场的真正转变始于1842年之后的曼彻斯特时期，这在时间上同马克思的情形基本一致。恩格斯1842年于兵役结束后11月到英国的曼彻斯特，面对的正是纺织工人大罢工、如火如荼的宪章运动等工人斗争惨遭失败的严重现实，此时的恩格斯已经不再像旁观者那样只是给予劳动阶级深切的同情了，而是加入其中，用他的地位和学识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战斗。这年11—12月期间，他在《莱茵报》上连续发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状况》《谷物法》等一系列文章，在切实分析英国严峻现实基础上，论证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既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又看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各政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本质，正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酝酿着革命的可能性，而且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作了区分。这些新的思想认识虽然还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但从经济利益分析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及其革命行为，已经表明其政治立场和哲学认识都已开始新的转变。后来恩格斯回顾这个时候自己的思想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34]

基于阶级立场的转变，接下来的问题必定是谁能解放和怎么解放受苦受压的劳动阶级的问题。要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必须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特别是正确认识那些必须摧毁地压在劳动阶级头上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力量——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和维护剥削压迫的反动政权。《莱茵报》被当局查封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小镇同燕妮完婚度蜜月的将近半年时间里，对自己大学毕业后近两年的实际斗争及其产生的若干理论困惑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反思和学习研究，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基于历史研究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学观念进行批判，写成了五本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论著，在思想上的最大收获就是把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颠倒了的关系给纠正过来，不仅把穷根究底的目光转到了决定国家、法等上层建筑的经济根源上，而且明确地意识到摧毁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也隐藏在“市民社会”之中，并在稍后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5]的著名论断。这种政治哲学的深刻认识，不仅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为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做好了思想准备。

当马克思、恩格斯从旁观的同情者变为劳动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再从劳动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变为依靠无产阶级强大物质力量去“改变世界”的革命者的时候，他们便彻底地告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了；当他们为无产阶级及其劳苦大众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突破口——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并把自己当做这个阶级中战斗的一员，为之合乎历史规律地谋划实现理想境界的行动方案时，他们不仅成为地道、首要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也成为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论及私有制对于旧的国家及法等上层建筑的基础性作用，不久以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又从谋求“人类解放”的崇高境界追寻到了私有制的弊端并开始形成“消灭私有制”的政治主张，并从较为抽象的意义上——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回归等抽象人道主义——去推测未来社会。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意识状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不过这种关于未来社会的朦胧意识并不影响马克思在政治态度转变中去现实地寻找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有了初步答案。他根据无产阶级利益要求同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本对立指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是这样的阶级：这个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这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6]。与之相呼应，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两篇文章，也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源，无产阶级是批判并摧毁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因素对于摧毁旧世界的革命作用，并且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不仅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而且超越那些时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自己的身后。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使他们同以前革命民主主义道路上的最后一个朋友和同路人卢格也走向决裂。当然，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高度一致的思想政治观念及其立场态度，使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终身友谊。不久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会面开始合作，共同撰写《神圣家族》一书，可以说，这部著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中以鲍威尔兄弟和卢格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并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的“宣言书”。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37]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转变的大体历程可以看到，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个基础条件或者基本前提，不像世界观的转变那样是一个主观世界的不断自我否定过程——先清算黑格尔唯心主义，再清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而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并非由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直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他们对当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一开始就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在坚决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必然经历这样的理论批判历程，即批判那些虽然反封建，却要么本质上属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主张，包括那些花哨时髦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要么属幼稚的无产阶级受唯心主义束缚、具有严重空想性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刚开始是“敬而远之”的，之后当他们同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相适应地把解开社会现象之谜的目光转向客观物质、经济条件时，才在价值和真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对这些思潮进行批判，其中当然包括对本质上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改造和弘扬，从而最终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乃至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三）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念及其科学社会主义

当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两个转变”中形成的最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做历史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判断是不对的。对于这个观点，似乎有恩格斯的一个论断作肯定性支持，这个论断是：“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38]其实这一论断只是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这三位思想家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批判继承关系，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较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体现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和前提，及其同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而且，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同其直接理论来源的批判继承关系又有不同的情形。在哲学方面，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者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我们却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史实表明，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价值观及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转变，由于他们注重现实注重实践，注重寻找客观的必然的物质力量，注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在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既形成了唯物史观，又形成了内涵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那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后来被他们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由此可以说，从科学社会主义观念萌发的现实根据上讲，主要是站在工农劳动阶级立场上对封建专制乃至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上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的产物，它同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则处于服从的或者次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恩格斯最初对那些置身其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看法得到一些印证，当初他首先关注的是这些思潮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说社会主义“就总体而言是由中间阶级的下层和无产者组成的”^[39]。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说明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合乎辩证法逻辑的结论，是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必然把自己推向灭亡的客观必然规律的体现”^[40]。这种形成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辩证逻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关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而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科学方法。这些史实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孕育绝不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材料中直接地、简单地“筛选”。如果要说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根据，那也不能归结到空想社会主义那里，而只能归结到与其同步孕育起来的唯物史观那里，唯物史观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把政治与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哲学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所以，当初恩格斯除了注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现实基础外，还讲到了他们最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同哲学世界观的联系，指出：“在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像共产主义者称呼他们的那样，十足的无神论者，而社会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41]他更为明确、具体地阐释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思想根源是德国哲学，指出：“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尤其因为它已是从德国人自己的哲学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德国人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摈弃共产主义。”^[42]马克思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4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从萌发到形成，既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又有辩证思维的引导，并非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转化，这也是他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之所以科学的根本原因。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观念所由萌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还是思想指导，都同他们的人生实践保持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时局的变化、劳动阶级的经济政治诉求引导着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实践孕育着、改变着他们的思想政治观念。不同寻常的是，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生实践的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人生实践的一部分孕育起来的。马克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耳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信息，在特利尔城有人倡导傅立叶学说，也有教会对圣西门思想的谴责，表明这些反传统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了这个小城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小风波。当时马克思就在他的“慈父般的朋友”威斯特华伦那里聆听过圣西门的社会政治见解。而实质性地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打交道是马克思在1842年为《莱茵报》工作期间，这时恰逢马克思政治立场转变时期，作为该报主编，必须面对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时髦词汇自称的各种社会观念及其政治主张，虽然这时马克思并不赞同这些思潮脱离实际的空想性质，但由于该报“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便招致右派报刊《总汇报》的攻击，指责《莱茵报》是个“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濒送秋波的人物”，还异想天开地“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44]。为此马克思作《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进行反击，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声明由于自己在这方面未做深入研究，因而不能妄加评论。就像明确经济问题的研究方向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立场的转变一样，这时他也明确了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并因而促成了马克思政治立场的转变——当然，这只是转变的开始。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期间所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实现了哲学立场的转变，并初步表现出唯物史观的倾向，在此思想基础上，马克思同年10月流亡法国，在巴黎结合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考察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并频繁接触工运领袖，参加他们组织的集会和工人的政治活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始了逐步树立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思想历程。在此期间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和英国伦敦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理论研究同工运实践相结合——开始了这一精神升华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初步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几篇论文中。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者围绕犹太人解放问题分析批判鲍威尔的错误观点，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人的政治解放的有限作用，论及“人类解放”问题，不仅表明马克思已经不满足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的政治解放，而且从“人类解放”的分析显示出马克思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初步认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基于“人类解放”远大目标的实现，提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5]，并指出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就是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必须有相应的哲学作指导，指出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6]。显然，相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决定作用和无产阶级及其社会革命的认识又大大地前进了。

大致在同一时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悉心研读英法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在英国更为成熟的种种方便条件进行经济学研究，于1843年下旬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第一次对包括他和马克思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评述。次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分析了私有制造成利益冲突的社会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加剧社会矛盾并引起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提出“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47]，进而对消灭了私有制剥削的未来社会的生产、经济活动作了合乎逻辑的推测。该文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分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并据此预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些分析对马克思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马克思将此文称为“天才的大纲”，是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该文通过批判卡莱尔的泛神论和英雄史观，提出消灭私有剥削达到“真正的人类自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英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的分析比较，明确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及其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才能拯救英国，他们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著作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是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记录了7本笔记，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著作结合对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德国哲学的研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从根本上揭示它同工人、无产者的对立和尖锐矛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工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劳动成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相悖，而且预示了只有否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劳动复归为劳动者天然的本质，劳动同劳动者的同一正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8]。马克思还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粗略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共产主义不只是一种观念，即关于消灭私有制和扬弃异化的理论，还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不只是扬弃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还是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只是未来社会的美好状态，还“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此外，还在批判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中分析了它们同自己的共产主义观念的本质区别。

1844年以后，恩格斯对英国这个当时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系列以“英国状况”为题的文章，既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又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些文章论述了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和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些强大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49]。这些文章还分析了英国宪法维护资产阶级财产的实质，揭露了政治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根本没有穷人、贱人、无产者的地位。指出这样的民主制必将被打破，代之以“社会的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是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原则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政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50]。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成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它是这一时期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作全面深入研究的最后总结和最高结论，是最早、最集中阐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并因而在形成科学社会主义观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著作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必然性，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学说只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够成为强大的力量。

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回到家乡后，于1845年2月在爱北斐特两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他们已经初步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最初的通俗的正面论述。演说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入手，围绕新社会对矛盾的解决，合乎逻辑地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体状况。恩格斯的宣传演讲活动不仅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形成，而且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845年到1846年，随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在理论上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析批判，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他们在政治上也战胜了魏特林、普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对正义者同盟的影响，赢得了同盟领导人的理解和信任。1847年他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重大政治成果——世界上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作为同盟纲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建党过程中的“集体智慧”，第一次全面完整、精辟充分地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念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孕育到形成、从形成到产生，经历了从1841年底到1848年初大约7年时间。其间从1841年到1843年秋是其孕育期，从1843年到1845年初是其形成期，从1845年到1848年初是其产生期。这一孕育、形成和产生过程既是分析批判资产阶级各民主派别代表人物的思想政治主张并逐步与之决裂的过程，又是分析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并与之划清界线而生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哲学世界观的转变为前提，以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转变为基础，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同一过程，从总体上说也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同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熟的共产主义观念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既是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的产物，更是马克思、恩格斯走向现实、亲身实践、参加指导工人运动的思想成果。站在无产阶级及其劳苦大众立场上的政治斗争决定着理论批判的方向和理论研究的内容，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处处以物质的和经济的现实关系为依据，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既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概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又显示出这一学说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无限接近科学和真理的发展趋势。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念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生长过程让我们看到，这种蕴涵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实践的和辩证的唯物史观的社会政治理论，绝不是对未来社会的天才猜测，从其理论体系看也不只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推测。一方面，从它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来看，同哲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研究成果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两个转变”过程中那些哲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思想成果的完整统一：在哲学上它是唯物史观，在政治上它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群众路线，在经济上它是所有制、阶级、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的理论。另一方面，从它的形成过程来看，它首先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大众、直至整个人类及其幸福的政治立场，然后是对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理论批判和对公有制在强大生产力基础上乃至与其相适应的优越的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证；其次是对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无产阶级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等社会实践；最后才是作为阶段性目标和最高目标的社会理想。在这里我们无须重复陈述它的一系列新的观点，但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指出它的本质，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念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乃至包含它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说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及至整个人类谋求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