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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时间:2022-09-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浅谈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王晓辉摘要: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1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条件①大革命以来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托派和中共的复杂关系下的独特经历,以及其偏执个性是他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主观历史条件。②在客观历史条件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举措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浅谈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王晓辉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 要: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尤其是对他的晚年民主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而笔者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分析其晚年的民主思想,才能对陈独秀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着重从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条件、晚年民主思想的内容、对其晚年民主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其晚年的民主思想。通过分析,认识到其晚年民主思想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蕴含的“闪光点”;批判地继承、发展其晚年民主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对陈独秀形成正确的认识与评价: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贯穿其一生,其一生有功于国家,有功于党,有功于人民。

关键词:晚年陈独秀 民主 大众民主 斯大林现象

1937年8月,陈独秀经过五年牢狱之苦,走出国民党的监牢,在漂泊了一年之后,又移居四川江津,寄人篱下,生活非常凄凉。尽管他当时远离现实斗争,但并没有停止对许多问题的思索。尤其是他在与托派的斗争中,对于斯大林现象又有了新的认识,促使他再次思考民主问题。他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他的托派朋友的十封书信和四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并形成了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1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条件

①大革命以来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托派和中共的复杂关系下的独特经历,以及其偏执个性是他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主观历史条件。

陈独秀在早期的中国革命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总体上讲是融洽的。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却采取诿过于人的态度和惩办主义的政策,使他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受到了错误的组织处理。对此,他不免对共产国际产生了一种愤懑与怨恨情绪。他多次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而到1929年他接触了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后,才系统地认识到第三国际中存在两条不同路线:斯大林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领导的马列主义路线。并认为“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反对斯大林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1],而明确地站在托派的旗帜之下,成为托派分子。但他走上托派道路后,并没有实现其救国救党的宏愿。而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托氏存在着矛盾。比如对于抗日战争:托氏把抗日战争看作中共一党与日寇的战争,而陈独秀则把抗日战争看作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及至后来,陈独秀入狱后,逐渐失去了对托派组织的影响,再加上托、陈二人分歧的扩大、托派分子抗日的极左态度,使陈独秀对上海托派彻底失望,并指斥其“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而是“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2]280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后,一方面在组织上脱离了托派,另一方面在抗日主张上与中共不谋而合,这样就使陈独秀有了向党靠近的倾向。然而,随着王明回国,以及在党内进行的夺权活动,为陈独秀靠近党组织造成了障碍。再加上后来王明、康生所一手制造的“汉奸”事件,以及他的偏执个性使他一再走入歧途,或者当他所认定并为之奋斗的“真理”并非“真理”时,他个性中的倔强就会变为固执而失之偏颇,意志刚强就会变得刚愎自用,宁折不弯就会使他有时缺少灵活和变通,孤傲自负就会变得迷信自己,永不言错等,使他通过中共参与抗日的愿望终成泡影。

②在客观历史条件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举措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在国内发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案:起因于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在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之间,苏联先后通过审判“托季分子恐怖主义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将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等49人枪决。最后,连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也被人暗杀了。这一旷日持久的政治清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最终确立了斯大林在苏联的个人独裁统治。与此同时,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1938年8月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共同瓜分波兰,出兵兼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原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并以防御外敌入侵为由向芬兰提出租借部分领土并在遭拒后发动侵芬战争而最终于1940年租借了芬兰大片国土,由此建立了所谓防御外敌入侵的“东方战线”。1939年,进攻乌克兰、白俄罗斯。1940年6月间,军事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941年4月同日本签订枟苏日中立条约枠,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这一切使陈独秀认为苏联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抛弃了“世界革命“的宗旨,单纯搞一国社会主义,践踏无产阶级民主,使苏维埃制成了摆设,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斯大林个人专断独裁的工具。所以,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一种怀疑感,进而予以否定,并把布尔什维克当作法西斯的孪生儿,把莫斯科与柏林、罗马当作世界上三大反动堡垒,把斯大林同墨索里尼、希特勒并列对待。

总之,从主观上讲,由于陈独秀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之间的矛盾与宿愿经过1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受“托匪汉奸”案的刺激,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再加上他与托派的矛盾,以及他个性的问题,使他在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以他特有的“反对派”的立场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经过“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得出了使后人毁誉不一的“最后见解”,标志着他晚年民主思想的最终形成。

2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内容

1937年8月,陈独秀被国民党关押5年后出狱,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外局势的巨大变动,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苏联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以及多年来与托派“极左”思想的争论,个人的复杂经历和政治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等各种原因,使他深刻地感觉到民主问题的重要性。他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2.1 大众民主及其进步性

陈独秀努力追求的民主是一种大众民主,即是由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权利的民主。而这一民主的实现,必须以实现党内的民主为前提。可是,当他对革命的主张不但不能被党中央所接受,反而遭到党中央对他进行无情的打击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呼唤: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时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等人的心术特别坏。同时,他又认识到: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俄、德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促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他说:“苏联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故也。”[3]

2.2 民主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并包含具体内容

列宁曾说:“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4]陈独秀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此外,他又强调了民主的内容是有具体规定性的,并不因为不同的阶级使用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指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它有具体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两者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如果把民主的这些基本内容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

2.3 民主制与独裁制的关系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斯大林现象”的思想武器。他认为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此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5]

2.4 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

陈独秀根据民主的发展历史,通过分析民主与议会制度的关系:民主的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的全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6]这使他认识到民主的真谛,以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他认为:“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7]293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则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3 对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评价

对于晚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终于懂得了民主政体的真谛”,这是他“毕生战斗经验的精华”。台湾方面则认为这是陈独秀晚年幡然悔悟,胡适等自由派学者则广泛宣传,说陈独秀晚年“大觉大悟”,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归自由主义。而在中共方面,历史上长期视陈独秀为“叛徒”,他的“最后见解”更是叛徒言论无疑。但是,随着近年来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其“最后见解”中具有一些闪光的方面,并开始肯定他的“最后见解”的思想价值,认为其民主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史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上都将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应该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宝贵思想财富继承下来。尽管如此,对于陈独秀晚年最后的民主思想的评价,从其“最后见解”的发表至今,学术理论界都颇有争议,对此,我们应全面客观地来认识其晚年的民主思想。

3.1 民主的超现实性

陈独秀虽然分析指出了民主是人民“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是人民斗争的产物,但又把民主抽象概念化,尽管他声明从历史及现实出发去讨论问题,但他的民主观还是超出历史的认识和现实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仍然是停留于对民主概念上的界定和学理式的讨论,并无实际斗争意义。尤其是他把苏联的苏维埃制与德国的法西斯制相提并论,否定十月革命,强调必须承认英、美、法不彻底的民主制的价值,谴责斯大林向英、美、法放冷箭,保护法西斯,这是其不冷静的表现。

3.2 否定专政,从制度层面上认识民主

陈独秀赞同西方民主是个人的信仰自由,这无可非议,但是他把苏共和斯大林“骂得狗屎都不如”,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进而怀疑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他在指责苏联制度违反民主制基本内容,强调应当保护民主的同时,又向另一个极端走去,否定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怀疑无产阶级政权中“专政”的意义和作用,而认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发展。当然,他对苏联制度的批评、论述应该说还是比较深刻的,他在主观上强调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这还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他从斯大林搞的肃反扩大化中认识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就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问题。这说明了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民主的认识也迈出了更高的一步。特别是他不从个人责任和个人品德方面来思考斯大林现象,而是从制度上去探索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原因。这堪称是他对民主认识上的最精彩、最深刻和意义重大的部分。

3.3 盲目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民主

陈独秀在晚年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尺度来衡量无产阶级民主的。无论从机械进化论的眼光来看,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看,他拿一种落后的民主制来估定一种先进的民主制,这种分析的前提就不对。另外,他始终只注重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表面内容,恰恰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以及其虚伪的本质。所以,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肯定是盲目的,而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指责则是缺乏历史和阶级观点的分析。当然,他在以错误的标准衡量无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也对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强调指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全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作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

3.4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

在陈独秀看来,民主主义一方面可以与资本主义“分离”,另一方面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容”。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占全国大多数的民众,从量改变到质,从议会到苏维埃,并且还要从大多数人民政治继续扩大到全体人民政治。”[8]因此他得出:不能包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其民主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3.5 民主之于政党建设的意义

陈独秀重新认识了民主的属性以及轻视民主的危害性,并强调了民主对于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莫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它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全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一生追求民主主义,因为他相信:民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政党的生命之源。尽管在他晚年形成的“最后见解”中对民主的阐述有些许偏颇与不足,但亦有恰当与准确之处,对此我们不应求全责备,一叶障目。相反地,我们应从陈独秀晚年的遭遇:政治上的迭遭打击,经济上的贫困潦倒,精神上的亲人“先我而死”的刺激,思想上的知音难觅的孤独和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中去客观全面地分析其晚年的民主思想,并对其合理的部分予以吸收利用。总之,陈独秀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投身新文化运动,领导了五四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于他晚年为中国、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见解,启发和激励着后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而不懈地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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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彦.晚年陈独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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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97-298.

[6]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289.

[7]范书林.论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Z].东岳论丛,2006(7):142.

[8]樊卡娅.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演变简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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