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期间的《大公报》

四、十年内战期间的《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续刊后不到半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在十年内战期间更是突飞猛进。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总资本由原来的5万元增加到50万元，职工人数由70人增加到700人，全国分销机构达1300多处，发行量由最初的2000份上升到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舆论影响力的大报。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色。

1.政治倾向上的爱国、亲蒋、反共

新记《大公报》续刊后一直坚持“四不”方针，在政治上坚持“不党”，强调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对国内各党阀派系一视同仁。

续刊后的三四年间，《大公报》对国内新旧军阀，各派势力的报道一视同仁，言论上各有批评和赞许。例如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大公报》客观地报道了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因而遭到双方嫉恨，报纸在蒋介石统治的南方被扣，在阎锡山统治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无所畏惧，不仅公布了北平当局的“警告”，而且发表社评表示“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20]。

在十年内战期间，两极政治格局及其后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大公报》逐渐形成了爱国、亲蒋、反共的政治立场。这也印证了张季鸾对“不党”并非中立的解释。“九一八事变”前，《大公报》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持反对意见，认为共产党“杀人如麻”，是“洋装张献忠”^[21]，但对红军的军纪严明也给予了赞扬^[22]。

《大公报》爱国、亲蒋、反共立场在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宣传中也可一见。“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提请国人注意东北危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不仅给予独家报道，同时在言论上主张“忍辱请成”。并确定了“明耻教战”的报纸编辑方针。“明耻”，即清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侵华历史，并告知读者。这就是王芸生整理在《大公报》上连载，后来编成多卷本出版的《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一书。“教战”，就是请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大公报·军事周刊》，介绍现代军事知识，让国民做好开战准备。当“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腹地，威胁中国生存时，《大公报》的态度是主张“死里求生”^[23];当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事态暂时平息时，《大公报》发表社评《愿国民清夜自问》^[24]，吁请当局和国民做根本反省。在此后的长城抗战、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期间，《大公报》都坚持了这种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立场。

在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阐述拥蒋反共斥张、杨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唯一领袖，斥责张、杨，并严责共产党“恶意的勾煽”导致事变，要求中共自忏过去十年来对国家民族所犯的大罪^[25]。

2.《大公报》的业务特色

新记《大公报》除了在版式上有较大改观外，更在内容上形成了重新闻报道、重言论、重副刊专栏的鲜明特色。

一是重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上《大公报》不依赖通讯社提供的通稿，而是注重建设自己的通讯网络，指挥自己的记者、通讯员采写有特色的新闻。《大公报》地方通讯和本埠新闻全为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两个整版的要闻版，有一半是本报专电和通讯，有时甚至不用一条外电。《大公报》的记者、通讯员往往能采写到很多第一手材料和独家新闻，如曹谷冰1932年赴苏联采访写作的访苏通讯，1935年范长江赴西北采写的西北旅行通讯，对红军长征动态成功报道，1934年8月王芸生上庐山就时局问题采访段祺瑞、林森、汪精卫等政要的访谈，等等，都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

二是重言论。在言论上，《大公报》的社评和星期评论最为人称道。张季鸾、胡政之以及其后的王芸生都是写社评的高手。《大公报》社评多与重大新闻同步刊发，或评论、或解析，总能立足于国家立场和民族利益，不回避、不退缩，真切反映舆论民情。《大公报》星期评论也是其言论的一大特色。1934年元旦，《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每周邀请一位知名专家学者写一篇论文，论述时事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种问题，撰稿人包括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陈衡哲、蒋百里、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等一百多位，他们的教育背景、专业领域不尽相同，但都乐意为《大公报》撰稿。自1934年1月7日至1937年7月2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共刊发169篇文章，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论坛。

三是办丰富多样的副刊及专栏。在《大公报》历史上曾创办过包括《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医学副刊》、《经济研究周刊》、《社会科学》、《读者论坛》、《儿童周刊》、《戏剧》、《妇女与家庭》、《图书周刊》、《军事周刊》等在内的40多个副刊。其中以《小公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而以沈从文主编的，作为京派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重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7年)最受文学界瞩目。京派所持守的独特文学观、批评观及创作观，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3.《大公报》的经营管理特色

在经营上，新记《大公报》创建之初，采取股份制公司模式，股东除北方金融巨头吴鼎昌外，还有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久大银行、永利银行、经济研究会;个人股东有范旭东、张伯苓、周作民等，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到1928年底，还增设了“荣誉股”。良性机制加上苦心经营，《大公报》规模迅速扩大。接办之初，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6000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3倍，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达700人，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构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

在人事管理上，胡政之实行任人唯贤的办法。他亲自制定《大公报社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规定了6项考核标准、3项奖惩办法。科学的人才考核和培养机制，使得《大公报》培养出了徐铸成、张琴南、金诚夫、王文彬、许萱伯、金庸、曹谷冰、孔昭恺、范长江、孟秋江、萧干、徐盈、彭子冈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知名记者和编辑。在职工福利方面，《大公报》规定职工享有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婚丧补助等待遇。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制度。

在报业文化建设方面，《大公报》热心社会服务，慷慨捐资救灾，倡导戏剧和体育，组织“大公篮球队”、“大公剧团”，并首创“大公文学奖”。这些活动以《大公报》品牌为依托，全方位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和社会声誉。

《大公报》领导层的眼光、智慧和经验，报纸业务上的突出特色以及经营管理上的行之有效，使其发展迅猛。至抗战前夕，《大公报》已是津、沪两地出刊的全国性大报。抗战时期，《大公报》也经历了停刊、易地设馆的辗转周折，但报馆上下一心，坚持出版，创造了中国新闻业的传奇:《大公报》渝、港、桂版一度同时发行，1941年4月获密苏里新闻学院最佳报纸奖。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续刊至1949年，前后一共创办了6馆10报^[26]。6馆的地点是津、沪、汉、渝、桂、港;10报指各馆一份日报，另出有4份晚报:上海大公报临时晚报、香港大公报晚报、桂林大公报晚报和重庆大公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