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内战之武学篇

金融内战之武学篇　出轨的学者，有“对”有“错”的学者

西方经济学诞生了以货币主义为最大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在自由市场，纸币有权利进行一切交易，政府乃至央行都不要多干预，应该实施“单一规则”，不要朝令夕改，甚至不要采取任何宏观调控，要让纸币“自由地泛滥”。

金融危机表明，人类经济学需要从价值—金币经济学发展到价格—纸币经济学，必须在纸币条件下重新寻找价值规律的实现途径，刻意回避价值规律或者滥用价值规律，就会成为“出轨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上出价值规律之轨。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出轨的学者”。在今日中国经济学家中，特别是在海归经济学家中，出现了一批“出轨的学者”。要坚决、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和它的中国弟子，因为这些错误观点可能误国误民。

让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开始。

一、西方经济学的一二三四

1．斯密的一二三四

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其代表作是《国富论》，1776年出版。该书奠定了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主义守护神”的地位。

一个时代：金币时代

斯密处在一个完全金币的时代。那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实业被广泛重视，处在强势地位，金融相对弱势，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可以靠枪炮无偿使用。

“二分法”

斯密最早确立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分法”。

他第一次明确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只有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货币和工资才会增长。也就是说，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财富的标准是国民每年劳动生产出的物品的总量。为此，他明确驳斥了重商主义学说，该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最初的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他物品。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第三方利益”最大化的“单市场”实现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在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中，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利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是因为，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这个市场是单一的、完整的、无边的、不容分割的，不但在国内是完整的，在国际上也应该是完整的。

市场上的这个自由的交易者就是“经济人”。单个“经济人”关心的是通过买卖成交实现自身利益，如果没有欺诈，还会实现买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关心的则是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利益”的实现，只有实现了“第三方利益”乃至“第三方”的“第三方利益”，整个市场链条才会良性地延伸和延续下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经济学家的唯一责任。斯密第一个完成了“第三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实现理论。

为了保护单一的无边的市场，为了让“无形的手”发挥最大作用，必须实现国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必须实现国际的自由贸易，也就是必须实现“双自由”，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和高额关税。这就是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或者叫“无形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统治了经济学史200多年，现在大多数人的经济思想还处在这一“双自由”阶段。“双自由”思想正是全球纸币泛滥和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原始的学术根源。这个根源又叫“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此次危机后遭到清算。著名的索罗斯也公开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要治愈此次和今后的资源金融危机，必须从这里入手。

“第三方利益”最大化实质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良心。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及其信徒基本上主动或者被动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这颗良心。

货币财富的“四分法”

斯密认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这三大阶级就是地主、工人和资本家。

斯密在《国富论》中综合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和财政学说，极力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政府应减少干预或不干预经济，他的这种思想通过所谓的“廉价政府”、“夜警政府”得以充分体现。他认为国家对民间资本征税，会相应地削弱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他以平等、确实、便利、节约作为征税原则，并被后人奉为经典。

斯密认为，全部社会财富分为四部分：工资、利润、地租、税收。不过，斯密对四部分的内在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他还没有真正解决地租来源问题，存在明显的“学术犹豫”。后来，萨伊抓住了斯密的这一“理论犹豫”，明确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一样，凡能给行为人带来效用的东西，都是价值的源泉，建立了由“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组成的“三位一体公式”。这就完全掩盖了价值创造过程，严重误导了地租理论和资源经济学。

2．马克思的一二三四

李嘉图把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顶峰，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继《国富论》之后的另一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影响也很大，在《国富论》和《资本论》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马克思继承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留给我们一部伟大的《资本论》。

一个时代：金币纸币共存、金币仍处强势的时代

马克思处在欧洲工业革命初步完成，从而实业、金融相对均势的时代，此时为掠夺自然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殖民战争已经向纵深全面展开，在全球展开。那是一个金币纸币共存、金币仍处强势的时代。

“二分法”

在经济对象上，马克思的“二分法”是非常明确的：他把经济分作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其中实物形态又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价值形态又包括货币和资本两个状态。

“第三方利益”最大化的计划实现

立足于供求关系的市场经济，最初确实实现了“第三方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随着交易的复杂化，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说明供求已经无法自己达到均衡。马克思要寻找新的出路，他否定市场的作用，强调供求之“供”——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是实现“第三方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

必须重复这一点：“第三方利益”最大化实质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良心。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及其信徒基本上主动或者被动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这颗良心。

货币财富的“四分法”

马克思的财富分类非常清楚：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因此工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块，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地租是另一部分，最后是税收。

当然，现实的情况未必如此。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全球爆发，就是因为以地租为主要构成部分的资源价格和资源利润过高造成的。目前，中国紧锣密鼓进行的资源税等重大改革，正是为了解决地租占比过重和分配不清的问题。

3．凯恩斯的一二三四

凯恩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其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个时代：金币纸币共存、纸币渐成强势的时代

凯恩斯处在西方工业革命（欧、美、日本等）彻底完成，实业渐渐弱势、金融渐渐取得强势的时代，他经历了为掠夺自然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金币纸币共存、纸币渐成强势的时代。

“二分法”

从内容上看，“二分法”把经济分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两部分，从时间上看，“二分法”分作“重实体阶段”和“重虚拟阶段”两个阶段。斯密和马克思都是“重实体经济者”，主张金融中性论；凯恩斯是第一个“重虚拟经济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凯恩斯的主要贡献。从此，金融成为强势力量。甚至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就是一种货币金融理论。

凯恩斯用总量分析的方法把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了货币、利率的关系及其对就业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虚拟到实体的经济理论。以前，是从下到上，从实业到金融；此后，就是从上到下了，从金融到实业。货币及金融不再只是实体经济的被动的“服务生”，而是渐渐成了“操盘手”。

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货币的生产对私人企业来说可望不可及。中央银行牢牢掌握货币供应的控制权，可以人为地增减货币供应量。这是典型的现代纸币理论。斯密和马克思时代的货币理论都是金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则是纸币理论，二者本质不同。这是因为，金币是一种商品，基本受价值规律约束，不能随意发行；纸币则只是货币符号，只受国家信用担保，可以随意发行。

按照凯恩斯理论，纸币具有主动的攻击性。增加货币数量不会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却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因此利多弊少。增量货币是就业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可以用印票子来制造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方利益”最大化的调控实现

马克思强调供求之“供”——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的作用。凯恩斯则强调供求之“求”——限制市场的作用，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用增量货币和公共工程刺激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而就业的增加会带动经济再次进入良性循环。

凯恩斯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在不干预情况下，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带来的高利率，使得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进而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换句话说，政府调控是实现“第三方利益”从而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关键。

货币财富的“四分法”

凯恩斯的财富也分作四部分：工资、利润、地租和税收。不过，凯恩斯的财富分类和分配理论在内容上与斯密极其相似，对各种来源的内部关系其实不是很清楚，特别是都没有认识到地租的“不劳而获”。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世代通病。

4．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大师”的对与错

三大里程碑之后的经济学是弗里德曼的天下。

经济实践总是先于经济理论。纸币早已无处不在，人类经济史已随纸币大流行发生巨大改变，并酿成了此次大危机，但是人们对纸币的认识还远远算不上科学，经济学史还未发生与纸币的统治地位相匹配的大改变，现有的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纸币的种种深层疑惑。价值规律与纸币实践成为最大的经济学矛盾。

历史总是以悲剧开始。为解决价值规律与纸币实践这一当代最大的经济学矛盾，经济学史先开了一次大玩笑，酿成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大悲剧。弗里德曼就是这次经济学玩笑的主创演员。他将纸币的权力从实业领域扩展到全部人类活动领域，引导纸币大规模出轨到自然资源，为金融内战埋下了学术病根。

在此次大危机中人们常常听到的“货币主义”这个词，将其称为制造大危机的思想根源，这个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就是弗里德曼。据说，弗里德曼曾是第一张全球纸币缔造者尼克松的顾问。人们一般称弗里德曼为“货币主义大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

此次大危机前，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在1950年到1970年，在与强大的凯恩斯主义的战斗中，弗里德曼曾经几乎孤身一人，被视为离经叛道、荒诞可笑、不自量力，一些著名高校的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然而，弗里德曼成功了，逐渐赢得了学术声誉，他的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时代的“国家经济学”。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此次大危机爆发，西方世界长达30年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属于弗里德曼。至少此次危机前，这是一个可敬和伟大的弗里德曼。

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认为，哈耶克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且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也没有延伸到经济学分析中，所以只有弗里德曼的获奖才真正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弗里德曼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中的“教父”地位慢慢确立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放松政府管制和恢复市场信念的运动中，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尔夫人还尊称其为“学术界的自由战士”。弗里德曼的一生都在为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斗争，他的经济理论服务于自由市场制度。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学逾30年，力倡新自由主义经济，培养出大批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和帮助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凯恩斯早在他的阵地失守之前30年就去世了，他留给了他的追随者30年的好时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干预主义的失败，是他们自掘坟墓的结果。在此次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11月，弗里德曼以90岁高龄辞世，带着无上的光环而去。不久，大危机爆发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作为一位杰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认为是斯密在20世纪的衣钵传人。相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职能，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这确实是斯密的基本主张。弗里德曼确实是举着斯密大旗反对凯恩斯的。在他看来，市场本来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凯恩斯主义过于信赖政府调节和控制市场的能力，频繁使用扩张性和收缩性政策调控经济，其结果，使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相结合，当这两种病症结合在一起时，凯恩斯主义就失灵了，他们既不能解决此问题，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释。“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建立在恢复市场信念，建立市场秩序之上。

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坚持，一个反对。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及自由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着调度资源最主要的信号功能，因此他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去世前，这位大师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对罗斯福新政的质疑：“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弗里德曼最大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学术错误就是，他在挑战凯恩斯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货币的权威和价格的自由，让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再次“缩手缩脚”。这是在斯密时代就已经明确的市场经济的基石，弗里德曼把它重新砌在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中。要命的是，斯密时代的货币是金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弗里德曼时代的货币是纸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如果说，金币是水，纸币却像水蒸汽，前者的自由运动基本与经济活动同步，后者却会高高地在经济上空盘旋，很大的一部分只是一种货币和金融游戏，不参与经济生产和创造活动，不带来真正的财富。而且，弗里德曼主张纸币交易无边界，甚至主张卖淫、毒品交易的合法化。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当作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词。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3本同样伟大的著作。更重要的是，美国等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凯恩斯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开创了一个“凯恩斯时代”。

凯恩斯的真正贡献是：看到了纸币时代政府发行增量纸币的权力和调控作用，建立了最初的“纸币经济学”，事实上已经明确建立了“增量纸币”和“宏观调控”的“二位一体”。1970年后，弗里德曼高举“货币主义”大旗，在极力反对凯恩斯的政府调控主张、倡导自由市场观点的同时，拿来了凯恩斯的“增量纸币”理论，成功建立起“增量纸币”和“自由市场”新的“二位一体”。这一理论大大迎合了“多印票子少负责任”的美英政府的口味，使弗里德曼迅速成为西方世界新的“经济学国师”。到了1990年，以弗里德曼思想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几乎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

实践证明，“增量纸币”和“自由市场”新的“二位一体”是一次“乱配”。弗里德曼的纸币放任主义基本否定政府的调控，大量的出轨的纸币美元如出笼的“纸老虎”，一批又一批地涌向了土地等资源领域，和其他国家的纸币结合，在全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泡沫铁三角”——“美国土地+原油+金属”，造成了一段充满泡沫的“虚假繁荣”，终于爆发此次大危机。

总地来看，纸币越自由，金融游戏也就越自由。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因此成为华尔街金融炒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也说过纯粹的货币交易未必增加实质财富，但这明显不是他的主音调。现在，在检讨大危机中，人们把矛头指向弗里德曼，他不应该感到委屈。

西方经济学围绕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金币时代产生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在纸币时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这是最简单的西方经济学史。被学院派们编成三本书、须讲两三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史，说到底就这两句。

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是斯密，他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创始人。该理论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货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下，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同样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弗里德曼理论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纸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新凯恩斯主义是一个较松散的学派，却也构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半壁江山。该理论同样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问题的关键是，在弗里德曼那里，金币和纸币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货币，而货币都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权威和自由。无论在实业领域，还是在资源领域，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可见，弗里德曼对货币自由的新开拓，恰恰迎合和助长了纸币时代的新疆域——资源金融。

据说，从1973年到2006年，从事投机的纸币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对此却视而不见，一直打着捍卫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货币投机辩护，甚至当投机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经明显地引发危机之后，他还依然故我。这些投机大量集中在资源金融及其衍生品。当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垄断资本对他们控制的石油等自然资源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价时，他竟然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态度。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支持芝加哥大学的原因？

不知道这是否是大师的“虚伪”，但一定是大师的“缺陷”。目前，全世界正在从大危机中吸取教训，正在干的最大的事情正是切割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为出轨的纸币和自由市场设置一个边界。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死

1．大危机宣告西方经济学寿终正寝

大危机总会把一些大人物拉下神坛。这一次，被拉下神坛的金融大腕，是弗里德曼和格林斯潘。此次大危机后，不少美国人说，格林斯潘此前固执地执行的货币政策是造成危机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

“文状元”弗里德曼在危机爆发前夜去世，留下一个“武状元”格林斯潘独自招架世人的“指责”。而且，危机后，这位格老还误判危机，引起更多的质疑。

美国次贷问题暴露以后，格林斯潘等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起初还很乐观。他在2007年12月曾说过，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小，到2008年一季度就差不多了。在他影响下，美国另一金融大腕、前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2月访华时也讲过，次贷危机二季度见底，三季度经济重见光明。直到2008年9月前，西方主要经济人士还大都持乐观态度。格林斯潘式判断占据上风。

然而，危机却在迅速加深加快，格老不得不改口了。2008年9月15日，新华网以《美金融危机百年一遇将诱发全球动荡》为题目，介绍了格林斯潘14日说的话：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位大腕强调，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并预测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倒下。

大腕倒下了，西方经济学死了，人类必须在严格区分金币和纸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了。

此次大危机前盛行的达成“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以货币主义为核心，是造成此次大危机的学术和思想上的“超级病毒”。危机后，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已经公开向全世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早已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复兴，这些政策在18至19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现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合时宜，“往坏里说是误导”。

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人们相信货币的力量，在纸币条件下就是相信纸币的力量，大大复兴了“货币拜物教”，人们再次为追逐货币而疯狂，彻底从二战之后短缺经济时代的“实物崇拜”中解脱出来。西方政府巧妙利用了货币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直至此次危机前，西方将货币主义奉为“国学”。随着石油危机和资源金融的异军突起，资源金融赚钱效应让人眼红，人们追逐货币的激情又反过来助长了资源金融泡沫。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把从实业中赚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投进了各种资源金融产品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中。货币主义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关心劳动和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了，关心股票和期货投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危机也就越来越近了。千千万万中小散户和资本大鳄一起，共同吹起了资源泡沫和资本泡沫。

这次大危机让西方经济学界陷入了极大困惑，连一贯聪明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们都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同样中了货币主义“超级病毒”。华尔街一片混乱，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动摇了亿万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机制的信心。

2．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矛盾和10大误区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在整体上，至少在基本思想上已经山穷水尽，但是仍然有大批经济学家在做着不厌其烦的解释工作。因此，在《出轨的纸币》和本书中，我不得不连续痛打“落水狗”。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最大矛盾：

理论上，将宏观经济分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部分，用的是“二分法”；实践上，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的是“三分法”。

矛盾在于：实体经济包括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一部分，虚拟经济属于第三产业的另一部分，因此，“二分法”和“三分法”根本不能对接。可笑的是，这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理论和主流的做法。

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产业分类法同样杂乱无章。产业分类法即国民经济部门分类法，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对经济活动进行分解和组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的产业概念。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产业分类也不一样，目前常见的分类有：

（1）三类产业分类法

目前使用最广的方法。

说来也怪，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是始自发达的欧美，而是最早流行于当时还相对落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目前，各国对三产业的划分不完全一致，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矿业等；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通讯等；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和保险、不动产、个人服务业等。

我国采用的也是三类产业分类法，并在1985年和2003年重新划分。现在，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一个“除”字说明，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采用的三类产业分类法也没有内在的逻辑标准。

目前还出现第四产业的说法。所谓第四产业，即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某些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设计和生产电子、计算机软件的部门，应用微电脑、光导纤维、激光、遗传工程等新技术部门，以及高度电子化和自动化的产业部门等。其实就是实业中的高科技产业。

按照此种混乱逻辑，以后肯定会出现第五产业、第六产业……

（2）联合国产业分类法

又称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是联合国为了统一世界各国产业分类而制定的标准产业分类法。它把国民经济分为十个部门：农林渔猎；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业；批发、零售、旅馆、饭店；运输、储运、通讯；金融、保险、不动产；政府、社会与个人服务；其他经济活动。每个部门下面分成若干小项，再将小项分解为若干细项，大、中、小、细共分四级，并对各项都规定了统计编码。这种产业分类将全部经济活动不遗漏地给以分割，并使之规范化。基于这种分类法所作的统计有很高的可比性。联合国产业分类法的显著特点是和三类产业分类法保持着稳定的联系，其分类的大项，可以很容易地组合为三部分，从而同三类分类法相一致，其实只是个折衷。

（3）产业状态分类法

按产业是处于增长或衰退状态可将产业分为：

①朝阳产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在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兴盛状态的产业部门。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如早上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故称为朝阳产业。

②夕阳产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需求变化，在开发创造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竞争中处于衰亡状态的产业部门。人们形象地称为夕阳产业。

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划分，其实只是实业内部黑色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划分，尚不是大宏观经济的分类法，虽不乏科学性，但不是最高意义上的分类法。

（4）资源密集产业分类法

亦称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法。在产业结构分析中，根据不同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划分产业的一种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法把产业大致分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亦称土地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亦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亦称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又称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是一种大资源概念，貌似科学，实则将不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混为一谈，在出发点上就乱了。

总之，现行产业分类法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分家”逻辑，不是“立家”逻辑，不是一种创业逻辑。旧方法只是一种“形式逻辑”，我们从中看不到宏观经济的内在逻辑，我们需要立足经济内部发展的“辩证逻辑”。

说一套做一套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巨大胜利，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完胜。

此次危机前，西方经济学围绕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黄金货币时代产生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在纸币货币时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这套经济学轻生产重交换、在交换中重价值形态的实现轻实物形态的实现，产生了至今统治全球经济学界的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两大贡献。这两大贡献存在两大致命弱点：忽视国内实业，忽视劳动创造，最终滑向纯粹的货币交易和资源金融泡沫。

“二分法”的实质正是回避实业的独立性和基础性，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倒向虚拟经济，即金融；在国际问题上完全倒向贸易，而且不分商品贸易、资源贸易和科技贸易，只以所谓贸易均衡说事，而要达到均衡，必须是落后国家减少出口，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力高。“三分法”同样回避实业的独立性和基础性，而且在三次产业中都夹杂进实业要素，显得更加混乱。在“二分法”和“三分法”中，我们都看不到劳动价值论的影子，看不到钱从哪里来，只看到钱在交易。最终，我们只看到交易英雄，而看不到劳动英雄，于是出现了世界整个经济的“赌场化”。“二分法”和“三分法”只是这个“赌场”的叫卖者和管理者，区别只在于谁更人性化，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和谐”。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清晰发现西方经济学的10大误区。

（1）实业即实体经济的误区。其实应为“实业+资源=实体经济”，不懂或者装作不懂实体经济的真正含义和范围，是西方经济学最大误区，也是误读危机的最大误区。实业仅指实实在在的劳动产业，提供劳动产品实物，不包括自然界已经有的实体，不包括自然资源实体。

（2）资源即资源资本的误区。其实自然资源不含劳动价值，资源炒作一开始就是泡沫，因此必须从根本上限制。这是上一个错误的继续。将自然资源和实体混在一起，是庸俗经济学的无能，也是资源资本家及其学者的高明之处。

（3）金融即虚拟经济的误区。其实黄金时代没有虚拟经济，纸币借助国家信用才形成虚拟经济，因此虚拟经济的实质是国家信用，国家没了信用，虚拟经济必会土崩瓦解。上述“三次产业分类法”其实是以黄金货币为基础的，因此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这是金融被误解的主要原因。

（4）宏观经济二分法的误区。这是以上三个错误的继续。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简单的二分法是极其错误的。其实，经济分作实业、资源、金融三部分，“三大产业分类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劳动）道生一（实业），一生二（金币+纸币），二生三（实业+金融+资源），三生万物。这是经济和经济学的真实状况和最高境界。

（5）市场规律看不见的误区。在实业和实业金融领域，确实是“看不见的手”起主导作用；但在资源和资源金融领域，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其作用的只是稀缺规律和占有规律，因此存在“管得住的脚”的问题——资源领域要管住货币炒作的脚，不能随意妄为。必须从手到脚谈经济，手脚并用。因此，我们主张：“双市场制度”=实业和实业金融市场+资源和资源金融市场。

（6）政府只是守夜人的误区。实业主导、黄金货币和古典市场时代，政府确实只应是守夜人，但在资源主导、纸币货币和现代市场时代，发行纸币承担纸币保值责任的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市场的“操盘手”。当然，必然被操纵（调控成为常态）的市场需要一个更民主更有效率的经济政府。这恐怕是以“单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无法理解的。

（7）一国利益最大化的误区。西方将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于1615年出版了一本《献给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政治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最早出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从未超出这个最初目的：为一国利益服务，“一国利益最大化”是300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宗旨。因此，西方经济学一直主张贸易至上、顺差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但是，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一国利益最大化正在破坏世界经济的平衡，况且最大经济体美国早已经将顺差政策改为逆差政策。在民族国家大面积兴起的条件下，“一国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成为“以邻为壑”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破坏“一国利益最大化”。因此，全球利益最大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唯一的出路。在全球经济政府和世界央行不存在的情况下，人类经济将面临全球化经济诉求无法得到全球化满足的窘境，世贸组织也几乎无能为力，这是历史哲学中的经常现象——三大现象之一。

这一误区集中体现在美欧等的贸易保护主义上，是当前的国际公敌。

（8）经济人是理性人的误区。经济人是理性人不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如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经济学就只不过是伦理学的分支。经济人是理性人的假设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因为价值规律总会让人的经济活动趋于理性。但是，在纸币条件下，价值规律其实已被限制，“去价值规律化”其实已被货币主义完成。

因此，纸币条件下，经济人不再是单纯的理性人，不再单靠市场分析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经济学家亦是如此。因为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而是以纸币操盘手的身份开始了和一切经济人的博奕。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策资源的普通经济人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就沦落为“听天由命”和“算命先生”的角色。

（9）资本必然要盈利的误区。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一定要盈利，这是因为在黄金货币条件下，传统的货币资本总是以一定的实体资产为对象（至少还能换成黄金）。但在纸币条件下，纸币为记账单位的资本不一定以一定的实体资产为对象，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资本记账单位，这笔资本或许根本没有参与实业循环，会永远只存在于虚拟的泡沫中，或许还在某个时点随着泡沫破灭而灰飞烟灭，重新归为乌有。此次大危机就是经典的案例。但是，倘若你的血汗钱也投进了这个泡沫中，同样也会灰飞烟灭。

（10）西方经济学主导的误区。过去，其实，大多人都认为，西方经济学主导世界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现在，以交换理论、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为铁三角的西方经济学已存在种种明显误区，如果依然信奉它，就会在整体上陷入经济思维的误区。

10大误区证明：西方经济学死了！

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货币哲学，货币哲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始于和止于斯密。此后，西方货币哲学要么重复斯密，要么全盘否定斯密，没有取得实质进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只不过重复了斯密的理论，而且是在纸币时代对金币逻辑的错误重复。现在，经济学需要新的学者，需要全新的思考。

3．须与陈志武先生商榷的9个问题

陈志武先生是当前在中国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他的一位大陆联系人还是我的朋友，我像尊重其他一切人一样尊重先生，反对他的观点纯粹是一次学术行为。

对于陈先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无需再在整体上批判，因为已经在弗里德曼身上完成了。这里，我将其分解为9个问题，一一商榷。

问题之一：不能混淆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

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是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的首要问题，陈志武首先在这里出了问题。这是其系列错误的根源。我认为，经济目的就是让男女老少生活得更美好，让人类得以延续千秋万代；经济手段就是为经济目的提供外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而不是相反。

从陈先生关于金融与养老的关系，可以看到其对经济目与经济手段关系的混乱认识。古今中外，养老都是个大问题，养老不是经济手段问题，而是经济目的问题，这一点恐怕是个常识。因此，只能从养老角度看金融手段，而不能为了金融的逻辑而放弃和改变养老关系。目的和手段不能“反观”。

可惜，陈先生从金融学论述养老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反观”。他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风险规避的自然要求。在传统社会里，靠的是后代、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养子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券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这显然是目的和手段的逻辑倒推错误。人一定要吃饭，但不能说吃饭的一定是人。金融确实有养老的功能，但不能说，养老的都是金融。养儿就不是一个金融概念。金融是一个人谋生和防老的手段，养儿却是一个人谋生和防老的目的，怎能相混？也就是说，成人活着是为了子女，抚养子女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只有一种情况下成立：一个成人只为自己活着。陈先生不会推崇这种情况吧？人毕竟要为了人类的延续而活着。

他说，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比如，中国家庭里……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并不是十分满意，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不管是这些年还是在很久以前，报纸上和我们生活周围都充满了这类不幸故事。因此，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相反，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是未来的保障，他们已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没必要把孩子训制得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因此，他们没必要背上传统中国家庭文化这种包袱。

按照陈先生上述论证，我们不得不问，陈先生在美国没有看到不孝的不幸故事吗？陈先生在美国没有看到父母管制孩子的案例吗？在严肃的经济和金融学里，塞进这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风？

我坚信，作为经济手段的金融学永远也不可能论证作为经济目的的伦理学，也就无法打倒作为中国伦理学核心的儒学。这一点，反儒的陈先生恐怕要再次失望了。

在此多说几句。儒学是中国的千年国学，研究人与人、人与国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儒学的“根”，强调男女老少的互爱和孝道；人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儒学的“本”，强调上下左右的高低和服从。犹如一棵树，“根”与“本”既为一体又相对独立。儒学的问题主要出在“本”上，扶持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儒学的“根”基本还是好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支柱。在“根”的意义上谈“中体西用”基本还是成立的。在中国进行了100多年的反封建反儒学之后，新儒学正在试图从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区分其“根”和“本”，试图“留根换本”。过去，学者们在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扔掉了，这小孩就是儒学的“根”。陈志武先生似乎要把这“根”也去掉。

问题之二：不能混淆自然时间与劳动时间

经济手段开始于劳动。有了劳动后，人的时间分作自然时间和劳动时间，自然时间包括劳动时间，但只有劳动时间才进入经济学视野，非劳动时间就留在经济学之外。这也说明，经济学的范围一开始就比哲学、人学和伦理学狭窄。古典西方经济学还有这个前提，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就忘了这一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时间是货币的基础，时间管理是现代西方金融学的基础。但是，金融学的时间必须是有效劳动时间，必须是劳动时间，一事不做混日子的自然时间，是不算数的。所以，时间逻辑视野下的金融学有这么一个致命缺陷——永远无法真正自圆其说。这也是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次贷借贷者的时间包含了太多的无效和低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借贷“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而他们的“明天”因为失业等变数变得无效，没有变成劳动时间，虽然仍然是自然时间。

陈志武认为，金融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意义首先就是时间管理。他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例作了说明，并且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张三今年28岁，今天拿到金融博士学位，假设他找到一份好工作，未来30年里每年的收入预期为10万。这些未来收入的折现总值就是张三的人力资本。假设折现后他的人力资本一共为200万元，那么即使张三今天没有流动性资产，他今天拥有的人力资本财富是200万。

如果张三想在上海买一个1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5000元的房子，那么他在未来10年里每年要存50000元才能买到这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张三的储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等上10年才能买到自己的房子。如果有住房按揭贷款，那么由于张三未来的收入流很好，今天可以很容易得到按揭贷款，让他马上就能买到自己的房子。所以，金融发展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有着很具体的含义，让张三李四们能在年轻时有自己的房子。

假设张三可以按30年还贷4%的利率借到50万元，那么在今天买房以后他每个月只要支付2300块钱，一年支付27600元，和之前每年50000元的存款相比，他的储蓄压力就会小很多。张三由此每个月少存的1700块钱又可以供他用于其他消费，让他在最能消费的年轻时候有更多的钱花，提高他一辈子的幸福指数。”

截止到此，假设张三借到了钱后失业了还不上贷款怎么办？不要以为博士可以不失业。此次华尔街失业的就是大批金融博士。结果只能给金融造成不良资产，甚至让其他人为其买单。

陈先生接着说：“对整个经济而言，这会促进整体消费需求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得更快。如果整个社会都如此，到最后又会反过来增进人们未来的收入机会，让张三的未来收入预期不再是一年10万，而是更多。”如果说张三一个人的无效时间还是个偶然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必然存在大量的无效时间，将这些大量的无效时间打包成金融产品，会是怎样的可怕局面？就是次贷和次贷危机。这是必然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陈先生在别处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元，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抢劫而发生，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它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渡过今天的难关。”

我只能沿着陈先生的思路继续“假设”下去了。假设这是一个更不幸的张三呢？贷款后又出了问题还不了贷款怎么办？恐怕这是陈先生的金融无法解决的吧？金融依然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取代家庭和社会救助成为最后的人类生存屏障。

因此，混淆劳动时间和自然时间是陈先生货币和金融理论的病根。金融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后港湾，更不是唯一出路。因为以时间管理为最高旨意的现代金融学永远无法解决“无效时间”问题。在金融指向的“一篮子时间”里，总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甚至少数情况下的多数人（如次贷），提供的是无效时间。

问题之三：不能混淆金币金融与纸币金融

金币自身是有价值劳动产品，所以金币直接和劳动时间一一对应；纸币只是货币符号，本身无法和劳动时间对应；所以，金币和纸币及其金融形态有本质区别，后者必然有“虚玩”的空间。

金币和纸币有本质区别，由于金币自身具有价值属性，在金币为主导货币的时代，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金币金融具有自身的修正能力。在那时，对金融交易的需求一直存在，金融交易本身具有基本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但到了纸币时代，由于纸币自身无价值，必然会出轨的纸币必然会扭曲金融需求，因此自发的纸币金融交易不一定是完全正义和合理的。此次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这个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纸币大国都在反思如何管制纸币金融的问题。

但是，陈先生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陈先生又说，此次危机后“美联储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中国的反应非常强烈是很应该的。”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既然美联储在印钞票，在“虚玩”货币，那么玩货币的华尔街怎么不是“虚玩”呢？只能是更直接的“玩家”。不得不告诉先生，在纸币金融时代，“虚玩”已经是常态了。

问题之四：不能混淆古典政府与现代政府

金币和纸币的区别决定了，金币时代的古典政府不同于纸币时代的现代政府。陈先生似乎没作这一区分。

陈先生认为，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陈先生显然反对政府的这些做法。

在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看来，政府最好是“守夜人”，不要过多干预市场和人民生活，不要太强大。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陈先生还曾以英国为例论述了只有穷政府才会催生民主法治。

其实，纸币时代的政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守夜人”角色，已经成为“超级操盘手”，单单凭借发行纸币这一条，广义的政府已经直接介入市场了。或许，陈先生被美联储的貌似非政府色彩迷惑了。其实，自尼克松以来，与黄金脱钩的专门发行纸币的美联储早已成为现代美国政府的马前卒了。总地来看，现代政府不仅强大，而且已经是最强大的了，仅从经济上看也是这样。因此，陈先生理想中的“小政府”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之五：不能混淆劳动致富与资源致富

陈先生认为，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陈先生把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归结为制度落后，特别是产权制度落后。在纸币时代，这种观点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误。有两个角度可以轻松反驳。

一是从实业和资源的关系看。我们现在处在纸币和资源金融时代，只有少部分资源和资源金融统治者富有；大部分劳动者处在实业领域，非劳动致富成为常态，劳动致富勤劳致富反而成为非常态。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金融内战中得到答案。在美国内部比较，底特律等地的美国产业工人同样勤劳而不富有。

二是从实业内部看。在体力、物力、智力构成的结构中，勤劳的体力劳动者只有在300多年以前才会劳动致富，此后，进入工业社会和科技社会后，勤劳的“蓝领”只能勤劳而不富有了。总之，勤劳必然富有已经是个遥远的经济学童话了。人类新的课题是：聪明而富有，这就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问题之六：不能混淆财富创造与财富管理

下面，从劳动、时间、纸币、财富角度，进入财富管理。

陈先生说，按照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如此，总觉得只有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和制造实物才是真正在做事，在真正创造价值。我们说金融的作用是帮助对资源进行配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境况的收入进行配置，也帮助不同人之间进行资源配置，这些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贡献。因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你说“华尔街公司和我们这些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也给社会创造关键的价值”时，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

很遗憾，陈先生又混淆了财富创造与财富管理，反对了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大多数人的一个正确的理念：只有实业创造财富，金融只是管理财富，最多是帮助和服务于创造财富，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连弗里德曼对此也是半遮半掩支支吾吾。

陈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不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也不取决于工程师多少以及工程师制造出的机器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他说，日本、美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他说，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

对此，我们不能不反问一句：如果一夜间拿掉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和那些金融证券工具还会存在吗？这不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问题，欧美历史早已证明，先有工业革命和技术发展，后有市场制度和金融创新，逻辑不能颠倒。

陈先生试图证明金融和金融学做的东西和那些搞工程、搞科学的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是可以相比的，试图改变人们的上述观念（不仅仅是个传统），可能永远无法做到。金融技术方面的变迁、创新和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永远无法和电脑和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贡献相提并论。实业是水，金融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问题之七：不能混淆“单市场制度”与“双市场制度”

在上述6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错误之后，现在可以谈论陈志武先生学术上的整体错误了。他的整体错误恰恰在其得益和得意的制度经济学上。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陈先生认为，中国是制度成本很高的国家，也就是制度落后的国家。

他又疑惑地问：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理论和现实不符了！怎么办？对哲学家来说，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不能削足适履，只能承认现实，修正理论。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就难了，因为西方经济学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标准，东方落后国家必须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就要推翻或者改革。对于海归经济学家来说就更难了，千辛万苦取来的经还要做再次修正甚至放弃，那不是白辛苦了吗？

其实，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最多只是半只鞋。

西方实施的是“单市场制度”，无论实业还是资源领域都是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实施的是“双市场制度”，实业领域的市场制度和资源领域的国家管制特别是价格管制。这个大事实，单靠所谓的制度经济学是看不懂的，更玩不转。或许更令陈先生不解的是，此次危机后，不少国家加剧了“双市场制度”进程，中国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煤炭等资源的国有化再造，而美国似乎也对资源和资源金融产品加强了价格管制。这事实上已经宣告西方“单市场制度”和传统制度经济学的破产。

问题之八：不能混淆实业金融危机与资源金融危机

在批评中国的同时（大多数问题错了），陈先生也没忘了批评美国，没忘了批评奥巴马（也可能批评错了），这一点倒是我欣赏的，因为两种批评都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内在线索是一致的，体现了学者的基本素养。

他说：“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因此，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

陈先生拿出了新旧自由主义的最大武器：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即市场的自洽机制）。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

陈先生显然混淆了实业金融危机与资源金融危机。二战之前的实业金融危机基本发生在实业领域，而且以金币为货币条件，市场机制可以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二战之后的特别是1971年以来的资源金融危机基本发生在资源和资源金融领域，而且以纸币为货币条件，市场机制根本无法发挥纠偏作用。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源金融危机的伤口无法自行愈合，因为资源和资源金融自身没有造血功能。只有靠政府的强力介入，迅速止住资源泡沫伤口，迅速将重点转向实业复苏和新实业创造，才能恢复实业从而恢复整个经济的价值创造功能，随着这一造血功能的恢复，经济才能慢慢重拾升势。

问题之九：不能混淆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

陈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他认为，到目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陈志武先生大力批判“国进民退”，称其有五大后果：一是使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二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三是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四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五是使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停滞不前（这是典型的老套的自由主义决定论）。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中，围绕“国进民退”的话题，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和争论。不难发现，陈先生混淆了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这是陈先生“二分法”西方经济学的必然。依靠国家给与的资源发财致富的资源垄断型国企，和遵循市场规律自由竞争的实业竞争型国企，二者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以往国有企业主要的弊病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领导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等等，但是通过30年的改革，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进，其中不少实业竞争型国企已经具有强实力型特征，当然不少资源垄断型国企还不具备强实力，停留在大实力型特征。在实业领域存在价值规律，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体制，那么就应该允许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权利，实业竞争型国企不但可以退而且可以进。与此同时，实业竞争型国企的法人治理和绩效管理必须坚持。反对者也不要用双重标准。

不能否认，陈志武先生等反对者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后果在资源垄断型国企是明显存在的。但是，正确提出问题不等于正确解决问题，正确的方法是探索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总之，区别对待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关键点。这是错综复杂的金融内战的一个理论认识根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智慧。

一言难尽陈志武，“九”言也难尽。陈先生给我们的是一颗蜜桔还是布了一个更大的理论迷局呢？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立场是货币和金融的自身立场，而非实业和科技的市场，非服务实体经济的立场；是小众（货币和金融从业者是小众）的立场，而非大众的立场。陈志武先生的金融观点是立足自然时间配置的金融交易理论，推崇价格而反对价值论，也就滑入了为交易而金融的技术金融和“中小操盘手金融”的深渊。

批判陈先生，是一次交锋，也算一次交流。当然，批判陈先生的观点，不等于否定陈先生的批判，他确实正确提出了不少好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正确分析和解决他提出的问题。

行文至此，想起几个月前在非洲，一位驻非某国大使和我们交流时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中国的媒体应该多从自己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不错，中国到了产生本土经济学的时候，中国到了有自己声音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作为。经济类媒体更应该如此。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经济学

金融危机戏弄着人类的经济学和货币哲学智慧。这是一种怎样的危机？为什么人类总是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怪圈里痛苦地轮回？人类靠什么向危机宣战？靠什么跳出危机包围圈？靠什么避免危机卷土重来？这是一连串经济学和货币哲学难题，是人类共同的难题。

西方经济学死了！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再也不能跟在西方经济学的屁股后面浅入浅出，人云亦云。我们要深入经济和货币问题的根部——价值问题。要真正搞清楚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搞清楚人类经济的未来方向，首先要搞清楚价值问题。建造新经济学大厦的任务只能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人们来完成了。这次，中国人站在了最前沿，至少是并列站在了最前沿。

1．马克思的“劳动一元价值论”

我们的新经济学必须从马克思开始。这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理论必然，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一元价值论是货币哲学无法回避的根基。

马克思认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显然，在马克思这里，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体能的支出。

劳动作为人的最高属性，原本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上下几千年的阶级统治却使劳动者从社会主体降至社会底层，甚至不被当人看。劳动也从人性的最高属性，变成低贱的行为，只有下等人才因自己的低能而从事劳动，至于上等人，则可以无偿享受劳动成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完全从劳动者立场对价值现象进行的系统概括。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劳动者才有了足以与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相对抗的政治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一种强调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强调人类通过劳动摆脱神圣与自然的束缚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把劳动分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就是人的生物体能的支出，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复杂劳动就是利用科学和生产工具的劳动，是倍乘的简单劳动。价值就是凝结在劳动产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价值的创造能力。

2．一元价值论视野下的金融内战

成人理论蕴藏着马克思学说的全部秘密，也蕴藏着货币哲学的全部秘密。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起点的劳动只能是成人的简单劳动。这一点从常识也能判断，劳动只能是成人的劳动，童工总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

所谓成人，简单地说就是成年劳动者，是身体处于成熟、稳定状态的男人或女人。成人的全部秘密在于成人的肉体是一个自然物体，这个自然物体在与其他自然物体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中始终处于定量状态，而这个肉体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又是一个变量。因此，这个肉体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既是等量的又是不等量的。

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狭义生产力三要素的，他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这里，“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就是肉体的体能的支出，就是体力；“劳动资料”就是劳动中的工具，就是物力；“劳动对象”只能是在人的大脑中活起来的对人有用的劳动对象，对劳动对象的认识决定着如何最经济地占有劳动对象，因此，劳动对象以智力的形式对生产发挥着作用，任何现实的劳动对象都是智力指向的劳动对象。

成人一旦进入劳动状态，其存在首先就是一种现在进行时。在劳动的现在进行时状态，劳动的体力、物力、智力和自然条件，以一种合力的形式存在着，这一合力等于各要素所释放的能量和自然条件所释放的能量的相乘，这个合力就是成人的广义生产力，用公式表示为：

广义生产力=体力×物力×智力×自然条件=倍乘的体力。

其中，体力和智力的作用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物力的作用是转移旧的生产力。由于成人的体力是个定量，成人生产力作为倍乘的体力，就从原始肉体的定量的体力发展为变量的生产力，从体力发展为生产力。

从广义生产力看来，任何一个成人在任何时点和地点的生产力都包括了世界的全部，任何生产力都是整个世界。这是不是使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了呢？既然你已经在前一轮劳动中“会晤”了整个世界，在新一轮的劳动中怎么还会有新意呢？怎么还会有动力呢？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换。没有交往和交换，个人生产力必然陷入自闭，就会趋于停滞；有了交往和交换，生产力就会在交换中被迫前行。这就是生产力交往的本体论意义。交往观是马克思科学把握生产力的世界观属性的一个基本视窗。这是一个很难懂的境界，请读者不要着急，读完下面的论述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交往、交换首先是在广义生产力意义上进行的。例如，你用风车去交换一台风扇，你交换的是一块铁，还是这块铁的功能？交换的目的当然是风扇这块铁的功能，这块变成风扇的铁的功能。变成风扇的铁的功能是能吹动风供人乘凉，因此，你交换风扇的同时也把地球的一部分风换来了。对于你的对方，他与你交换的目的也不仅仅是风车，而是风车能兜风做功的功能，因此，他在与你交换的同时也把地球的一部分风换来了。但是，风是公约数，谁都可以享用和使用，是不需要交换的，因此，你们实际上交换的只是制造风扇或风车的材料及其制造过程中的技术和体力。这样，广义生产力的交往就约掉了风这个公约数，变成了狭义生产力的交换。交往与交换的区别在于，交往是相互融合，你的广义生产力世界融入我的广义生产力世界，我的广义生产力世界融入你的广义生产力世界，二者归于同一个世界，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交换则是彼此分离，你的狭义生产力产品换取我的狭义生产力产品，我的狭义生产力产品换取你的狭义生产力产品，二者归属于对立的两方，因为二者自然条件中的相同部分作为公约数已经被约掉了。因此，狭义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可交换部分，公约数是生产力的不可交换部分。通过交换，你的可以通过有工具劳动批量生产的剩余产品成为我的必需资料，我的可以通过有工具劳动批量生产的剩余产品成为你的必需资料，从而实现了互通有无。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将工具和技术的作用普及了，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共享。

任何独立的生产力都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体。有过程无结果不是独立的生产力，例如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擦鞋服务，因为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所以不是独立的生产力（这类劳动只是从属于某一独立生产力的服务业，服务业非常重要，它加速和强化了分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这里不做独立研究，只是要表明，任何独立的生产力都有相应的服务业，而且其成熟程度也是大致同步的）。有结果没有过程也不是独立的生产力，例如人们坐在上面歇脚的石头，因为石头不是通过人的体力的支出过程生产出来的，所以也不是独立的生产力，只是一种自然条件。这里主要从劳动结果的角度看生产力。

所谓劳动结果，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果实，这个果实必须能够与其他东西分离，这样的果实就是各种资料。例如，食品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镰刀、斧头、汽车和计算机等劳动工具，数学、物理、化学等智力成果，这些都是资料。

狭义生产力的资料化是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过程的凝固化就是资料，用来交换的资料就是商品。这样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商品=狭义生产力=体力×物力×智力=倍乘的体力

在这个公式中，无法计算的自然条件已经不在了，价值的逻辑障碍没有了。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倍乘的体力，而生物学意义上的成人体力又是一个定量，因此不同商品的价值作为不同倍数的体力，就可以比较和交换了。商品完成了数字化，继而完成了货币化。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价值论。

第一，成人的狭义劳动即狭义生产力形成实业，创造商品及其价值，进而产生货币，因此只有实业创造货币；

第二，在实业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前提下，成人的广义劳动即广义生产力中的自然资源需要吸收一定的货币以与实业完成市场对接，因此资源是货币的吸收者。

第三，一个创造价值，一个吸收价值，以货币计量的实业和资源必然会发生矛盾，这个矛盾有时会激化到战争的激烈程度，就是金融内战。

3．“你值多少钱”

“你值多少钱”似乎是一句对人不敬和骂人的话语，其实不然，至少对于成人来讲，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问题。

成人劳动者是价值的尺度，金币条件下直接就是货币的尺度，而在金币能够代表价值的情况下，货币的多少也就成了成人的“体重”。因此，成人是货币的“第一尺度”，货币是成人的“第二体重”。于是，“你值多少钱”就成了严肃的经济学的科学命题。

但在纸币条件下，纸币只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只能代表价值，而随着纸币贬值，一个人过去拥有储存下来的纸币也会贬值，购买力下降，在资源金融时代尤其严重。于是，我们要永远记住，纸币时代人的“第二体重”是不断消减的。这是纸币财富的减肥。

于是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纸币“保重”！

不久前，我的母亲将珍藏的100多元人民币拿出来，要给我的孩子，我看后非常感慨，那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钱，母亲一直藏在身边。这些纸币早被通货膨胀搞得瘦骨嶙峋了。如果是金币，保值的话，这些钱相当于现在的1万～2万元！

近10年来，大众在存款，精英在借款，纸币在贬值。大众的劳动价值和血汗就在存、借中“流失”到了所谓“货币精英”手中。精英拿钱买房，买煤炭等资源，后者的价格高涨又制造了下一轮通胀，大众却要用自己越来越少的钱支付越来越高的资源价格。在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资源品，买房、买黄金、买资源股票，争先恐后。这是金融危机和金融内战的大众基础。

在纸币条件下，纸币依靠国家信用首先有一个未来维度，能够预期未来，在时间隧道里，这是未来决定现在，主要是资源金融。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要让纸币发挥货币的真正作用，必须区别对待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实行分类管理，客观上需要一个“双市场制度”。

4．纸币经济学的一二三四

现在，可以亮出我所理解的纸币经济学的一二三四了。

一个时代——一个完全纸币的时代

经过英国、欧洲、西方工业革命（欧、美、日本等）后，人类工业革命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全球普及，全球工业革命在2000年前后初步完成，其标志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崛起。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以前，工业革命只是在局部完成，先进的工业国家总是可以靠强取豪夺获得落后国家的廉价资源和市场。现在，廉价甚至无偿占用自然资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在全球凸现，实业明显失去强势，金融向资源倾斜，金融手段占领资源替代军事手段占领资源，资源金融取得强势。

这同时还是一个完全纸币的时代，不但不同于斯密和马克思的金币时代，和凯恩斯的羞羞答答的纸币时代也不同了。纸币已经彻底与黄金脱钩，金币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种奢侈消费品和心理安慰，或者说，金币只是作为纸币的安全带存在，其作用仅限于纸币失效变成废纸时。而纸币变成废纸之时，就是发行该纸币的国家破产之日。对于现代大国来讲，这几乎不可能。而一旦国家破产，现代经济学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所有的讨论都围绕如何让纸币成为真正的货币展开。

“二分法”再“二分法”

从斯密到马克思再到凯恩斯，实际上都把经济分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唯一的区别是内部区别，是重实体还是重虚拟的区别。本书在“二分法”之上再“二分法”，分析虚拟经济的两个阶段——金币阶段和纸币阶段，还原实体经济的两个部分——实业和资源。

金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本身有价值，金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过程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价值规律是金币运行的轨道。纸币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过程以发行纸币的国家的信用为基础，主要不按价值规律运行，主要决定于国家信用的强弱和货币当局的道德与智慧。在国家信用许可的范围之内，不滥用国家信用，是纸币运行的轨道。

有意思的是，实体经济的两个部分——实业和资源也是如此。实业产品都是劳动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在商品领域，本身有价值，实业商品交换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价值规律是实业运行的轨道。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也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价值，资源交换过程以该资源的稀缺程度为基础，决定于该资源的区域和国别分布以及资源占有者的道德与智慧。在资源稀缺程度许可的范围之内，不恶意炒作，不囤积居奇，不漫天要价和不接受漫天要价，是资源运行的轨道。

纸币与实业结合形成实业金融，纸币与资源结合形成资源金融。一般情况下，实业金融中的纸币是“在轨的纸币”，资源金融中的纸币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出轨的纸币”。价值规律是经济学的“立学之器”，只能发展，无法抛弃。现在我们讲“出轨的纸币”、“出轨的学者”和“出轨的政府”，出的都是价值规律之轨。

总之，“道”（成人劳动）生一（实业），一生二（金币、纸币），二生三（金融、实业、资源），三生万物。现在，人们习惯于将“实业+资源”叫做实体经济，金融随之被叫做虚拟经济。这种分类本身显示了金融的强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大特征和最大错误，但却掩盖了实业、金融、资源的“三角关系”，混淆了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也掉进了误读现代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巨大理论陷阱。必须在“二分法”之上再“二分法”，从“二分法”发展到“三分法”，正确区分实业与资源、实业与金融、资源与金融三个关系，这是正确解读现代经济和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基础。

“第三方利益”最大化的“双市场”实现

货币和金融活动分作明显不同的“两个领域”。在实业领域，货币和金融是“全自由的脚”，因为实业遵循价值规律，金融无法在此无限制造泡沫，这是一个“纯市场”，可以按照斯密的市场方法解决。在资源领域，货币和金融应该是“半自由的脚”，因为资源遵循稀缺规律，金融可能在此无限制造泡沫，这是一个“准市场”，可以更多地用马克思的理论解决。弗里德曼的“错配”和“出轨”就发生在这里。

在资源和资源金融领域，要管住纸币时代的“金融放肆的脚”，抑制资源炒作，为实业发展创造条件。而在实业和实业金融领，要进一步阐述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危机后的经济学必将进入有“手”有“脚”、“手”“脚”并用的时代，“第三方利益”最大化必将也只能通过“双市场制度”实现。这是危机后经济学的重大新课题。

货币财富的“二分法”之上的“四分法”

我认为，社会财富分作工资、利润、地租和税收。不同的是，要把地租从以前混沌的“单市场”中切割出来。地租是整个资源市场收入的代名词，全部地租都来自实业领域。实业领域的工资和利润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资源领域的工资和利润却不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只受稀缺规律和垄断规律制约。因此，要建立货币财富的“二分法”之上的“四分法”。税收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新的“二分法”之上的“四分法”。

两个相对分割的市场必然需要不同的工资和利润及税收规则。这是目前中国的大问题。目前，我们没有对实业领域的工资和资源领域的工资进行严格区别，其实后者的工资是需要明确管制的。此外，目前全民关注的资源税、环境税的酝酿也是为了解决两大领域的利润再分配问题。

5．如何走出西方经济学10大误区

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误区，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整个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需要。必须完成“三个取代”：以生产经济学取代交换经济学，以全球经济学取代国别经济学，以绿色经济学取代黑色经济学，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一个基础”、“两个领域”、“三个矛盾”、“四个不同”。

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哲学，真正解决货币的劳动价值本质和自由交易边界，是建立危机后经济学最大的“一个基础”。

在科学的“价值—货币”理论看来，货币和金融活动分作明显不同的“两个领域”。在实业领域，货币和金融是“全自由的脚”，因为实业遵循价值规律，金融无法在此无限制造泡沫；在资源领域，货币和金融应该是“半自由的脚”，因为资源遵循稀缺规律，金融可能在此无限制造泡沫，因此在资源领域“去信用化”，建设“半市场化”的资源经济和资源金融是危机后经济学的重大新课题。而在实业金融领域，要进一步阐述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危机后的经济学必将进入有“手”有“脚”、“手”“脚”并用的时代。

危机后的经济学面对“三个矛盾”：在实业层面上，新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矛盾；在金融层面上，美元在国内的黄金性质（节制信用）和在国际的纸币性质（滥用信用）的矛盾；在资源层面上，国内资源经济的有秩序和国际资源经济的无秩序的矛盾。

因此，危机后的经济和经济学与危机前的经济和经济学有“四个不同”：

实业方面，以“消费导向”弱化“投资导向”。

危机前，政府、准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投资导向严重，消费严重不足，使经济脚跟不稳，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应该大力发展民生消费，切实以多数人的日常消费作为价值创造和经济的发动机，实现经济从“投资导向”向“消费导向”的历史性转变，进而实现从外需导向到内需导向的历史性转变。

科技方面，以“科学发展”弱化“粗放发展”。

对内要强调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消费、新工具、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对外要强调科技贸易，既要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提高贸易产品体系层次，着力提高高科技产品贸易的比重。这是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从“快”发展到“好”发展、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关键。要明确，科技归类于实业。

资源方面，以“合理价格”弱化“泡沫价格”。

纸币凭借国家信用使自然资源价格泡沫成为必然，资源泡沫急剧膨胀，大宗商品泛滥，期货风靡全球。必须改变资源定位，使资源从大宗商品到“公共事业”转变、资源价格从“泡沫化”到“合理化”转变。要在国内和国际大胆进行资源金融创新。“贷款换石油”就是中国人在国际资源金融史上的首度大规模尝试。还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来限制资源泡沫，促进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

金融方面，以“世元金融”弱化“美元金融”。

坚决推动人民币和平国际化，坚决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坚决推动以改革美元和平升级为“世元”为取向的国际货币一体化，坚决推动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币值稳定为目的的世界央行一体化。从金融市场内部来看，资源金融会受到历史性的大抑制，实业金融会得到历史性的大回归，科技金融会得到历史性的大发展，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解金融内战需要新经济学的12条纲领。

第1条纲领：唤醒成人的意识，挖掘成人的价值，使成人真正成为自己的生命、生产、生活（“三生”）的自觉主体，使为满足身心健康的个人消费真正成为成人的一切经济活动的首要基础。

第2条纲领：使健康和谐的人类生活和井然有序的伦理道德关系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目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我国社会保障问题正在取得巨大进步，仍需做出巨大努力。

第3条纲领：成人的想象力获得真正解放，创造愿景和实现愿景的能力显著提高，真正形成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个人、家庭、社会的大部分生活时间成为学习和创新时间，崇尚科学和创新蔚然成风。这是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创新驱动靠成人的创新活动。

第4条纲领：大力发展实业，使消费资料充足、生产资料丰富、科教资料新颖，三大部类协调发展，高科技产业渐成主流。这一条也得到广泛共识，世界各国纷纷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

第5条纲领：科学发展金融，完善货币和资本市场，实现金融与实业并驾齐驱，全力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资源金融风险。

第6条纲领：大力保护一切合法产权，使产权成为约束企业的主宰，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建立双市场制度。

第7条纲领：形成持续改革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动态处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内在关系，探索并完成资源领域改革。

第8条纲领：实业与资源实现良性循环，建成节约型社会。

第9条纲领：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大力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县级中小城市大面积绿色崛起战略。

第10条纲领：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一体化，建成国内大市场。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能像过去的地方保护主义一样，大搞资源垄断和资源话语权。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全体中国人，在你脚下的不全都是你的。

第11条纲领：继续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坚持扩大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同时，探索资源合作、金融合作、科技合作新模式。特别要主攻科技贸易。

第12条纲领：进一步实现文化和言论自由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为和平崛起提供最强大的民心保障。这是信心经济学的内在要求。

这12条纲领是新经济学的框架，也是“科学发展观”之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指挥反金融内战的最科学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