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陈铭仁

摘　要　本文研究认为，世界金融危机除对我国部分行业的就业、高等学校短期经费来源等方面产生短期影响外，更加重要的影响在于金融危机加速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间接对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如果能够抓住时机，促成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飞跃，把教育改革纳入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去，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制度，我国必然能够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　金融危机；高等教育；机遇；挑战

1　导　论

1.1　问题提出

本次席卷全球主要国家的世界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而美国次贷危机又源于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灭。由于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当监管，导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及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当发展。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破产，拉开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序幕。同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宣布破产，从而触发了流动性危机，标志着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几家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相继倒闭，各大股市指数也相继暴跌，危机开始蔓延。是年9月，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以及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与“房利美”，意味着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爆发了系统性危机。

2008年2月，英国北岩银行的国有化，标志着次贷危机已经蔓延至欧洲，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通过财富效应、信贷紧缩、金融的中介功能等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从2008年第二季度起，欧元区与日本经济进入负增长；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美国经济进入负增长。三大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下半年集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出口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减速。

虽然世界金融危机目前表现出基本触底的迹象，金融市场逐步恢复正常的投融资功能，但是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将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形势仍然严峻。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尚未结束，高等教育体制在危机中所暴露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因而高等教育与金融危机的系统研究成为当前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

（1）高等教育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是各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现实困难，例如经费投入减少、高校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等，解决这些现实困难成为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而必须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并在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国家教育改革政策。因此，研究应对金融危机的高等教育对策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话题。

（2）金融危机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教育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战略重点。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世界性的发展”已经取代了“地区性发展”和“一国的发展”，因而需要把教育与国家发展放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不管是国家发展、经济发展，还是教育发展、人的发展，在21世纪都是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而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之内。因而国际视野下的教育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第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更显得重要和突出。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直为教育学者所热烈讨论。各国需要从理论上思考和解决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制定科学的教育对策，化解国际金融危机。但目前的教育经济学几乎是研究经济平稳发展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还未关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期的教育与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因而我们要从根本上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高等教育对策的选择及其效果，则必须从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上挖掘深层次因素。

第二，科学研究是制定科学的教育改革措施的前提。作为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高等教育，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发挥本职功能，一方面减轻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帮助政府、企业和个人化解危机。从各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高等教育产生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生入学选择和学费的变化、高校经费来源和支出的变化、高校与企业关系的变化、高校商业教育的内容和模式的变化、高等职业教育的扩大等方面。教育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将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应该是理性的变革，同时要注意高等教育改革的时效性，才能发挥高等教育的经济恢复功能，尽快实现国家的经济复苏。

1.2　研究综述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才蔓延到中国以及全世界，因而我国学者对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的认识和研究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国内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金融体制和监管问题。我国学者对金融危机对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教育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分析。

1.2.1　国际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11月21日，教育部召开了关于“金融危机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的专题座谈会，说明了金融危机的现状和未来走势，分析了高等教育可能受到的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季明明认为：“从国家全局与长远利益考虑，‘教育救市’才是根本的‘救市’，危机恰恰是促进和拉动我国教育体制创新及教育全面改革的一次重大战略性机遇。”“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是当前拉动内需的特别重要的领域，将对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具有长远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明显，因为高等教育和高校直接与社会紧密相连。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多。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是挑战和机遇，也是对高等教育进行深刻反思的契机，同时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高等教育不是脱离社会经济的独立体，因而金融危机必然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三个层次，高校经费和毕业生就业是浅层次影响，学校招生和师资问题是次层次影响，深层次的影响将发生在专业结构、课程教学、素质教育等方面。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也提出对高等教育进行反思，才能走出困境，回归大学本位，扭转过于功利化的趋势。

2009年11月6日至8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委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以“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为主题，探讨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讨论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等教育应对和发展对策，中外高校著名学者齐集，探寻高等教育的未来之路。北大周其凤校长提出六大策略：第一，大学应该制定长期规划和发展策略，以实现大学的历史使命，坚守大学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以免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冲击；第二，增强高校抗拒风险和驾驭风险的能力，大学应保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的变迁，包括经济周期及其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并制定风险规避、处理的原则和策略，做好应对突发危机、突发事件的资源储备，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最终建立大学应对外界危机的预警和应对机制；第三，大学在体制上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第四，坚持走多渠道筹资的道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基金运营；第五，增强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合作行动；第六，越是在危机和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增强意志，为社会大众点亮前进的火把。

喻凯（2009）比较系统地分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集中分析了高校财政、毕业生就业和招生教学方面的变化与挑战。喻凯认为，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是对高校财政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高校财政将发生至少五个方面的变化：政府拨款下降、信贷紧缩、利率变化、存款受损以及捐款减少。金融危机也影响了高校学生的贷款，学生贷款更加困难，高校需要增加学生补助支出，也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甚至陷入衰退，使就业岗位的供应减少，而且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甚至破产的企业开始裁员。缺乏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竞争压力更大，尤其是金融方向的学生，因此大学或商学院将改革商业教育模式和课程内容。

侯定凯和李明（2009）分析就金融危机中的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认为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将对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各个高等教育产生短期或长期的影响，大学资产在金融危机中大大缩减，政府投资和私人捐款骤减，高校财务危机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一个“次生危机”。大学将面临经费明显短缺的困境，许多大学需要通过节省开支和寻求多渠道的外部支持来渡过危机时期。不仅大学面临经济困难，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就业压力将直接影响其学习质量。

1.2.2　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杨宜勇认为，金融危机对就业伤害大于对GDP伤害。在金融危机时期，金融危机转化为就业危机，因此，促进就业、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机会已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保障员工的生命、健康和收入待遇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帮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在就业困境之中，创业就是最好的就业，并且可以以创业带动就业。唐娟（2009）从比较教育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并着重从政府、高校、大学毕业生三个方面提出化解世界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的对策。认为在就业大环境上，政府应该实施全国范围的自由就业政策，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户口指标和人事指标的限制，取消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行政限制，促进大学毕业生无障碍就业和资源流动；在扩大就业需求上，政府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必须增加对大学毕业生的雇佣量；在稳定就业和控制失业上，必须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和保障生活的功能，鼓励企业减少裁员；国家还可以在短期内适当增加研究生招生总量。高校需要调整大学毕业生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工作方式，建立政府部门、社会中介、高校就业服务部门三位一体的就业服务网。

潘懋元（2009）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就业问题也促使大学反思毕业生就业政策，这有利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利于开辟西部、农村、基层的就业通道，促进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培养适应就业市场的应用型人才。

1.2.3　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有关理论研究简述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问题，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1.2.3.1　战略机遇期理论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提出：人类正走向知识社会，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进行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世界运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创造出10年前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革命。知识革命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指出：知识是一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的秘诀，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贫困的病根。

归结起来，战略机遇期就是社会转型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在这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促进高等学校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位，“大学将是未来社会的中心机构”（参见哈佛大学前校长伯克《大学与美国的未来》）。

现代发达社会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专业知识、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和发明创造。高等教育历来对前两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在发明创造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高等学校要适应、促进和指导社会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1.2.3.2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这个理论来源于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向经合组织提交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化中的问题》（1973）一文中提出将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于15%、15%至50%之间、50%以上作为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的分界标准。1999年，我国学者将此文译至国内。自此，我国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问题，都采用了“大众化”这一概念和理论，人们试图从特罗理论的视角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部问题。

国内学者过度关注特罗理论中“量”的规定，却忽视了其“质”的方面，如理论的预警价值等，而关于量的规定又恰恰是连特罗本人都“不知所以然”的东西。其次，特罗理论具有显著的区域局限性，所以才在解释欧洲高等教育发展时陷入了尴尬。这决定了特罗理论在美国、欧洲之外的高等教育领域，依旧是一个有失客观的悖论。再次，这个理论本身是一个经验总结，而非一个目标理论，不具有充分的发展预测功能。显然，特罗理论不能不加任何改造地为我们所用。

但近十年中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接受主要集中在特罗的大众化理论，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正在成为我国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唯一理论体系。而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解和运用，如果仅仅局限在特罗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因此，从本土化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创新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而我们目前要做的也正是改造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检讨国外既有理论背景后隐藏的后设理论，提出适合本土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阐明本土高等教育的规律。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行动研究的精神，从我国高等教育国情出发，探索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

特罗高等教育三阶段论的本质内涵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划分，而是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相结合。它适应了当时西方社会高等教育扩大规模的要求，为当时欧美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论争提供了一个关于规模扩张的理论导向，对高等教育走向多样化有深远影响。但特罗理论本身缺乏科学论证，并被实践证明存在缺陷。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及其外部环境相差甚远，理论的构建不具备共同的现实基础，特罗理论不能简单地为我所用。15%的大众化指标不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掩盖了质量要求的严格性。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要实现创新，必须走本土化之路。

1.2.3.3　高等教育终身化理论

终身教育的概念始于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60年代。终身教育主张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中各个阶段，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终身教育认为，教育已不再是某些杰出人才的特权或某一种特定年龄的规定活动，教育正在向着包括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

终身教育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终身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享受的一次性教育，高等教育应该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为需要学习的人提供继续学习、不断学习的机会。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所讲到的：“最初，终身教育只不过是应用于一种较旧的教育实践即成人教育（并不是指夜校）的一个新术语。后来，逐步地把这种教育思想应用于职业教育，随后又涉及整个教育活动范围内发展个性的各方面，即智力的、情绪的、美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修养。最后，到现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高等教育不再是只为特定年龄段的人提供学历教育，高等教育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服务，提供各种培训计划，提供正规的非正规的各种课程。

1.2.3.4　高等教育信息化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席卷全世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现代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创造、收集、储存、传播的方式。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结构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1999年，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实施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几年来，信息技术已经在全国高等学校普及。

多媒体与网络技术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远程教育可以把优质教育资源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教育资源共享。

1.2.3.5　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教育观念的国际化、教育制度与管理模式的国际化、教育内容（专业与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教学与研究的国际化、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往、WTO规定的国际教育服务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开放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正遇到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冲突。高等学校本质上是国际机构，但又都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土壤上，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展，各国高等教育又出现一种趋同倾向。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却越来越高涨，各国都把高等教育作为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的工具，强调培养人才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2001）认为，当前推动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有两个“运动规律”，一是学习的进一步国际化；二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有意识地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强化使用这些机构的兴趣。这些观点说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遇到民族化、本土化的抵制。其实，国际化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化。如果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一个模样，也就无所谓国际交流，无所谓国际化。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总会保持着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张力。

1.3　研究方法和目的

影响高等教育运动规律的因素非常复杂，它不仅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到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决定于其内在运动规律，而且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动荡会对高等教育产生直接影响并暴露出高校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这种强大的外力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的变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具有强大的促进国家尤其是经济较快发展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具有在经济动荡时期实现国家稳定和促进经济恢复的特殊作用。

由于时代不同、不同时期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特征不同、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故人们应对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必须根据经济危机的特征和它对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作出科学决定。本研究主要研究世界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和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以及应对策略。基于这个目的，本文首先分析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问题，继而从这些问题入手，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目标和发展机遇。

本研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集中研究金融危机通过哪些因素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而高等教育体制和实践中存在缺陷和不足使金融危机对它产生不利影响，以及这些缺陷和不足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应对政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分析高等教育应对政策所产生的现实效果，目的在于得出高等教育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方法和政策措施，以及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高校发展策略。

2　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2.1　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挑战

2.1.1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造成的深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高等教育融／投资、学生就业、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影响，以及由于高等教育机构在融资渠道上受到影响、高等教育需求下降、就业压力、人才需求变化给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尤其是专业结构调整以及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1）对高校财务的影响。在财务方面，由于金融行业所受冲击较大，高等教育机构在融资渠道上将受到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高校贷款融资更加困难，高校捐赠收入也可能下降，可能出现部分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以及政府不会增加高等教育投资，甚至还会缩减高校经费等，使得高等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2）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之一：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并使得结构性矛盾尖锐化。

挑战之二：对外需和投资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调整转向以内需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这对就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挑战之三：在新增就业受到影响的同时，如何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

挑战之四：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能否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建设成为重大挑战。

（3）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我国民众对高等教育还有较大的未满足需求，而金融危机本身也难以降低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我国高校招生和录取人数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供给数量，即招生指标。考虑到目前已确定的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投资方向、公共财政吃紧和上次全国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债务和教学方面的影响，至少公办高校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扩招。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可能预见的是我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将进一步上升（这仅能够作为暂时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手段）。

夏茂林（2010）则认为，由于城乡居民失业人员增多，收入降低，以及因就业难而导致读大学的预期收益率下降等因素，影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目前高学费的背景下，甚至还可能出现部分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现象。

在教学方面。西方国家商学院对道德教育的改革应该会很快传到我国。金融危机也会对我国的普通和职业高等教育的教学提出新的要求。

（4）对学生流出和流入的影响。夏茂林（2010）认为，金融危机使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缩减，因此，随着人们购买力的降低，以及因就业难而导致读大学的预期收益率下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必然有所降低。

2.1.2　金融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高等教育要适应人才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可否认，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资金、学生就业、高等教育需求下降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影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影响还比较严重，但这些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是短暂的，这些不利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过去。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更加重要而又影响十分深远的问题在于：高等学校要适应、促进和指导社会的发展。

2.1.3　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

国内学者在分析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时，把大量精力集中在对学生就业的影响方面，并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为增加。杨宜勇认为“金融危机对就业伤害大于对GDP伤害”，王伟芳认为“金融危机正在转化为就业危机，促进就业、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机会已成为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不可否认，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于世界金融危机，则有失偏颇。

研究显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型企业、纺织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较大，而对农业、教育、医药、行政和日用消费品行业等的影响较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就制造业而言，金融危机导致了美、欧国家的经济衰退，其市场需求量下降，进口必然下降。钢材销售量急剧下滑，同时库存增加，相继进入低谷周期，大大削弱了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相对而言，国内IT行业等高新技术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小，大部分的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受到显著影响（朴静静，2009）。

金融危机对中国最直接同时也最明显并令相关部门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出口的剧烈大幅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已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由当年第一季度的对美出口同比增幅达20.4%，急剧下降到第二季度的15.6%、第三季度的12.4%，全年平均仅同比增幅达8.4%。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产量的下降，更多的是随之而来的一些连锁反应。可见，外贸出口型企业是国内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企业，外贸出口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其就业机会大幅下降。我国民营企业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发达地区，大部分外向型企业都受到一定的程度冲击，有的甚至倒闭。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岳昌君统计，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了34.2%的大学毕业生，现在这些外向型企业出现困难，直接影响到其吸收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能力（冯淑娟，2009）。

外贸出口行业的萎缩不仅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更加主要的是对国内整体就业的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基本上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学生在这些行业企业的就业从直观上来说，不会是进入产品生产一线部门的，而是进入知识含量更高的部门）。根据陈德铭2009年4月1日在《求是》杂志刊登的《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1980—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上升到66.2%”，“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

因此，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的传导机制大致可归纳如下（见图1）。

图1　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与外贸出口型行业萎缩不同，世界金融危机对以内销为主、满足国内需求的企业来说，影响不大。就国内的金融行业来说，由于国内依然存在的金融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故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不大，但在规模的扩张和降低金融管制方面的步伐明显受到影响，所以，金融行业对就业增量需求下降，其直接影响仅限于金融相关专业的学生，因而其影响有限。

那么，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症结到底何在？

李本友（2009）在《金融危机下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一文中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是金融危机情况下，企业生产不景气才出现的问题。大学生就业近年来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只是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民建中央常委蔡继明悲观地说道，2009年仅36%大学生能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只是一个就业问题，还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集中体现。

首先，李本友认为造成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太快，以至于大学生“供过于求”。1993—200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从4.22万人增加到41.86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92.4万人增加到565.9万人。扩招带来的明显变化是，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从500万人增加到2700万人，增长了4.4倍。短短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增加到23%，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是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大跃进”。据统计，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为115万人，到2008年已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611万人，近几年沉积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2009年需就业的毕业生高达上千万人，毕业生就业进入3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张莉蓉，2009）。大量的大学生失业不但增加了失业率，而且还从本来应该进入生产第一线中抽离劳动力而产生的劳动力“挤出效应”，造成了生产第一线劳动力不足（用工荒），进而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整体浪费。

其次，李本友认为经济发展布局（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大学生就业容量。在当今世界，一个合理的经济发展布局应该是：尽快由传统的农业和加工业过渡到现代农业和现代加工业，并使现代农业、现代加工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合理分工，协调发展。而我国目前现状是房地产业和出口加工业是两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火车头。地产业和出口加工业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畸形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际上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数量有限。

最后，李本友认为大学生的质量不能满足社会多元需要也是造成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大学都因本校在校生有万人以至几万人规模而自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竞相扩大招生指标，许多学校竞相升格、攀升：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单科变综合……一夜之间许多中专学校变成专科学校，许多专科学校变成学院，许多学院变成大学，什么纺织学院、粮食学院、化工学院等都变成了大学。殊不知，由于学生多，上课又多，许多老师已没有精力细批学生作业了。甚至由于所带的研究生比较多，老师记不全自己的学生的现象时有发生；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大学的教学都变成了流水线；许多大学竞相升格，竞相变成综合大学，都开设相同的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整齐划一，这样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

2.2　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机遇

2.2.1　为高等教育的优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喻凯和胡伯特·埃特尔（2009）通过对四所国外上市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对它们的主要影响都是正面的，其在学生人数、财务和运营和股票价格等三个方面都表现较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等教育“反经济周期”的假设。同时，在影响金融危机情况下的高等教育发展各因素中，政府的教育和经济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面对当前席卷全球主要国家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也是推进教育改革的最佳契机。正是危机的现实存在，才能激起政府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危机的严重性，才使得教育改革的力度得以加强，产生实效。由于危机的存在，教育改革更加能引起举国关注和共鸣。从教育改革的机制看，危机除了孕育了教育改革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外，它还具体体现为一种改革的原动力，进而形成一种（高等）教育改革的紧迫感。首先，危机可以提升高等教育自身变革的自主性，降低教育实践的负向功能，减少教育资源浪费；其次，借助危机意识，政府和相关机构认识到教育问题与国家发展、个人生存之间的密切关系，提高了对教育问题与改革的关注度，增强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共识，为教育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支持；最后，危机可以激起人们对教育问题与改革的深刻论辩，在学术探讨和政策制定两个方面深化对教育改革的理解。因此，通过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利用一系列的教育应对策略将我国教育提高适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层面。

2.2.2　是我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相对地位的一次契机

金融危机为我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相对地位、加速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大培训的客观形势出现，能够带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2）利用机制灵活优势，抢占培训制高点，创造民办高等教育繁荣契机；

（3）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是完善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契机；

（4）主动服务社区居民，创造新型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5）依据市场信号，促进高等教育从“机械增长”向“有机增长”转变；

（6）发挥学分制的弹性功能，促进教学管理体制变革；

（7）改革课程组织模式，促进人才培养机制转变；

（8）改变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优化；

（9）引导民间认证制度发展，形成多样化、多层次质保体系；

（10）促进高等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2.2.3　金融危机为加速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第二产业，过于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振。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现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必成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过于依赖外需和外部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非改不可之时。我国外贸加工业的主要市场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当部分外部投资也来源于此。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世界金融危机意味着我国外需和外部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以往水平，中长期内也很难获得快速增长。而且，我国对外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低端加工产品，而支撑这一格局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未来也会逐步失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的过程，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支撑的低端出口加工业将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以外需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随之改变，提高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不二选择。

因此，推动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成为必然选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健增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保持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途径是保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同步增长。这就要求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相同的人工成本创造更多价值。这意味着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必然性，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对就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外需行业和企业需要大规模转移到内需行业和企业，除了企业重组和产品结构、技术、市场的变化外，劳动者的生产转向、岗位转移也在所难免，大大增加了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努力培育新的内需行业就业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机遇和外部动力。

（2）产业结构的优化为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低附加值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出口导向的产业及其政策终将向高附加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变。这个重大转变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为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提供了难得的外部压力和机遇。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题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冲击、重大挑战和新机遇”的研究报告，“在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中，农民工首当其冲。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全部从业人员的58%，占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68%，特别是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众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待岗或返乡情况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春节前，有1200多万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失去就业岗位返乡，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8.5%”。

就业总量供需矛盾增大的同时，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当前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但其能力结构、就业取向与实际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当前市场上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量大，但大量劳动者由于缺乏技能就业难、工作稳定性较差。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我国教育培训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如高等教育功能定位不清，扩张过快；职业教育发展不足，职业培训体系不健全、培训水平不高；技工学校发展的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

经济结构转型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有利于就业空间的新拓展，也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高等教育必须跟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新兴的产业不断出现，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高校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采取措施，力争与经济发展同步。世界金融危机使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相对来说，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可能会小些，从而为高等教育改革和结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危机和危机意识的存在本身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世界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和人们反思我国的教育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存在严重危机，提升了人们危机意识和战胜危机的信念。与此同时，教育界更会理性反思问题是否真的出在自己身上，教育是否真的面临严重危机。这样两者形成良性互动，便有利于解决教育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将有助于统筹教育资源，加强教育部内部以及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协作，消除障碍。

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可以更加务实地制定教育政策，真正地将教育纳入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当中，从而使我国教育能够始终保持可持续发展。此外，针对我国教育立法条文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完善的问题，也可以从教育求实的角度来考虑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方案及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时期，从教育求实角度出发来制定相关教育发展战略，进而推进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然而，教育的发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而且由于学校教育效果的“延时性”特征，一次变革的成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使变革的风险性增大。因此，教育的发展变革必须把近期发展与长远规划合理地结合起来。应将短期效应的追求，放在长远设计的结构链之中，促使每一次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为长远规划的落实提供积累；反之，长远规划和设计也须清晰可辨，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产生阶段性可见效应。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的近期发展与长远规划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我们必须以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关注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重大的、深远的方面，在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当中融入合理的且动态发展的教育战略。同时科教兴国和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落到实处，而决不能够是口头上的、文件层面上的口号式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说教，培养出符合时代和国际发展趋势要求的人才，这也是关系到我国未来长远发展的必然举措。对此，各级政府责无旁贷！

3　抓住时机，促成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飞跃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世界金融危机如昙花一现，终将过去，其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很快将成为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朵微小的浪花，人们或许不会记住这朵浪花曾经带给人们的“一场虚惊”，因为金融危机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是短暂的。然而，世界金融危机在给高等教育带来不甚深刻的挑战的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它启示人们：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教育体制及其管理体制，来适应世界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要抓住时机，促成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飞跃！

根据《辞海》的有关定义，“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以及形式等各方面的总称。教育体制是国家管理和组织全社会教育活动的机构形式、制度、法规、政策等的总和，对全社会的所有教育活动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是所有教育活动存在、延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受到制约。

3.1　以教育体制改革来统揽高等教育改革

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犹如一个无形的框架，不管是高等学校、教师、学生甚至其他的相关各方，都被限制在这个框架之中，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教育行政化”上。所谓的教育行政化，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高等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形成上下等级关系，二是指高等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复制了高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等级化制度。这样的教育体制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好奇性。这种做法，正如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就批判过的，“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这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制造庸才、奴才的做法，这正如2006年7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钱旭红所指出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格式化”了。

按照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教育部（厅）的足迹几乎涉及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不仅管高校人、财、物，还包揽了高校的许多具体工作，比如重点学科的评审、博士点的设置、教学评估等。从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学校的招生、考试（最典型的是英语四、六级），这些最普通的学校事务都必须听命于他，难越雷池半步，否则会被行政命令取缔，甚至会给高校相关个人带来严重的影响。这种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和控制型的机制，直接导致了教育功能的萎缩；也正是由于高校自主性的缺失，导致中国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创新、学校课程等方面的改革都寸步难行，高校被剥夺了因时而变的“自组织”成长机制，很难说这样的高等教育体制能够适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教育行政化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问题和弊端的主要根源，而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或“伪市场化”恰恰是高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因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问题。制度创新首先要求扫除体制性障碍，改变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障碍；其次才是重构，从制度化教育体系中的学校制度向学习型社会中的学校制度转变；目的在于形成从工业社会标准化人才培养制度向知识社会个性化人才培养制度转变。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管理必须变革。真正实行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五大要素在内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这样，才能逐渐建立起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这条路径虽然“道阻且长”，但却是必须跨过的、通向“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3.2　以“教育求实”的思维推进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

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管理高度集中统一，地方权力过少。教育组织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线性的单项制约结构，各种、各类教育因素并不是处于相互制约的和谐状态。教育事务在管理的过程中，其权力和责任缺乏法律上的划分和界定，造成了现实教育中的关系失常、结构失衡、结果失误的现象。二是在教育行政权的行使上主体分散，使得教育行政部门以外的其他行政部门承担了大量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致使政出多门，教育行政部门难于做到统筹规划和管理，难以确保教育事业的协调和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促使我国可以更加务实地制定教育政策，真正地将教育纳入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当中，可以从教育求实的角度来考虑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方案及措施，从而使我国教育能够始终保持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时期，从教育求实角度出发来制定相关教育发展战略，进而推进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的经济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过去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随之变化，因而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变化。随着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使得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从而经济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人才需求变化给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尤其是专业结构调整以及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的重新分工和布局，这些因素都将促使我国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而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也必然带来对现有人才需求的巨大改变，从而迫使高等教育调整专业结构以适应这种变化。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一方面，任何产业都有从兴起、成长、成熟到衰退的发展周期，从而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周期性；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本身的性质，学校从论证设置到完成人才培养、输送到用人单位存在时滞性。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周期性和专业设置的超前性，加强人才需求的长远预测，把握人才市场的变化规律，在专业设置中坚持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起良好的专业研发体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

此外，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要求高等教育要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所创新。我国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使得各高校办学失去了特色优势，而且也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变革。越来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迫切要求高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为此，各高校必须从自身优势出发，在学科定位、人才选拔、管理体制、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上进行系统创新。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大批具有职业敏锐性，善于把握科技前沿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善于跨学科、跨专业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才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3　以“制度创新”的胆略全面深入地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首先要求扫除体制性障碍，改变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障碍；其次才是重构，从制度化教育体系中的学校制度向学习型社会中的学校制度转变；目的在于形成从工业社会标准化人才培养制度向知识社会个性化人才培养制度转变。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目标的实现都要求进行高等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产业结构升级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对市场和人性的研究，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指出，“现在的教育功利性太强，太浮躁，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培养大师级人才的”。

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它是由教育的机构体系与教育的规范体系所组成的。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必须首重“创新”，沿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的方向前进，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很难真正建立起适合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09年9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南开大学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的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现行体制下中国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的现象，说现在的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要让中国的大学能够攀上塔尖，真正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首先必须跳出现有思维常规，进行制度创新的改革。

3.4　以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变革推动高校回归培养人的功能

教育管理的行政权力主要包括教育政策的制定权。教育规划权、学校设置权、教育教学管理权、人事管理权、教育经费筹措及使用权、教育督导权、教育咨询及研究权等一系列与教育管理相关的权力。教育行政权力的分配必须考虑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各类型权力的归属，即要明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各拥有哪些权力；二是使用权限的程度，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在多大程度上行使权力。分权化管理的实质是要求教育行政权的重心向下转移，改变那种教育活动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状况，给予地方政府和学校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一般来说，合理的分权化管理模式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国家层面的行政权力，包括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和教育规划权等；其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行政权力；最后，地方政府和学校分享的权力，主要是包括高校实现“自组织”方面要求的管理权。

大学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和智慧能力，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校现在的管理模式恰恰在培养人的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应用性学科的应用性不强，教育实际上失去了方向和能力。为了解决人才的不足，有关部门不去真正反思深刻的内部原因而外求，实行所谓的“引进”模式，例如前两年的人才“抄底华尔街”的行为，以及目前还在实行的海外人才引进工程。人才当然是越多越好，但引进只能够是个短期的权宜之计。即使引进了适合需求的人才，如何让他们发挥作用，如何构建让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比如，2009年初，上海某金融机构高薪引进了一个据说是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开发人才，试想，如果金融市场存在高度管制，产品创新要经过政府部门层层批准，这样的人才真能适合我国的短期需要吗？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人才缺乏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古往今来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人的竞争。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照理说，这样一个人力资源极为充沛的国家，向来十分重视人才工作，不应当有人才匮乏之虞。但事实却非如此，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不足敷用，拔尖人才奇缺，某些领域里的尖端人才更是只能靠引进。不缺人却缺人才，人力资源大国没有成为人才强国，原因可以说出成百上千，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制度缺位。一个人要成为人才，除非极少数天才，无不需要经过精心培养；而培养的责任，在一般意义上，自是由教育来担当。在官本位笼罩中，教育也被官本位化。“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提出的这个著名问题，很多人都从不同侧面做了回答，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解决方案，是教育体制和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变革。

在人才使用中，官本位的消极影响同样深重。引进一个人才，恨不得一年半载就能出有轰动效应的成果，否则，你就可能只是伪人才。如果科研规律服从长官意志，为人才服务的权力成为支配人才的绝对力量，那么，草包便易成“人才”，人才倒成了“草包”。可见，在人才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着实不少。有时为了表示对人才的重视，就奖励领军人物一个“官”做。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世上多了一个平庸的官僚，却可能少了一个有前途的专家学者。

官本位体制机制及其意识形态，会给社会带来一个极其直观然而几乎是灾难性的影响，那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很多都对仕途趋之若鹜。多年以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居高不下即是明证。人才呈现如此流向，必然导致人才的结构性失衡。这就像战国的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名重荣显，又有几人肯下工夫去“究天人之际”呢？而纷纷进入官场的青年，经过几年磨炼，虽然曾有学术理想或远大抱负，最终不“泯然众人”的怕也不多。

人的培养与教师队伍密切相关，大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网络上应能学习，而大学生作为人才的素质内核是大学教师决定的。当前高校教师管理和激励模式也不适应培养人才的需求，跟不上大众化的历史进程。高校管理者受市场环境影响，最终发现行政量化考核模式是比较“省事”的。将教学管理人员纳入行政管理系列，使高校教育管理人员感觉到自己就是官员，级别越高越好；将教学、科研人员进行量化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论文、科研项目等的数量越多越好，高校教师在量化指标的压力下，尽力谋取数量最大化。

教育经费不足是限制高等教育和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解决高等教育经费困难的问题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指导文件》指出，应建立适当的高教集体制，将教育费用的回收与充分开发现有人力、物力的努力齐头并进。在收费问题上要注意到教育的公正性，防止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和使教育“商业化”的倾向。高教自主权不应成为迫使高校实行“经济自理”的手段，国家和社会“不应把高校看成一种预算上的负担，而应看成加强经济竞争力、发展文化和加强民族的社会凝聚力的长期投资”。

此外，还要探索并建立适当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该机构要是独立于政府和高等学校的第三方机构，以确保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科学性。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应该是这个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重要任务，因为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可能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3.5　把教育改革纳入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高等学校要适应、促进和指导社会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教育变革推动社会转型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题中之意。

应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短期性的临时策略与教育发展长远战略相结合。国家教育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教育改革与发展全局性的目标取向与策略体系，也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制定教育政策的框架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将有助于统筹教育资源，加强教育部门内部以及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协作，消除计划和服务的重复，运用现代技术更有效、更准确地工作以及与教育事业中的服务对象和合作者更有效地沟通。同时该方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注重教育战略的微观近期操作和确保宏观长远导向功能的充分发挥。教育系统的变革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涉及面广，影响力大，而且，由于学校教育效果的“延时性”特征，这一变革的成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一方面增加了反馈评估的难度，另一方面则使变革的风险性增大。

教育体制变革非常艰难。它不仅受制于利益的博弈，而且取决于最高当局对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安全的考量。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制度在保持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应不断地适应教育关系的实际状况和教育发展的变化，并根据现实的教育需要进行调整，及时地制定、修改和废除。教育制度不可能永久不变，一方面，社会需要是时常变化的，另一方面，时间也改变着人们的教育信念、教育需要。绝对不变的教育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同一国家、同一教育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异和发展，都是教育制度可变革性的证明。

然而，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能够游离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之外，而是深入到这些方面内部与之密切联系的。因此，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把教育体制改革纳入到整个体制改革中去，仅就教育问题而进行的改革，行之不远。所以，虽然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更新教育观念，通过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但是，若要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还必须从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改革。就教育体制而言，我们要完善教育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健全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要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要求的教育教学体制，要健全促进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形成鼓励优秀人才当教师、终身从教的体制机制，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制度，积极建设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形成学习型社会。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说明，我们必然能够战胜困难，消除障碍，到那时，“钱学森之问”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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