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多样性质量标准的建立

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多样性质量标准的建立

李　强

（绵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摘　要：自1999 年确定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目标以来，经多年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也面临着挑战。笔者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多样性质量标准及创新人才的培养角度阐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大众化；质量标准；国际化；创新人才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20世纪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纵览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进程，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是其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生背景、发展速度、实现模式等不尽相同，彰显出各自的特色。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发生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从它诞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了十余年的时间，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在这一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诸多的困惑值得我们去深思。其中，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方面，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归根到底体现在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求，对人才的培养上。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面对知识经济，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民族兴衰的关键，正所谓“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所以，21世纪中国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取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高质量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生命线。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的第一追求。另一方面，21世纪初中国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和任务。我国自1998～1999年度开始，高等学校连续大规模迅猛扩招，在校学生数量飞速增长。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由 1998年的108.36万人增加到320.50万人，翻了近三倍；毛入学率也由 1998年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比计划提前 8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10年7月29日，教育部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要达到40％，为此，高等教育规模将会持续扩张。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教育质量标准？这些成为了人们普遍关心又十分担心的问题。

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要达到15％～50％。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则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时，为精英阶段，毛入学率在15％～50％，为大众化阶段，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高等教育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当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占18～22周岁人口的比率。）在我国，继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2000年高校继续扩招，并向西部地区倾斜。此后，高校招生连续多年以40万人以上的速度增加。来自教育部的一组数据表明，1998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08万人，随着1999年全国大规模高校扩招，2006年这一数字变成504万人，2007年达560万人。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629万人，在历史上首次突破600万大关。2009年9月11日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现已调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生人数达到29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已经实现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跨越。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主要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涉及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教育质量及其评估。众所周知，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松质量标准，尤其在高校扩招、社会力量办学如雨后春笋、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的新形势下。当前有些地方和部门过分追求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经济作用，把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最终将会把高等教育引向发展的歧途。因为忽视质量，高等教育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单纯的数量指标，大众化同样需要质量。我们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虽然不单是数量指标，但是，数量增长却是大众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随之带来一系列影响，在大众化过程中，“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即数量增长必然导致高等教育体制、结构、功能、质量、学术标准、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教育组织形式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传统高等教育所形成的“精英模式”及相对应的单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已经不适应于大众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相替代的必须是树立多层次、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质量标准。笔者认为，这种多样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具有多样的、全面的质量标准和办学宗旨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与高等教育内部的目标、任务、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与多样化并行的。质量也是和培养目标与规格、任务、职能等紧密相连的，培养目标与规格、任务、职能不同，其质量标准也就应该有所不同。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学校，其培养目标与规格、任务和职能是不同的，因此，各高等教育机构应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和目标要求，而不能机械地以同一标准进行比较。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中，出现了多种层次的高等教育模式，如本科教育、专科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它们是不同形式、不同类型和不同职能的高等教育，如果以单一质量标准来评价，将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面临诸多疑惑和困难。例如，以传统的本科教育的办学理念及质量评估标准（主要是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来评析，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很可能会受到降低了教育质量的指责；另一方面由于专科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盲目向本科教育看齐的心理和倾向，同时又受自身实际办学条件、学生来源、教师素质等的影响，所培养的人才在理论水平上不及本科，在应用技术与实际操作技能又不及中专和职业高中，导致这类学校既无质量，又无特色，从而迷失了办学方向。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评估的标准：单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所以，转变传统单一的质量观念，树立多样化质量观念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重要课题。高等教育要各自分工明确，应该提倡以层次、类型及其各自的培养目标与规格、任务和职能确定质量标准，以此规范办学方向。我们既需要精英高等教育，要建设一批学术水平高的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批在各学科领域领先的学者、科学家，增强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潜力，力争在世界科学文化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建设一大批应用型、技能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一大批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如具有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实践能力的教育、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不仅是多样的，也应该是全面的。教育质量不但表现在教育的最终结果——学生的素质上，同时也表现在其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的每个方面和环节，如教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只有这些因素都具有高质量并且优化相互间的配置，才能有效保证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

今天，我校提出了由师范院校向综合大学转型这一蓝图，在这关键的转型时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环境下，如何实现由过去的师范学院培养模式向综合大学的培养模式的转换，建立完善一套多层次、全面的教学质量评估、监督体系是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

二、因材施教，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衡量标准和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教育要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21世纪整个世界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变化和革新：知识、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及人的职业都处于不断更新、不断转换中。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饱读诗书”式的知识灌输教育，“一技之长”的专业化教育，“一劳永逸”的一次性学校教育以及“从一而终”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超越现行的教育观念与体制，从过去狭隘的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专业教育和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着力构建新的环境和新的机制，培养具有创新品质的人才。什么是创新？一般以为创新是指以人类为主体，将自身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创新的基石，因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能帮助学生有所发现和有所发明，更重要的是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的素质，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即创造性。关于创新人才的基本的素质标准，众说纷纭，笔者以为独立性，包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意志与人格及批判性，即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怀疑批评精神发展是最重要的标准。同时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应该具备善于合作、勤于自学、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态度。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史，由于深受传统教育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实行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压抑了创新人才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应试教育”，教育界提出了“素质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究其本质，素质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核心也是培养创新人才。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全面素质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发展的基础，而培养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提升。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具有良好的先天遗传素质是基础与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与良好的教育，它对于开发和扩展人的潜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如何更好地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还需要在整体上逐步加以突破和改进。笔者以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建立完善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因材施教出自《论语·为政》，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教师选择适合每个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来有针对性的教学，其有利于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势下，学生的来源、素质的参差不齐，个性、智力、需求、追求的目标甚至差异巨大，因材施教显得尤其重要。同时，因材施教还意味着要改变过去那种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成绩好坏作为衡量教育成果以及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的做法，改变过于划一呆板的教学制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周恩来总理涉及中国教育时说，以学习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像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就不会成为英国首相。的确，这一呆板的教学制度，有着巨大的弊端，和现代教育精神显得格格不入。古今中外许多有成就的名人，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在学校学习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优秀学生，如爱因斯坦，小时候不怎么会说话，曾经被人们怀疑智力有问题，其父母甚至带他到医院做过检查。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博士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论述到一所一流大学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具备一种精神，丁学良博士将这种精神归纳为“普遍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人才模式的多样化，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更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塑造学生，而应做到人尽其才，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这也是因材施教的内在含义，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要。

（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简言之，就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各大学之间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多边交流、合作与援助的活动过程或发展趋势。在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及其在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大学起步晚、底子薄弱，正可借助这股潮流，采取得力措施，走向国际化，以加快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如增设国际课程、扩大人员交流、加强多边科研协作、推行国际联合办学，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与视野等。同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助于一所大学“精神气质”的树立。在国际化过程中，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各种理念的相互冲突、碰撞、交融，必然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正确认识面向世界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去芜存菁，既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之处，又避免文化上的殖民化，以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这场冲突和碰撞，有效避免、克服文化上的“近亲繁殖”，开阔视野，培养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在文化分析与综合之中增强创新意识与能力。这也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及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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