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流变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流变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在考察“中体西用”内涵的嬗变过程之前，我们需要清楚在这一概念中出现的“体”和“用”两字的含义。“体”和“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很能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的概念，涵义丰富、运用广泛。最早将“体用”两字并用的是先秦思想家荀子，《荀子·富国篇》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到魏晋时期，“体用”已经指一个物的“体用”，“体”是指存在或实体，“用”是指作用或表现。宋明时期，理学家往往用“体用”来表示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体”是指内在的、永恒不变的基础，而“用”指外在的、明显的表现，是流动可变的东西。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常常使用“体用”来表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导作用和从属作用、最高准则和应用方式”^[12]。有上述知识作基础，我们就能更深刻地认识“中体西用”论的真正内涵。

近代知识分子常用“体”、“用”来表达“中学”、“西学”两者谁为主导、谁为从属的关系，他们的“体用”观实际上分为三个层面:“艺”、“政”、“教”，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讨论某一文化结构时所概括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中国两千余年深厚的传统文化思想根基，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思想中封建性因素的存在;而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及学术落后的现实，又需要通过学习西学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因此，“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采西学”过程中必然的理论发展。受鸦片战争的刺激，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虽然已包含着对中西双方各自“长”“短”的初步比较判断，但还不能明确地体现“中体西用”思想。

中国近代“中体西用”思想，首先以冯桂芬“中主西辅”的形式表述。他1861年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主张“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3]。在他看来，中国之伦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改变的，但也应该承认西方国家的先进，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通常认为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雏形。与此相类似的表述还有郑观应提出的“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4];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5]

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最早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5年4月他在发表于该报第75期的《匡时策》一文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年8月，时任清朝工部尚书的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6]

直到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围绕“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中体西用”才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专栏

《劝学篇》

《劝学篇》4万余言，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共9篇，专从“中学”发题;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专讲“西学”，共15篇，全书24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教育的有12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以及“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变局和危境，提出中国要保国保教保种，以此为出发点，兴学办教育就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对“中体西用”进行阐发以外，《劝学篇》还对留学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学制系统、科举制度、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思路。该书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认为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以圣谕的形式要求广为刊布，要求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于是《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劝学篇》还广播于海外，在欧美国家以英、法两国文字出版，纽约版更将其更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由此成为一代名著。但《劝学篇》也受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激烈攻击，梁启超谓其“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

(二)张之洞对“中体西用”的集中阐发

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后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时举国震惊，维新变法运动高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等，提出了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他们以西方进化论、民权平等学说为基础宣传君主立宪制，要求废三纲、倡民主、设议院等，对中国正统儒家思想价值体系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张之洞反对顽固派因噎而食废，只要“中学”而不要“西学”，但他也对维新派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感到畏惧，认为在剧变的形势下稳住人心以维持封建秩序是关键。“新学”能造成人心不安，有碍清王朝的统治;“旧学”过于保守，脱离社会实际，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也就无助于稳定封建秩序。他主张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张之洞在维新变法运动的强大声势下，出版《劝学篇》，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对洋务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并试图为中国以后的改革提供理论模式。

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作为立国之本。中学，亦即“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指中国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等，是先圣先师立教之旨。“中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应放在学习的首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特别注重纲常名教，认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7]。因此，如果“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而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8]，让学生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使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然后才可以学习西学。

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在以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为基的前提下，再“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19]。“西学”也即“新学”，张之洞不同于早期洋务派把“西学”局限于西文、西艺两类，他说的“西学”包含“西政”和“西艺”两方面，“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可见他眼中的西政虽然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已经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在更大范围上承认了“西学”的先进性。西政与西艺密切结合，要“政艺兼学”，他还进一步指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20]。“西学为用”的目的在于用西政、西艺来为洋务事业服务，在于富强，“借富强以保中国”，只要“西政”、“西艺”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教以西学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中、西学的关系，张之洞将其概括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并在内篇的《循序》和外篇的《会通》中进行了集中的阐发。中体西用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主辅关系。“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是从;讲西学必先通中学，这样才不失其根本。因此，“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21]。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这一主一辅的关系清楚表现了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也是对洋务教育指导方针的最完整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