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的破产与留日的开始

一、“中体西用”论的破产与留日的开始

1.进士留学生的意义

1906年10月，法政大学的《法学志林》上登载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消息:

清国北京进士馆这回变更制度之结果，举其学生（进士）托我法政大学施行政法教育。曩经进士馆教头严谷博士与法政大学交涉，更由清国学部与清国滞留中的梅总理之熟议，今回终由清国公使馆发放正式入学介绍信。入补休科三十七人入别项记载的第五班五十八人共计九十五人，均为有学识有地位之清国绅士。⁽¹⁾

所谓进士，是那些通过了中国的科举最终考试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进士馆则是清政府于1904年设立的教育机构，目的在于让35岁以下的所有进士都入学接受三年的再教育，以增补新知识⁽²⁾。事实上，进士馆在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当年就已经改名为京师法政学堂了。在这里，预科教授日语，本科则用日语教授法律政治等课程，日本的法学博士严谷孙藏等人在此担任教习工作。学堂的教育目的是“造就完全的政法通才”，即培育一批真正精通近现代的法律、政治的官僚⁽³⁾。而日本留学无疑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实施的一个环节。

清朝政府如此大规模地派进士留学生赴日，此举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日本留学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8年。而最热心的倡导者便是主张“中体西用”论的代表性人物张之洞，他所著的《劝学篇》被称为留日宣言书。不言而喻，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指导下进行的。清朝政府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技术等限于实用性的“用”方面的知识，而另一方面的，作为体现根本价值的“体”，对于清朝政府的士大夫来说，那必然得从中国的传统儒教中寻求。在初期的留学生中，与军事相关的留学生特别多的事实，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1906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在前一年的日俄战中的胜利，带给中国人的冲击是有别于甲午战争时的。日本的胜利被看作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像甲午战争时那样站在“中华”的立场上感到深受打击，反而是从一个弱者的立场出发，痛切认识到立宪制度乃是成为富强必须条件。再加上前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使得1905—1906年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顶峰。

1906年，也正是清朝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年份。往昔被看作“蛮夷”的日本，如今成了中国效仿的榜样。设立京师法政学堂以及派遣进士留学生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该学堂所实施的教育以及派遣进士留学生之举是对“中体西用”逻辑的否定。因为，在儒教体制意识形态下，让那些原本应该遵循儒教道德——“体”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中国的士大夫们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试图将他们培养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或官僚，此举本身无疑意味着清朝政府已彻底地承认自身之“体”的落后。

由此可见，清朝政府派进士留学日本，显示了中日两国立场逆转的情况下，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中体西用”论，将把传统的士大夫培养成能担负起近代立宪政治的人才的教育任务托付给了日本。

2.日本方面的积极态度

清末留学日本的规模是空前的。在留学巅峰的1905年至1906年间，光留学生人数统计就达八千人左右。之所以达到如此规模，除了上述的日俄战后向日本学习的风气与废科举的背景，还有许多人都认为的像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所列举的路途、文字、风俗相近之便，以及“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⁴⁾因而可事半功倍等有利条件，但是，或许更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日本方面在接受留学生上的积极态度⁽⁵⁾。

清末日本方面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所持的积极态度从一开始就与其大陆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897年前后开始，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就向清朝的掌权人物游说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派出的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也接连不断地拜访清朝的重臣以及各地方掌握实权的洋务派总督，热心地游说像日本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必要性。当时驻清朝日本大使矢野文雄（龙溪）也向清朝政府建议派遣留学生。矢野在写给本国的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反映了日本方面积极推动留日的原因，他写道:“应让受我国感化的新人才遍布老帝国内以为我将来在东亚大陆上培植势力之长久之计，在此，就其次第敷衍如下:其从武者不仅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机械等亦仰仗于我，士官及其他人物之聘用亦求之于日本，清国军事必将多被日本化无疑。”⁽⁶⁾

结果，日本方面的积极推动与认识到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的清朝洋务派、维新派官僚的想法一拍即合，从1898年开始，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接连不断地将留学生送往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教育界对中国学生的留学也持欢迎态度。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他写道:“（清国）尊敬我邦委托我邦，举其人才托我邦进行教育，我邦应以何种觉悟以当此教育？呜呼，彼既以六尺之孤托于我，以百里之命寄于我，我邦焉能不以不可夺之大节以当之？”⁽⁷⁾上田将教育留学生看作是日本教育者应该担负的“大节”。同样，在《教育时论》中的一篇文章里也写道“（对于留学生）须殷殷而严肃地教育、对待之，以竭善邻之好，必使知我邦仁义之所以厚”⁽⁸⁾。当时，类似这样的言论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杂志中也随处可见。

从日方的角度来看，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其中许多人都将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作为“新空气”的代表人物将起到先行者的作用，他们是担负起清国未来改革的人才。因此，日本的教育家们基于他们各自的想法都热心地投入到留学生教育中。事实上随着赴日留学生的逐渐增多，成城学校、振武学校、弘文学院、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为留学生开设的学校一家家创办起来，接纳了庞大数量的中国留学生。

在这史无前例的留学热潮中，应该对留学生实施怎样的教育成了日本教育界讨论的题目。其中，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围绕着速成教育而展开的论争。下面，本文将从中日关系的视点出发，以20世纪初围绕留学生速成教育而展开的论争为中心，通过梳理日本教育家们在留学生教育上的看法，考察日本的教育家们是如何看待留学生教育，他们所实施的教育又带给留学生们怎样的影响，以此揭示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教育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