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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

时间:2023-05-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种背景下,“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学说也就应运而生。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建立起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之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得不采用“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说为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开路。因此,要探讨郑观应的“道”、“器”、“学”法哲学理论的产生背景,首先应当考察“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学说。

一、“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

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伊始,即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排斥和反对,而那些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近代知识分子们,在他们尚未构建起系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同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和政治学术彻底决裂之前,都必须替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教法律制度辩护,也就是必须为他们的“师夷”主张寻找“道统”上的合法性依据。在这种背景下,“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学说也就应运而生。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建立起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之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得不采用“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说为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开路。因此,要探讨郑观应的“道”、“器”、“学”法哲学理论的产生背景,首先应当考察“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学说。

“西学中源”说起源甚早,上可追溯到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曾经提到过,“句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之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余昔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真为痴绝。及至学成,屠龙之伎,不但无用,且无可语者,漫不加理。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原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41]。及至清末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西学中源”说更是成为洋务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共识,洋务派人士多对“西学中源”说有所阐发,除了将中国视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源地的看法外,在政教法制方面,也不乏认为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制度是暗合中国上古制度的观点,如薛福成就把西方国家议会政治、工商公司的民主组织原则,看作是《淮南子》“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的体现。他认为,西方治国之法,多与《管子》一书相合。其谓:“《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其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42]“西学中源”说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流行,一方面有穿凿附会之功,西方近代文化(不包括政教法律制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相似之处被洋务派夸大,为他们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师夷长技以自强”等主张提供“道统”上的支持;然而,另一方面,洋务派官僚仍然坚守“夷夏大防”之辨,对于涉及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教法律制度不敢逾雷池半步,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成熟之际,原来那些较顽固派开明的洋务派官僚对此甚至群起而攻之,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批判对象。

相比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出现得较晚,与“中体西用”相同涵义的表述还有“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等概念,所谓“中体西用”,乃是洋务运动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处理和调整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选择,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3],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体”、“用”这样的词句,但是毫无疑问,其中已经包含了“中体西用”的基本含义。1895年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中体西用”成为流行的说法,成为各阶层的人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则。“中体西用”论虽然较“西学中源”说出现为晚,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已经部分地超越了“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不再像“西学中源”说那样,将中与西、古与今混为一谈,将西学视为中学的衍生,牵强附会地比附中西学,而是比较明确地划分出了中学、西学的界限与各自的内涵,并以“体用”来规定二者之间主体地位与辅助地位的关系,在文化认识上进入了新的层次。[44]

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中体西用”论,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界和学界中的有识之士希望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想法(当然,这种引进的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所谓的“器”也就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上,对于涉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地主阶级洋务派官僚避之而不及)。可以认为,“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代表了从洋务运动时期至戊戌变法前的思想界对西学的主流看法,而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们在提出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之时,也纷纷自觉地运用这两种观点,希望在中西文化的源流和彼此关系上来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郑观应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将中国传统的“道”、“器”、“学”观点和自己所掌握的西学内容(主要是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相结合,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基础上加以生发,从而为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架构了一个与其他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所不甚相同的法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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