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下的教育纲领

第三节　“中体西用”下的教育纲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教育思想的核心，京师大学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这从孙家鼐的奏折中可以明确看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¹⁸⁾作为当时我国最高学府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学校的教育。

“中学”与“西学”问题贯穿于中国近代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898年，张之洞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的思想，同年，《劝学篇》问世，集中而全面地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文。如其心，圣人之心；行，胜任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于圣人之徒。”⁽¹⁹⁾

由此观之，张之洞对西学的态度还是十分积极的，但是中西学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他看来还是有的：“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为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²⁰⁾为此，西学是为了国家自强而不得不学的，但中学则是根本。如果中国人不通中学，就如同“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

在张之洞的这些论断中，所谓“中学”也就是旧学，指的是封建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这是在《劝学篇》的“设学”一节中明确提出的：“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并且张之洞将这些看成是一切学问的根本，认为应当放在首位，学生应该先从经史子集中学习到“圣人之心”和“圣人之行”，然后再学习有助于封建统治的有用的“西学”，希望能培养出“中西兼通，新旧兼学”的实用人才。而关于“西学”的定义，早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就认为“西学”是指“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这一观点在当时也代表了清政府的看法。在这样的观点影响下，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极为推崇，但同时，却否定其学理，称之为“异学”、“杂学”。

正是对“中学”的如此重视，视其为“本”，为此，张之洞十分强调读经课的重要性。“中小学堂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很明显，读经的目的在于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来加强对学生思想的控制。这种思想的盛行，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是无益的。科学教育刚从“西学中源”说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不久，却又随即陷入了“中体西用”说的泥淖。

相比较洋务运动初期，将“西学”只限定于“器数之末”，张之洞有了一定的改进，他将“西学”归纳为“西政”和“西艺”两方面，其纲目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由此可见，张之洞“西学”的范畴中包括了资本主义的某些规章、律例，但这与维新派所提到的“西政”是有本质区别的，并非指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他极力反对那些能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学说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化。他把新思想比作“洪水猛兽”，攻击提倡资产阶级文化是“葨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义”。

知道了“中学”、“西学”的涵义，那如何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体”和“用”之间的关系呢？张之洞认为，讲西学必须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业”，“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是从。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习“西学”。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居先，西学居后；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存于内，西学形在外。

由此可见，在张之洞的观点中，为学要“新旧兼学。学时数、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虽然在他的观点中，西学的内容已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涉及西方的政治学说、历史学科，但与中学相比较，是有“体”、“用”之分的，其根本还是学习中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了他的办学宗旨，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我国当时的教育纲领：“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以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为了引导中学为本，张之洞还特别强调许多西学都可以在中学中找到根源，这与“西学中源”说如出一辙。张之洞认为，举凡西学的格致、化学、农学、开矿、林业、工艺、铁路、武备学校、游学等均可以在《中庸》、《周礼》、《礼运》、《论语》、《左传》、《学记》等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到互相契合的说法。所以，他觉得“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