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影响下我国洋务学堂的发展

第四节　“中体西用”影响下我国洋务学堂的发展

我国传统的书院以应试科举为号召，这从当时掌教粤秀书院的冯敏昌的言论中可知一二：“但以书院为科举录遗之捷径，以故逢科举之年，趋之若鹜。”⁽²¹⁾书院所承担的这一任务，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任务，使得当时我国学校教育成为了科举的附庸，与科举内容无关的自然科学内容，自然就被排斥在书院教授内容之外。洋务学堂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清王朝沿袭以八股取士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工具。由于清代文字狱猖獗，学者们开始在故纸堆中寻求为学的唯一道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分别指东汉经学大师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成为了当时学术界的真实写照。牟宗三先生曾这样指出：“乾嘉年间的考据，这是在歪曲之下的病态发展。从此中国学问的传统、命脉就被斩断了……演变到清末民初和西方接触时，面对种种大问题的挑战，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丧失了反应的能力，就是因为已丧失了学问传统。没有学问就没有思想、思考力，因此也没有观念。”⁽²²⁾

文化专制的另一种反应便是文化排外主义，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便是“华夏中心观”。“这种世界观的关键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中心论。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最后，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中国人将其归于“道”这一概念之下）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礼貌人就是成为中国人。”⁽²³⁾对于这种观念，在利玛窦时期，他早就指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²⁴⁾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国大多数学者对西学的态度是排斥的。早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对明末西方传教士艾儒略系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西学凡》作了这样的评价：“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²⁵⁾但对于这样的“异学”，又因为其“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所以“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而洋务学堂的创办，就彻底秉持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

洋务学堂是指我国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一些和西方接触较多而且主持洋务运动的官僚按照“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所创办的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的各类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主要包括翻译、外交、军事、矿物、冶炼、机械制造、医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在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共创办的洋务学堂有以下几类，具体见表11-1。

（1）为培养外语、外交人才服务的外国语学堂，共8所。

（2）为新式的造船厂、兵械工厂和新式军队所培养的军事科技和医务人员所创立的军事技术学堂，共9所。

（3）为培养新式军队人才服务的军事学堂，共13所。

（4）最后一类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服务的实业学堂，共5所。

表11-1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的洋务学堂

以上洋务学堂中，虽然有的规模很小，各自独立，但为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办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京师同文馆。在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后，1866年，奕䜣提议，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而该提议的实践前奏则是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虽然说广方言馆已开始学习算学，但这只能定性为是西技学习的酝酿阶段。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真正开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洋务学堂的创办，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首先，从人才培养上来看，由传统的德行标准转向德行与技艺双重标准。从我国传统学术观点看来，“技艺”往往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认为是下层的劳动者所为的，不是君子的事业。而自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我国教育开始转向德行与技艺并存的目标。

其次，教学内容由传统的儒学转向实用技艺之学。这在京师同文馆于1876年所颁布的课程表中可一目了然。其中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十条》对西学课程作了这样的规定：“学生分为上下班，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画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上班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合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或木或铁各种；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生徒学此各事之时，仍需兼习下班之学，以兼精深。”⁽²⁶⁾

再次，教师也由儒学士大夫逐步转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在洋务学堂中，教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学生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的汉教习。另一类就是教授外语、自然科学和技艺知识教学的洋教习。

最后，学堂的教学形式由传统的个别教学、记诵教学转向现代的教学方式。在洋务学堂中，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如班级授课制、学年制等已开始实施，传统的个别教学逐步被班级授课制取代。如福州船政学堂就分为前后学堂，把学生分为四班，分别为：前学堂分为法语、英语两个班；后学堂分为驾驶、管轮两个班，每班设总教习一名，分班授课。而江南水师学堂分班更为具体，学堂分为驾驶、管轮两门，各为60人，以二十人为一班。可见班级授课制在洋务学堂中已较为普遍。在教学方法上，在洋务学堂中已开始尝试运用直观演示、实验等教学方式。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设立“观星台一座，以便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

1896年，陈其璋在《请整顿同文馆疏》中就提出，“仿照外洋初等、中学、上学办法，限以年岁为度，由粗及精，以次递进”的现代教育主张，而洋务学堂的这一系列向现代学堂转变的措施正是为实现这种现代教育主张的积极尝试。所以我们说，虽然洋务学堂的创办，其目的终将是维护封建统治，但洋务学堂对于我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为此，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曾这样指出：“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中兴的政治家们并不希望开创一个新社会。他们想要恢复一个他们所坚定相信的建立在永恒真理之上的社会，恢复一个经过调整便可永世繁荣昌盛的社会。”⁽²⁷⁾这样的评价对于创办洋务学堂的目的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