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的影响

第六节　“中体西用”的影响

近代中国于清朝康熙及雍正年间，因为礼仪之争，使得西洋宗教在我国的传教活动受挫，连带的是中国丧失了接受西学的机会。此后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及工业科技产生了巨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坚守“夷夏之防”的中国，在中西再次相遇时，科学水准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多次战败的经历，使清政府认识到“夷人”的长处，于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导下，开始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转变了有识之士对西方学习新的认识，指出学习西艺只重视器物之用以及粗浅的技艺是行不通的，更应该学习西方技艺及器物背后的制度与思潮，这引发了清末新教育由“西艺”时期进入“西政”时期，出现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国内保守势力兴起，到了义和团运动时发展到高潮。在同治光绪时期的自强运动，改革的范围仍有极大的限制，在当时浓厚的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开课讲授科学知识却被认为是“数典忘祖”。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吸收西方的长处，于是调和“排外”和“向西方借镜”两者观点差异的“中体西用”论出现了，“中体西用”学说满足了排外守旧人士的自尊，也给予革新人士改革的依据。为此，在我国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影响深远。

“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进程中，学习西方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贯彻着‘中体西用’理论，它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也是洋务主义教育思潮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说更支配着晚清的教育思潮，无论是“维新变法”中的教育改革，还是后来清政府实行的“新政”，都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改革传统教育内容。同时，对于西学的认识已远远超过洋务运动早期仅仅指的“长技”范畴。

“中体西用”说，到清末民初依然颇为盛行，它也为清末新教育如各武备学堂、实业学堂、大中小学堂课程中的理化、博物、格致课（即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一些旧式书院开始逐渐改革为新式学堂，教育内容由单一的中学扩展到中西学结合，开始输入西方的天文历算、船炮汽机、矿物技艺、军制兵学、声光化电、农工商医、政法律例、史志地理、外事交涉等知识，培养了一批外语外事、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人才。

清末因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中小学堂中加入了格致、理化、博物等课程，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论也在教育领域表露无遗。清末管学大臣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指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以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经由这份类似教育宗旨的办学指导说明中，可以知道“中体西用”思想完全贯穿于全国的教育方针中，其中区分中学和西学，而西学的价值则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这充分体现在当时的中小学堂章程中对科学科目的说明中。

博物：“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用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审植物动物互相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

物理化学：“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真确之知识，使适于日用生计及实业之用”。

在小学堂格致科的说明如下。

高小格致科：“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象质性，并使知物之关系，及物与人之关系，可适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

初小格致科：“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关系，以备有益日用生计之用”。⁽³¹⁾

由上可知，科学科目传授的目的全部偏向应用，此时仍谈不上科学中其他重要的功能，如科学精神的培养以及科学方法的学习。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主张的合理性都是在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成立，“中体西用”也是如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含义是指：“我这个君主专制政体的绝对权威是不能动摇的，虽则科学技术的用处也还是少不了。”⁽³²⁾所以说，“中体西用”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利用。不可否认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向西方学习的初级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及为西学在我国传播和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因为要在封建旧文化弥漫的社会里塞进新文化，只有中学“作为前提”，西学“才能有依托，不然，西学是断不可能在我国得以发展的”。因此“中体西用”说在最开始的确让国人开阔了眼界，使我国引进了新的技术，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同时，使得中国旧式学校向新式学堂转变，更是向西方学习由科技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带来了人民思想认识、价值观等方面的转变。

“中体西用”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倡导了我国近代新式文化事业的兴起。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式的文化事业机构，如翻译机构、图书馆等，尤其是在清末“新政”时期，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在戊戌变法时期，开始设立图书馆、创办官报。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就奏请“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妥定章程，许人入楼看读”，以便“飨遗学者，增益人才”⁽³³⁾。虽然李端棻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批准，但在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与此同时，各省也开始积极投资创办公共图书馆。如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派人去日本调研图书馆开办以及管理方法，还购买书籍，“筹拨开办费银10000两和常年款1200两”⁽³⁴⁾。一时之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纷纷建立省级图书馆，1909年国家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清政府创办图书馆的举措，是我国在文化层面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中体西用”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普及文化和开民智都起了积极作用，更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中体西用”说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到了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由当初促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转变为阻碍其传播，更进一步阻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入，俨然成为为保留封建文化正统地位的口号。

严复指出“中体西用”的实质为“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深刻揭露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实质。严复还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两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己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³⁵⁾在这一言论中，严复将中西文化看成是相异的两个个体，两者之间各有体用，不能将中体与西用勉强地凑合在一起，应该说，这一驳斥十分深刻，也极有说服力。

除严复这一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外，何启和胡礼垣在《新政安行》中也写到：“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末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为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³⁶⁾

所以说，从严复和何启、胡礼垣对“中体西用”思想所发表的评论可以看出，“中体西用”说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产阶级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他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近代出现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遭到了来自西方的侵略。“而这种言技之所以引起了言政、言教的连锁反应，一方面在于这些技、政、教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西技与中政、中教之间，西政与中教之间存在不相容的关系。”⁽³⁷⁾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工业、近代经济制度、近代政治制度、近代的思想观念，这一系列如同生物链一般，环环相扣。如同将水和油同装在一个瓶子里，用手不停搅拌，但手一停，水和油就分开了。中国近百年来学习西学，若其动力除了好奇心之外，就是应急之用，那就极容易走上“浅尝辄止”的道路，最后，“中学”荒废了，西学也只是抓住了皮毛。

为此，要在中国封建体制下培育出发达的科学技术，这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的。毕竟，这种以“中体西用”为主要导向的近代分科主义课程设置最终还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而科学文化的本质侧面——科学探究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观，绝不可能在“中体西用”中获得统整。这便难以实现科学与教育的真正融合，其结果必然导致难以掌握成体系的科学文化知识。要强行将封建纲常之“体”与西方科技之“用”两者结合在一起，说明当时国人还只是将关于科学的认识限制在“器技之末”内，科学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文化。科学还只是一种工具，是用来富国强兵的工具，仅此而已。正是在这样的器物科学观作用下，人们仅仅还只是看到科学技术本身，而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等方面并没有真正理解。而且“中体西用”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科学事业因无制度上的保证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科学研究成果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被广泛运用于生产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科技发展仍缺乏真正的动力”⁽³⁸⁾。

总而言之，“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可融性与特殊性，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体骨架，而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建筑材料，相辅相成，各司职能。主张既保持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又要求有选择地接纳西方科技文化，虽然这本质上只是传统教育思想的一种变型，但相比较以儒学为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中体西用”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为西方近代文化教育尤其是“西文”、“西技”、“西艺”的输入争得了一块合法的活动地盘，从而为近代教育的转型创造了某些条件。相对于“视西学如仇”，一概排斥外来事物，“中体西用”是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的。但相对于政体上实现彻底变革，对传统教育实行全面转型的先进思想而言，对全面理解科学与科学教育的本质来说，“中体西用”是起到了阻碍作用，也滞后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