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的演化

第五节　“中体西用”的演化

洋务派为强调西学之可用和当用而标榜的“中体西用”说，随着他们对于西学知识的加深而逐渐有所发展，开始有人认识到所学习的不应该只是洋器洋技之长，不应只局限于“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的狭小范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学的性质和作用是否仅局限于形而下的器技之末，成为了当时开明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问题。

就在洋务运动早期提倡向西方学习之时，郭嵩焘就在“海防之议”后作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判断。郭嵩焘的这一判断是想说明我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在学习其技术之后，还应该学习他们的立国之“本”。但关于这个“本”学习之后如何运用的问题，郭嵩焘并没有提及。随着留学运动的开展及大量翻译著作的盛行，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西方固有的本末与“中体西用”的关系及如何处理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随后，王韬、郑观应等人开始反思“中体西用”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洋务运动所学习的只是西人的皮毛而已，而真正应该向他们学习的是经济和政治等立国之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²⁸⁾在这一论述中，郑观应集中体现了“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对“中体西用”说的有力驳斥，也是对“中体西用”说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暴露的问题的反思。

相比较于郑观应的含蓄，钟天纬直言不讳地指出洋务运动成效不理想：“如遣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非不竭力经营，仍治标而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苴，终无救于存亡大计。”而西方强盛的主要原因，器技高明只是其表面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通民情，参民政”，这才是他们“国势日臻富强”之“本”，只有把这个“体”抓住了，才能带动“用”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种可以使中国“救于存亡”的治国之本。“至于通民情、参民政之目，则如开公议堂，而闾阎无不达之情；创新闻纸而草野无不言之隐；立讼师陪审之员，则是非一秉大公，而民无冤狱；设乡举里选之法，则好恶参诸舆论，而野无遗才。若夫赋税由民定，则不困诛求；公役由民办，则乐于从事；教养由民捐，则朝廷无博施济众之病；巡逻由民派，则官府无精神不到之区……驯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几乎三代刑措之风，断未可以无本之治目之矣。至于武备之精、吏制之懋、学术之隆、人才之盛、刑罚之公、财用之足、商务之兴、制造之利、水利之修、农功之治，胥本此道以行之，故能造其精微，睹其成效耳，非即其致治之本源也。”⁽²⁹⁾

钟天纬的这些言论，著述于1880年前后，表明了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已认识到要想学习西方富强之本，就必须对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的“体”进行根本变革。但当时这些议论还没有形成重大影响，只能说是维新变法思潮的前驱。开明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展到这一程度，可见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体西用”文化观已经无法容下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新政的新内容。但是，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的这些观点，因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还没有达到改变祖宗法统与伦理纲常的勇气和能力。

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除了继续讲求军事技术和声光化电等科技学问之外，洋务派将引进西方文明的重点放在了“重商富民”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之法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³⁰⁾在这一论述中，郭嵩焘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之“本”是“政教”，而“商贾”只是“末”，而“造船、制器”更只是“末中之一节”。但郭嵩焘也认识到，中国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不得不“姑务其末”，先“通商贾之气”，以此奠定“循用西法”的基础。所以说，随着不断演化，“中体西用”说逐渐趋于完整和丰富，对西学的认识，也不断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