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说的源起

第一节　“中体西用”说的源起

以利玛窦为先导的耶稣会士来华后，在徐光启等人的眼中，天主教教义可以“补儒易佛”，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则是“格物穷理之学”，可以为我国西学的缺失提供补充，从而使我国走上“超胜”之路，为此，他们积极向耶稣会士学习数学、天文学等知识。1629年，徐光启主持改历，修撰《崇祯历书》。到了清朝，终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颁布了“时宪历”，完成了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应该说，徐光启在这一过程中功勋卓著，但是在对待中西之学的态度上还是比较模糊的。

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推荐传教士参与改历的时候提到：“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较正讹谬，增补阙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旧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矣。”⁽²⁾在这里，徐光启就很明确地提出了西法的作用是“增补阙略”，这与中法的主从关系已一目了然。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规范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百千万年必无敝坏。”⁽³⁾在这段论述中，徐光启形象地做了个比喻，将改历比喻成修房子，规范和尺寸和原来的一样，只是木头、石头、瓦片等材料是用西方的。而这里所说的西方的“材质”其实就是“用”，“型模”就是“体”。

在徐光启之后，梅文鼎和康熙皇帝等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不管是徐光启的“型模”和“材质”，还是梅文鼎的“义”和“法”，以及康熙皇帝的“规模”和“数目”。他们所提倡的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学中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体西用”说的历史线索。而从“西学中源”说到“中体西用”说，从积极方面说，是表明了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两者都没有认识到异质文化的文化物质外壳与精神实质，尽管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西学中源”证明了中、西学并没有冲突，认为两者是可以相容的。但到了洋务运动时期，随着对西学的不断理解，这种观念凸显了诸多弊端，越来越显得牵强附会。于是“中体西用”之说应运而生。“中体西用”说最初见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所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西学中源”说的盛行，不止暴露出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几乎是近于无知的，不懂得西方文化有自身长时期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这种绝对化的“西学即中学”的观念，久而久之必会引导出西学无需学、不必学的结论。

但随着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及中国的节节溃败，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与侵略者的不断交往中，以及对农民军的镇压中开始认识到西方军工火器之长，随后也懂得了西方数算天文等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便开展种种措施推行富国强兵之策，学习西学成为当务之急。而由于深受“夷夏之防”观念及根深蒂固的“经学”教育的深深影响，学习西学一直受到顽固派的阻挠，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习西学的阻力，在“中学西源”说没落之后，“中体西用”思潮开始流行。所以可以说，守旧派对西学的一再阻挠，是“中体西用”说产生的一个直接因素。同时，相比较于“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说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学”与“西学”两者的关系，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所处的地位。

在关于“中学”与“西学”长达三十年的漫长争论中，守旧派对西学进行指责的理由，无非是“弃本务末”、“舍己从人”、“夷夏之辨”。认为治国兴邦才是国家大本大原，依靠礼义忠信为内容的伦理纲常，通过整纪纲、崇圣道、励气节、振民心，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根本不需效仿西方，去舍本求末，讲求技艺数术。并且还认为引诱人们以末技为奇，只会败坏立国大本而祸国殃民。同时洋务派在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同时，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文化体系存在不妥，注重的也只是西方的科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种观点，其实质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个反应。洋务运动酝酿期的思想家冯桂芬，在倡议“采西学”之际，关于西学和中学的关系，就已经拟制出“主辅”说。他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一文中写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⁴⁾随后，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不断的文化论争，一种长时期影响我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逐步定型。

冯桂芬指出，中国不如夷人有四：“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⁵⁾因此，中国欲自强，就必须向夷人学习，积极主张“制洋器”和“采西学”。至于学习的内容，除了坚船利炮和练兵之法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以及百工所需，有益民生的都要向西人学习，但是对西方的宗教，他认为是“耶稣教者，率猥蔽无足道”。⁽⁶⁾冯桂芬相信中国的伦理道德优于西洋，唯独西洋器物的进步和富国强兵的技术优于中国，为此提出了“以中国为本原，以西洋为辅”的做法。所以说，在洋务运动的早期，“中体西用”思想就存在着。

薛福成也曾指出：“降之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亥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抵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⁷⁾1893年，薛福成又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夫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系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体用兼赅上也，体少用多次也”。

郑观应在《西学》里也强调：“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⁸⁾郑观应还认为，西洋诸国强盛的原因就在于术，而不是在人。所以要与他们争强，就应该在学习中国之学的基础上，再学习西洋的术。在他看来，西学主要包括天学、地学和人学三大类，并指出格致制造学是西学之本，语言文字学是西学之末。从郑观应的论述中可知，他仍然相信中国之学有优势，凡是学习者都不应该废弃，必须要以中学为根本，再学习西学，以辅助中学中所缺失的部分。

以上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当时层出不穷，这是当时我国一群知识分子，在同一文化基线上，对同一刺激，作出的相似反应。

而正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说法的，最早见于1896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此，“中体西用”说开始成为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思潮，当时的各派知识分子，凡是讲西学、谈时务的人，大都受其影响，一时之间，成为“流行语”。因此，在顽固派的不断责难，特定历史时代下自身认识水平有限，但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情境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应运而生。

随后，在洋务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在对如何运用西学的过程中，“体用”、“本末”、“道器”等说逐渐成为安排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证方式。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体西用”说更是倡行于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上奏表明：“一曰宗旨宜先定也。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设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为立学宗旨。”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张之洞正式提出“中体西用”说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论调就一直存在着，而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在晚清可以说是一股思潮。张之洞的《劝学篇》广为流传之后，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启超就曾论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新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流行，在最初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时，的确减少了一些阻力，有利于开风气，但从客观上而言，这并不真正有利于学习西方的科学体系。因为，毕竟技术只是科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若只是紧盯技术，则无法发展真正的科学以及科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