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作《劝学篇》，集中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一时之间，“中体西用”思想在我国广为流传。张之洞作《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和新学旧学之争，因为“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衰于一”。
在《劝学篇》的序言中，张之洞就首先对顽固派以及维新派做了批判，“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10)因此，所谓“劝学”，也就是要人们在新旧学说杂然相处的时候，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他对盲目排外者和西学中源论者都斥之以理，在“要不要学习西学”这一问题上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对于经世救世的重要意义。
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完成之后，德宗载湉读后，发布上谕：“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11)就这样，《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劝学篇》全书共二十四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务本，是根本之纲，“以正人心”，专讲中学，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共9项细目。外篇务通，是辅助之纲，以开风气，专讲西学，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15项细目。张之洞主张“新旧兼学”，旧学即指“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新学指“西政、西艺、西史”，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2)
在《劝学篇》最初的序言中，张之洞就表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为此，张之洞强调内外两篇共二十四项细目，是期望国人具备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13)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目的。其中，“新学”即维新派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旧学”即封建纲常名教。张之洞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缺点，前者造成人心不安，有碍清政府的统治，而后者则过于保守，脱离现实社会，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无助于稳定封建统治。那如何对待这两者的关系呢？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观点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以此达到“规时势，综本末”的目的，这也是他中西学兼收并蓄的根本宗旨。
张之洞以“变器不变道”的主张，去反对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当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也深得清政府当朝者的赞赏。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要求王公贵族至庶民百姓，人人应努力向上，争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14)。
因此，《劝学篇》一发表，立刻受到了人们，特别是顽固派的赞扬：“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作柱。”甚至还有人认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西方对《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也持赞赏态度，乌德勃锐基（Wood Bridge）还将之译成英文，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也认为：“岁在戊戌，南皮张孝达大司马著劝学篇二十有四……天下皆曰，中国风气从此开矣。”西方对“中体西用”说的赞扬，用鲁迅先生的观点解释是因为“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同时“中体西用”的反对之声也此起彼伏，特别是维新派知识分子。梁启超就认为《劝学篇》“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其掩鼻而过之”(15)。
由张之洞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对当时所盛行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总结，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学和西学两者不可或缺。早在左宗棠时期就提出中西二学：“各是其是，两不相逾”。康有为也提到“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到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和西学两者“不可偏废”。这都表明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了中学和西学两者不可或缺。
（2）中学是本，不容置疑。洋务思潮的代表者都强调“中学为本”，这里所说的“中学”也就是指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等这些伦理纲常道德，还有就是经学、诸子学、史学等传统文化。
（3）西学为用，不能凌驾于中学之上。在洋务思潮的代表者看来，西学都处于“末”的位置，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里所说的“西学”既包括“西艺”、“西技”，也包括“西法”、“西政”、“富强之术”等相关内容。
（4）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从国家角度而言，是试图通过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科技成果等来巩固国家的统治基础。从个人角度而言，是希望通过学习“西学”，造就符合时代的新型洋务“通才”。
（5）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是以致用为最高标准。梁启超就指出：“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又说：“古人制度，何者不可行之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之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之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16)又如张之洞所制定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中，明确提出所引进的西学不应该包括西方哲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认为西方哲学是无用的。
这种观点当即遭到了批判，王国维认为：“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超出乎利用之范围之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17)只可惜，这种批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体西用”说是继“西学中源”之后作用于我国学习西学的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中学和西学被放到明确的位置，即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用“体用”这对范畴看科学本身，科学之“体”在知识层面就是它的理论体系，科学之“用”就是它的各种社会功能。体用之分这一刀下去，抛弃的是科学之体，择取的是科学之用。从此，我国的科学观和科学教育被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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