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

1.如何认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

“中体西用”是洋务时期先进人士在对待中西学态度问题上的核心理论。后人对此所论颇多，结论却不尽相同。但长期以来，对其持否定态度者居多。在我看来，对于这一统治当时进步思想界、知识界乃至政治人士思想近40年的理论，我们无法简单地将其否定，或者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和批判，而应做客观的了解，历史地评判。

中国近代化是“外发型”的，近代科技文化伴随西方炮火传进中国。因此，当中国举步维艰地走入近代时，其社会内部没有形成一种适宜近代化生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基础。一切都仍是旧有的封建结构，大多数士大夫乃至进步知识分子的基础人格，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都必然维护原来的价值体系，一旦要学习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就必定与其原有的价值体系相冲突，从根本上说，会与其自身人格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作为一件极为痛苦而又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历史主体往往会竭力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寻找传统价值体系作保护。对于这一过程，我们讲它是消极的“自然的反应”⁽¹⁾也罢；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²⁾也罢；讲它是调和中西，企图回复传统也罢，毕竟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应是我们理解和评判这一理论的前提。

“中体西用”思想发轫于冯桂芬、郑观应等一批思想家和知识者的思想中。但这些思想家一开始即存在着思想认识和实际努力上的差距。就思想认识上讲，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早期思想家们几乎一致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全面危机，必须改革。改革的内容，不仅要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等器物层次上的科学技术（即“用”的方面），而且涉及改革现有的体制上、文化上的弊端，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即“体”的方面）。这一思想实际已经超出“中体西用”的范围。如冯桂芬说：“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³⁾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中国的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都必须改革的重大课题。而且还主张从改革科举制度入手，要求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以充实政治。他说：“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表现出对有碍科技文化发展的传统文化价值标准进行冲击的态度和勇气。郑观应则从发展民族工商业角度，认为要改革中国社会政治秩序。“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务使上下无捍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因有可预期矣。”⁽⁴⁾他认为若能真正从政治上改革，定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之民无所积其怨。”⁽⁵⁾这显然也涉及“体”的变革。其他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也都主张在学习科技之外，还应学习西方体制方面的内容。王韬说：“天下之患不在贼而患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有人而后法以立”，法立“夫亦急思变计而后已矣。为生命辟生财之源，为地方等灭贼之效，为朝廷广储材之路，而天下自无不治矣。”⁽⁶⁾马建忠则说：“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⁷⁾要求为早期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代思想家有着冲破旧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和要求，体现着时人对中西学认识上的新高度。

然而，近代之初，无论社会结构还是文化心理都未发生根本转变，任何人都程度不同地留有旧时代的印迹，即便是冯桂芬、郑观应等代表最进步的思想界人士，也一样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的体制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束缚。特别是社会旧势力的强大，使他们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体”、“用”皆需变的同时，心理和观念形态上仍只能寻求传统文化之依托，为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总希望回到“圣之经上”，最终在实际努力上走上“中体西用”。如冯桂芬在对自己的思想认识做了评述后，仍归结到一点，认为所要学的“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并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中体西用”说的最早形态。郑观应也在鼓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同时，明显倾向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治时弊之良药，认为“中，体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易变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安常，无权何以应变？”在《西学篇》中更明确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王韬说：“可变者器，不变者道”。“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又说：“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⁸⁾薛福成也说：“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⁹⁾新的思想家摆脱不了旧时代的阴影和旧势力的羁绊，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走向近代化之初必然出现的历史过程。换言之，“中体西用”是当时中西文化冲突下所能达到的认识的极致，也是当时所能为人接受的理论。

正因为“中体西用”论既重视学习西方技艺层次上的科学技术，又不主张根本变更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相反还要以儒家思想为体，以学习并引进西学来充实和发展这一传统之“体”。因而，“中体西用”论才更容易被封建官僚阶层所接受，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科技、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洋务“自强”运动。这一理论本身也在洋务官僚那里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展。曾国藩倡言“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购买外洋船炮”为“救时第一要务。”⁽¹⁰⁾又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公布《讨粤匪檄》，以孔孟的继承人自任，号召捍卫封建文化传统。左宗棠在洋务官员中最早对比中西方化，认为“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¹¹⁾他在强调儒家“义理”的前提下，肯定西方“艺事”的实用价值。张之洞更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论做了明晰的概括和系统的阐释。

在我看来，“中体西用”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1）突破了“华夷之辨”，实现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

“华夷之辨”观念早在鸦片战争的夷夏较量中，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怀疑。然而，由于传统观念异常强大，“师夷”主张在鸦片战争后20年中，一直未能找到一个适宜的理论支柱，反被清朝廷拒之门外，未能形成气候，一切“事局如故”。“中体西用”理论的产生，则为学习西“技”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凭借和适宜的思想环境。“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为改变“中国军器远逊外洋”的局面，同时也为传统的儒家理论体系不在西洋枪炮下崩溃，不得不熟夷情、懂洋务。于是，洋务官员直言不讳地奏请办洋务、师夷法，并聘请“洋匠”、“洋教习”教造枪炮、轮船、任学堂教习、操练水军等，还派学生留洋，“求洋人擅长之技。”⁽¹²⁾认为“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¹³⁾1884年，张之洞特下札文，明令延仿“习知西事”又“通达体用”诸人。要求“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¹⁴⁾他还发了《延访洋务人才启》，要求。“张贴遴选劝导”。指出：“其有研究精天算、周历地球、通晓诸邦之形声，熟于沿海之险要，或多见机器，运用得宜，或推阐洋法，自能创造，或究极船炮之利钝，或精通矿学之法门，或能贯彻新旧条线之变迁，或能剖析公法西例之同异，兼擅众长者俾为人师，专通一门者亦师节取。”⁽¹⁵⁾这种讲求师夷、大谈洋务的观念，是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同时又在内部“中体西用”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2）突破了原先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实现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转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虽然对西“技”有所认识，但对西学，因“士大夫太无学识”，一般官吏、士大夫轻视西学，对其“鄙弃不道”，少数知道者也知之甚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现实的刺激特别是“体用”观的出现，使一批士大夫尤其是洋务官员们开始大胆地接触西学，引进西学。1866年，总理衙门奕訢等奏报：“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¹⁶⁾李鸿章也说：“综核名实，洋学有于华学者。”⁽¹⁷⁾认为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乃是“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¹⁸⁾张树声奏称；“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步生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才之兴，庶有日也。”⁽¹⁹⁾刘铭传也奏请设局翻译西书，要求“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翻译刊刻，发行各省。“务使人人讲求，父诏见勉，人才庶可奋兴。承学既多，谤疑自少，由是按其学科，广其登进，决不至若科名愚闽，贻害苍生。”⁽²⁰⁾

总之，“中体西用”观是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早期发展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