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档案部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和普及，并成为引导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张照余认为，信息技术对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信息网络建设带来档案教育手段的革命，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日趋成熟;第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档案管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促进了档案学高等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平台的重大变革(27)。早在1996年北京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召开前夕，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与培训处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召开了第八届档案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档案专业的远距离教育和档案教育的国际交流问题”，反映出国内外档案学术界对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档案教育创新机制的关注(28)。此后，围绕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与档案学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我国档案学界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面对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给档案学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档案学教育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档案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来了发展机遇，应借此契机大力发展档案学教育，开拓档案学研究领域，在档案学专业下开设电子政务、电子公务方面课程;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学教育举步维艰，IT、管理、法律、新闻等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而档案学这种“冷门专业”没有多大发展前途，应该取消，或者从专业名称到课程设置都将“档案”二字去掉，完全转向行政管理、电子公务、电子政务等专业。朱玉媛指出，这两种观点直接关系到今后档案学教育的发展，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她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学教育界应有忧患意识，但不能有悲观情绪，为了推动未来档案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当在三个方面取得共识:①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学教育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及较好的发展机遇;②深化档案学教育改革，将一些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变压力为动力;③加强档案学教育界与实际档案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密切联系，共同实现档案学教育目标(29)。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给档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档案工作者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从而也对培养档案工作者的档案学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连成叶认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当从更新教育理念，转变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重新构造适应信息技术革命要求的课程，调整教师知识机构，加强实验室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以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档案专业人才(30)。丁光勋认为，信息时代档案学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需要转变教学观念，更新课程教学体系，由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拆除高校办学的围墙，充分利用科研机构、产业部门和社会资源办学，突破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输送大量高质量人才(31)。
1997年至1998年间我国图书情报档案学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整(32)，使得档案学从历史学的附属学科成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而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日益广泛的条件下，档案学日益向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等领域拓展，从而引起了档案学界对档案学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前景、路径、策略等问题的思考。潘玉民指出我国主要存在三种档案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模式，即独立办档案学院或档案系、依托在历史学专业下开设档案专业、依托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下开设档案学专业，他认为三种模式是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产物，其存在具有长期性、合理性，因此需要加强档案学高等教育宏观指导，保障不同模式的档案学教育改革体制得到充分的发展(33)。面对图书情报档案学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一些学者认为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当走融合发展道路，以培养宽口径、复合型人才，满足社会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期庄子逸等人就开始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教育的综合发展问题(34)。戴维民认为，在全新的社会信息化环境下，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当坚持开放而融合的发展策略，即在开放的档案学基础上建立开放的档案学教育，基于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在学科研究与学科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研究领域，实现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促使档案学高等教育适应对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35)。王萍等人指出，档案学的特点就是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如今，在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这种性质可能更加复杂，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人员正不断受到其他领域的影响，因此，从档案教育的理想愿景的角度讲，21世纪的档案教育应为学生提供以档案学为核心，以管理学和相关人文科学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专业框架，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技术能力的档案专业人才(36)。倪丽娟认为，文档工作源于并服务于社会实践管理需要这一根本出发点要求我们在培育高等档案学专业人才时，必须给学生以坚实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教育，使学生们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深刻把握档案与档案工作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使学生们掌握应有的工作思维与实践能力，以保证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质量与社会适应性(37)。
近年来，建立在信息资源概念基础上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的集成趋势明显，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职业变化，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单一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及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冯惠玲等人认为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概念具有集成相关学科领域知识而形成一个上位学科群的巨大包容力，开展信息资源管理教育十分必要，并在调查国内外信息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分析我国信息资源管理教育应关注的主要问题(38)。陈艳红等认为，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一体化的角度，基于社会发展、职业发展、个人发展、学科发展的共同需要，建设信息资源管理本科专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而必须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方面入手，把握专业学科发展、高等教育发展与专业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正确处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三个专业的关系、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关系(39)。蒋冠则进一步提出，信息时代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都面临着诸多的尴尬与困境，两者的整合是大势所趋，而两者基于课程整合的本科教育整合是一种初级层次的整合，在新的社会实践背景下，需要进入学科整合的本科教育整合层次中去，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整合一个新的上位类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他还结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开展信息资源管理本科教育的实践，提出了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本科教育整合的基本方案(40)。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走合并之路。例如，乔健等人撰文指出，管理学院背景既给档案学专业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基础厚实而宽阔的平台，也带来了严峻的生存压力，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不能并入“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拓展空间，争取更大的发展(41)。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独立与融合两种策略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冯惠玲指出:新世纪的档案教育应该采取以“独立”为体，以“融合”为用的方针——用融合培育独立(42)。例如，郝伟斌指出，传统环境下档案教育经历了从融合到独立的过程，而信息社会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档案工作环境，也促进了档案学研究和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档案工作与外界工作的联系日益密切，单一的档案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外界的发展变化，从而促使档案教育走向了更高层次的融合，因此他认为独立而融合的教育理念和发展方式是未来档案学教育的重要模式，建议从独立的学科定位、与时俱进的教育目标、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等方面促进独立而融合的档案教育模式的推广应用，从而促进档案学科在未来信息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地位的巩固和提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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