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4.2　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教育界在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分布在两大部分，既包括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专题性、局部性比较研究，又包括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整体性比较。

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专题性、局部性比较研究主要是对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部分工作环节、局部结构等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也包括对不同国别的国家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整体进行的比较研究。吴品才对中美两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计划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²²¹⁾。岗位培训、远程教育、研究生教育等是比较热门的专题性研究课题。陈琼从培训对象与培训类型、培训管理与培训机构、培训内容与培训形式对中美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²²²⁾。此后，她进一步通过对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远程教育工作的比较后发现，随着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档案专业人才培养与开发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档案远程教育这种教学手段新、覆盖面广、学员容量大、学习方式灵活的教育形式将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²²³⁾。杨安莲对同处于亚洲东部的中、日、韩三国近几年来的档案专业培训工作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三国培训工作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档案专业培训工作的重要地位、制度体系、全面性与针对性等问题进行了思考⁽²²⁴⁾。许文霞则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培训内容三方面对中外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进行了比较⁽²²⁵⁾。周莉对中外档案学继续教育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²²⁶⁾。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外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的比较研究。杨道玲从发展概况、教育模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美两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的差距与问题，他建议未来的中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应向集约式转轨，培养目标应走向“宽口径、厚基础”的方向，教育方式应灵活、开放、现代，并明确研究生教育的定位⁽²²⁷⁾。郭燕辉从发展现状、生源结构、师资力量以及学生就业方向等四个方面对中美两国的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²²⁸⁾。李淼则以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作为参考，从发展概况、课程目标、入学资格与毕业要求、师资情况及教学设施等方面对中英两国的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比较，并对发展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提供了相应的建议⁽²²⁹⁾。

在对不同国别的国家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整体进行的比较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对比。李财富、王宇晖、饶圆、黄霄羽等先后对中美两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李财富从档案教育历史、教育结构、课程设置、教育成就等方面对中美两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异同进行了系统的阐述⁽²³⁰⁾。王宇晖则从档案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岗位培训等不同教育层次对中美两国的档案教育工作进行了比较⁽²³¹⁾。饶圆等人从中英文字面、文化背景、课程设置、教育体系、师资力量五个方面对中美档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比较⁽²³²⁾。黄霄羽文选取了中美档案高等教育机构的两个典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专业设置、教学层次、课程体系和就业途径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中美档案高等教育的异同与优劣，从而挖掘了国外档案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²³³⁾。黄霄羽从发展速度、教育形式、教育内容、师资构成等方面比较了中英两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差异，探讨了两者的发展规律与趋势⁽²³⁴⁾。李萍总结了中法两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现实基础、教育形式、课程设置、就业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并对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²³⁵⁾。王磊从发展历史、教育体制、专业教学等角度对中国与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²³⁶⁾。

有关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整体性比较研究的成果出现较早，但数量不多。胡晓东从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实践训练等方面对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²³⁷⁾。赵爱国对中外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历史渊源、教育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培养方向、教育内容、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等提出了参考性建议⁽²³⁸⁾。王艳艳则从教育层次、教育着重点、培养体系、课程设置、与外界的沟通和教育创新六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了中西方档案教育的差异，从而得出一些对中国档案教育改革的启示⁽²³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