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风的自觉

赵馥洁

学风问题在当今既是一个十分庄重的话题，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之所以庄重，是因为它不但与学者个人的学术成果、学术人格有关，而且还与社会风气、民族精神相通，进而还与国运、民命相连。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当今中国学术风气、学术道德，以至学术腐败问题已成为沉疴、痼疾，腐蚀着学者的灵魂，腐蚀着学术机体，损害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也助长着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良学风与学术体制上的弊端融为一体，成为社会公害之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2002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5月10日教育部又发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又发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这都充分说明了学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学者实现学风自觉的重大意义。

一、学风自觉的重大意义

(一)学风修养的自觉是学者人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确证

学风是学者治学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综合一体而形成的有稳定性的精神倾向，是学者主体精神素质在治学中的表现。

学风是学者的内在精神的外化，学风的内在根据是学者的主体精神素质。

1．学风是心理素质的折射。在人与学问的关系上，对科学知识、学术和真理是否充满兴趣、是否有热爱的情感，是否具有治学的坚强意志和坚韧毅力;对待治学的态度怎样，对待成绩的态度如何，创新意识怎样。这些兴趣、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都会在治学中表现出来。所以学风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者志向的远近、情趣的高低、意志的强弱、毅力的韧脆、创造活力的大小等心理素质，反映了学者这些心理素质的发展程度和活跃程度。

2．学风是道德素质的反映。在学者与他人的关系上，学者治学的目的和动机，即为什么治学，为谁服务，在治学中携带着什么样的个人动机?追求着什么样的生活目标?期待什么样的社会前景?这些蕴含在学风中的治学动机目的性问题，无疑是与学者的人生观、道德品质紧密联系的。寓于学风中的治学态度，如有无实事求是之心，有无谦虚诚实之品，是否尊重事实，是否尊重他人，是否尊重别人敢劳动成果等，也总是和学者的道德品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风中所体现的道德品质，常常是衡量学者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

3．学风是认识和思维素质的表现。在治学中要处理许多关系。在治学中遵循什么样的思维原则?选择什么样的认识路线?采取什么研究方法?对古与今、中与外、知与行、述与作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对现成知识食而不化的生搬硬套，还是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学究主义，还是注重批判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态度?是只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雕琢而对完整的逻辑体系置之度外，或只热衷于抽象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屑一瞥，还是既重视个别问题的解决，又重视重大基本原理和逻辑体系的把握?——学风的这些侧面，无疑都反映出一定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问题。而这种治学的方法是学者认识能力和思维素质的表现。

学风是学者在求知和治学的目的、态度、方法上长期形成的综合性精神倾向，是学者的道德素质(“伦理”)、心理素质(“心理”)、思维素质(“学理”)的综合性的外在表现，是求真精神、求善精神、求美精神的凝聚。

学风的特点是:

1．学风具有审美性。良好的学风，总是融进了对科学的真实美、严谨美和创造美的尊崇和追求，这也就必然要涉及对生活中美的事物的鉴赏水平、辨析能力和创造兴趣，因而学风和学者的审美情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2．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学风之所以成其“风”，还由于它不只是学者主观精神因素的一般外在表现，而且是一种有相当强度和一定趋向的表现，它总是在学者的某些心理素质和其世界观与方法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时，或者已经表现出稳定的发展趋向时，才能真正形成。

3．具有流行性和动力性。学风形成后则流行于治学过程中，流行于学术圈、学术界，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动力。因此，学风的特点是流行而不止，其作用是无形而有力。

因此，学风修养的自觉是学者人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确证。

(二)学风建设的自觉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学风，作为学者在认识过程中主观精神因素的表现绝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它必然影响着学者的认识过程，影响着学者自己，也影响着他人，影响着社会。正是这种精神的反作用，赋予了学风问题对于社科发展的重大意义。

1．学风建设对于社科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良好的学风，对于激发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培养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坚韧的学习毅力、大胆的探索精神和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学术道德等都有重要作用。一种良好的学风一经形成，可以使学者获得一种经久不衰的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并掌握住探求知识、发展能力的正确途径，这就为其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牢靠的基础。由于人的心理素质对其行为的稳定的和连续的支配作用，良好学风学风对于学学者认识能力的发展却更具有根本性、方向性和长效性。

在许多学者、科学家留下的生活踪迹里，都可以毫无例外地看到他们良好的学风所留下的深深印痕:那对于真理的无比崇仰，对于科学的不懈追求;那不知疲倦的努力勤奋，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那锲而不舍的恒心，百折不回的毅力……他们所以能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除了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条件和前人的经验积累所奠定的历史基础外，也总是与他们良好的学风所分不开的。

2．学风建设对于社科学派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在学术领域，一个著名学派的形成，也不仅仅是基于共同的学术观点，还源于学术团体中的学风。这种良好学风，在学习团体中，不仅起着彼此疏通感情，密切相互交流和保持集体团结、融洽的纽带作用，而且还对集体中的人才成长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滚雪球式的连锁促进作用。

总之，优良学风的自觉对于提升学者个人，对于繁荣发展全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当前学风不正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和危害

(一)问题

当前一般性的学风不正的表现是:华而不实、浮而不入、脆而不坚、伪而不诚。例如:原典价值失落，二手资料升值;理性态度淡出，情绪色彩浓烈;学术精神脆弱，名利意识强化;独创因素减退，借鉴成分加多;论证方法缺失，叙述内容加大;庄重追求遗忘，轻薄趣味增强。当前高校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是: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二)不良学风的危害

当下的学术腐败已经渐成规模，其对社会的危害更是方方面面，令人心寒。

对学术研究自身的戕害:学术腐败对学术研究自身的戕害分三个阶段。最初仅仅是个体的暗中腐败，但逐步演变就会成为一群“志同道合者”心照不宣的相互帮扶和提携的群体腐败，到最后就是社会学术腐败。特别是掌握学术评审权力的人和处于学术评价体系顶端的人开始腐败。学术腐败其危害其淘汰的将不是学术的败类，而是学术的精英。“学术腐败”不仅破坏学术研究的规则，腐蚀学术队伍，阻碍学术大师的产生，而且还会遏制一个民族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

对青年学者和青年学生的贻害:青年学者和青年学生不但是学术腐败的主体，同时也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高校中，大学生的作弊行为、青年学者和青年学生论文的抄袭行为甚嚣尘上。

对科学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学术腐败违反社会公正原则，破坏了社会机制中蕴藏的人们相互竞争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失去凝聚力，科研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流失所导致的直接是社会科研水平的下降和生产力的后退，其后果不堪设想的。

(三)不良学风产生的原因

其一、机制原因——科学承认中的“马太效应”和“波敦克效应”。科学研究中的某些不良学风的产生，如果从现实科学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咎于科学承认中的某种不公平的“马太效应”。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社会对于科学工作者劳动的“交换”或报酬是通过社会对科学工作者成就的承认而实现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科学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通货”。这种承认包括科学论文的发表和一定的科学奖励制度等。但在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科学承认中却存在着某些不尽公平的现象，而其中较突出和较普遍的现象，一种是已经获得较多承认的科学家得到的科学承认往往会多于或大于其他科学贡献等价的科学家，这被称为科学社会运行中的“马太效应”(“锦上添花”效应);另一种是某些科学家由其所处科学机构的地位较低而在科学承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被人称为“波敦克效应”。科学承认中不公平的“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科学竞争中不正当手段滋生的土壤。因为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存在，就不能不刺激起某些人急切得到较多科学承认而占据科学承认中有利地位的欲望。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愈是突出，它所激起的某些人的那种欲望就往往愈强烈。而在这种欲望支配下，最终就可能导致其在科学活动中的某些背离科学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二、体制原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监督和惩罚制度的缺位。从社会根源看，之所以近年来在一些科学工作者中暴露出这样那样的学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某些社会失范行为的影响。

如工商界中以“假”、“冒”、“伪”、“劣”产品坑害顾客的现象，政府机构中的腐败问题，许多行业的“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尤其是屡见不鲜的某些人并非依靠诚实劳动而是靠某种不正当的手段而陡然暴富的现象，更滋生出一种鄙薄诚实劳动、一味投机取巧的风气，这种社会的道德失范，对科学工作者的学风也带来了严重的侵蚀，尤其是那种鄙薄诚实劳动和投机取巧之风，也往往会使得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在科研工作中再也难耐一步一个脚印的诚实劳动，于是便出现了这样那样在科研上意图投机取巧的不良行为。

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缺位也是我国学术腐败未能得到遏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一旦东窗事发，有教授弄虚作假被揭发出来往往就会有学校出面用学校的名誉来为个人行为担保、辩解和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术腐败投入少，产出大，难怪人人趋之若骛。

其三、政策原因——某些政策举措不合理。如果从我们的有关工作上来找原因，近年来科学界的某些不良学风的滋生，也不能不与我们的某些政策举措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例如:

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评判和衡量科研成绩和学术水平上片面追求学术论著数量的倾向(以量代质法)。目前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大多根据发表论著多少以及论文所载期刊的等级来评判和衡量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成绩和学术水平，并为此作出了某些硬性的指标规定。这些规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它强化了科学工作者出成果的那种“射门”意识，同时，使职称评审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和明确的标准，易于实际操作。但同时，这也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导致了某些人为职务晋升而在学术论著上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就像爱因斯坦所说，这种逼迫人快出成果的压力，往往最后导致人只是拿一块薄木板来，在上面钻上许多洞。但这种片面追求学术成果数量的倾向，使得科学工作者难以真正有高远的科学目标，难以沉潜下去作长期努力，相反地，往往不可避免会把某些人带上追求“捷径”的投机道路，要求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发表论文若干篇就更加不合理，且不说我们的研究生是不是真有这种科研能力，即使真有这种能力，我们仅有的几本核心刊物所有的版面都拿给研究生发表尚且不够，不少研究生没有办法只能花钱买版面。这个市场的形成对于学术腐败而言更是推波助澜。

优惠性政策的异化——“扶持”年轻人才成长的优惠性政策和倾斜性措施的变质(揠苗助长法)。某些学风不正的问题较多地发生在某些青年学者中，这与我们的某些揠苗助长的做法也不无关系。近年来，我国对年轻人才的成长都倾注了极大的关心，采取了许多“扶持”年轻人才成长的优惠性政策和倾斜性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加之时下某些宣传媒体又喜“包装”、“炒作”，在对一些青年学者的宣传上，往往多少包含一些水分，以致有的青年学者稍有成就，竟暴得大名，一顶顶桂冠接因而至，而不少与其只在伯仲之间的青年学者却可能总是默默无闻，只能处在其光环的阴影之下。这样，一种新的不公平的科学承认就催生了某些不正当的科学竞争。

其四、风气原因——浮躁的社会风气。今天在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功利意识增强，如不加节制，就会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风气之一。为谋利而着急，由着急而躁动，由躁动而浮夸，由浮夸而虚伪。于是，急功近利—躁动不安—浮而不入—华而不实—伪而不诚，成为一种心理、道德递进逻辑。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学术腐败现象滋生就是急功近利引起的浮躁心理在学术界的必然反应。在一种普遍的浮躁风气中，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耐得住几十年的寂寞去从事一项未见名利收益的事业?还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以一种寂寞的耕耘者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一些人以数不清的学术头衔包装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极不端正，虽身在学术界，却心有旁骛。或热衷于浮名，或竞逐于市利，或垂涎于权势;表面看整天东奔西跑，“研究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而事实上玩的是学术游戏，耍的是“鹦鹉学舌”，虽也有不少的“论文”、“专著”，但细考起来，一点真知灼见也没有。

其五、政治社会原因——官员们推波助澜。一些官员们看中了博士和硕士头衔对自己晋升的好处，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硕士、博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陆善镇曾分析说:“读在职硕士、博士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有权的，一类是有钱的。这两类人恰恰是时间比较紧张，工作、商务非常繁忙的人。在职生只用不到30%的时间就能完成学业，质量如何不下降!”有的在职研究生，不但从来没有上过课，甚至论文都是秘书捉刀代笔。当权力和金钱充斥校园并且能够摆平一切时，学界世风日下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三、实现学风自觉的基本思路

根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社科工作者的学风建设和道德建设应着重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诚”为基础、以“实”为核心，坚持培育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

1．“诚”的警觉，培养真诚、诚实、诚信的精神。《中庸》云:“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引导学者诚明相济，张载曰:“由诚明，谓之性;由明诚，谓之教。”

2．“实”的自觉，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既然是一种探求真理、揭示客观规律的活动，科学工作者最需要的便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首先是“崇实功”，即应当具有对科学真理的高度热爱、虔诚崇仰和不懈追求，并应当把这种热爱和追求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烈的事业心和崇高的责任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追求知识、探求科学的道路，从来都是充满崎岖、充满艰辛的，每真正前进一步，总是要付出辛勤的汗水，没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和坚韧的毅力，没有那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渴望苦思，“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不懈追求，以及“众里寻它千百度”的辛勤寻索，是难以克服这条道路上所充满的障碍险阻而攀上光辉的顶峰的。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另一方面是“贵真实”，必须依据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具有对于客观事实的高度尊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决不允许任何自作聪明、弄虚作假;必须具有对于每个细节上的一丝不苟和究根竟底，而决不允许任何的马虎和苟且;必须对于前人经验进行辩证的总结和认真的借鉴，而决不能不加辨析、生搬硬套;必须对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细致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多方的比较和全面的综合，而决不能只逗留在表面的、孤立的和零碎的现象上;必须注意从个别现象和具体事物中寻求和把握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而决不能只限于现象的简单描述或流于概念的机械割袭和拼凑。只有坚持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才能在科学研究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维加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探索到深入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从而获得真正有意义的科学成果。否则，最后在学术工作中能够拿出来的也只会是一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失之浮泛的东西。

实事求是的心理条件是“要宁静”。躁是浮的根源，静是实的条件。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孟子曰:“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收其放心而已。”荀子曰:“虚壹而静。”诸葛亮言:“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成才，非静无以成学。”又言:“宁静致远。”龚自珍讲:“静能生智慧”。

3．“新”的追求，发扬探索创新精神。科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其创新性，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气质也在于其科学的创新精神。这种科学的创新精神，首先要求的是强烈的创新动机，文化科学史的杰出成就，总是与人才的创造性动机直接相连的。李贺不甘为“寻章摘句老雕虫”;杜甫有誓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达尔文从小就有对生物学的浓烈兴趣;爱因斯坦最看不惯专门“找薄木板钻许多孔”的学者，而总是选择重大的创新性课题。这种创新的动机是创造性的源泉，它包含着永无止境的科学兴趣、永不衰减的求知欲望;它绝不满足于任何现成的结论和止步于前人的成就，绝不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和迷信于书本的条文，绝不会盲从苟同、随意附和、人云亦云，也绝不只是临摹效仿，更不齿于抄袭、剽窃，而总是努力突破传统、独辟蹊径、别开生面、自树一帜，争取“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这种创新精神，必然包含着大胆的创新勇气。新的创造总是要突破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旧的模式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总是会有阻力、有障碍、有束缚的。由于旧的思想观念和规范模式所固有的惯性，由于理论经过实践检验所必需的一定时间，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在刚刚提出时，常常被认为是对真理的亵渎，甚至被作为某种异端邪说。伽罗华创立的群论，孟德尔提出的基因学说，迈尔和赫尔姆霍茨最早阐述的能量守恒定律，都曾受到长时间的冷遇;甚至许多科学家还曾因为科学上的创新而遭受残酷迫害。由于现实中这种情况的一定普遍性和严重性，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里曾指出:“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它的反对者信服，并且使他们同情而胜利的，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反对者终于死了，而在成长中的新一代是熟悉它的。”这被人们称作普朗克原理。即使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有时也在这条原理反映的事实面前却步不前。高斯研究过非欧几何，但由于担心可能遭遇到的责疑对其名声的影响，而一直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普朗克本人创立了量子论，突破了经典的物理学理论，但他却力求把量子作用纳入古典物理学理论，结果徒劳多年。普朗克原理所描述的现象，不能不是科学发展中的缺憾。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学界中权威影响的周期越来越短，但这一现象的完全消除和普朗克原理的“隐退”，还有待于科学民主的充分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敢于向传统挑战的胆略，没有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退却，在挫折面前毫不灰心气馁的坚韧毅力，是难以在创新的道路上取得关键性的进步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

4．“和”的崇尚，提倡合作协同精神。科学研究也需要一种合作精神，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使单个的科学工作者的研究领域日益相对狭窄，也使得任何科学中的重大突破越来越需要更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和协同努力。因此，科学工作者必须摒弃任何门户之见和文人相轻的传统恶习，善于合作，互相尊重和理解。

5．“公”的使命，弘扬崇高奉献精神。最后，科学研究还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当然，在科学的崇实精神中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这里所以强调这种奉献精神，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工作者常常会遇到待遇偏低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人们“对于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另外，在科学界内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总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诸如“马太效应”、“波敦克效应”那种科学工作者得不到公平承认的现象。毫无疑问，对于社会而言，应当尽力改变那些不公平的状况，以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从科学工作者自身来说，却应该正确对待个人名利，绝不能见异思迁，唯利是图，沽名钓誉，既然选择了科学工作为职业，就应当要有那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风骨。在这方面，事实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感人至深的典范。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前优化学风的关键是学者应有:诚的警觉(诚而不伪)、实的自觉(实而不浮)、学的执著(学而不厌)、创的追求(新而不陈)、矩的遵守(谨而不漫)。

(二)以体制改革为保障，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

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也可以说主要是由当代学术体制一手造成的。例如从这个体制中生产出来的诸如核心期刊、职称评定、社科奖励和项目资助等办法。从体制上把更多非学术的实用主义原则凌驾在知识生产系统之上。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三)以道德建设为基础，培养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无私利性”学术道德

科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科学道德的问题。科学活动是探求真理的一种活动。科学研究中的某些不良学风，从个人动机上来分析，完全是某些人热衷于个人名利，因而把科学活动也完全只是作为谋取个人名利的途径。而一旦这种欲望走向极端时，在自我中心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下，便有可能出道德堕落行为。而学术道德堕落必然导致学术腐败。

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经把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归结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准则。其中的“无私利性”强调的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应当真正抱着高尚的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理想，而决不应该把科学研究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作为金钱、荣誉、地位和声望的敲门砖。当然，我们不会以科学活动的这种理想的道德规范，来一概排斥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对正当的个人利益的追求。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科学的殿堂上实际上有三种人:一种人完全摒弃了任何功利观念，而纯粹是为科学而从事科学活动;一种人从事科学活动是因为他在这里获得了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天地;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科学活动，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它作为某种谋生职业的。但毫无疑问，从科学的社会意义来说，“对科学的追求主要是一种对真理的不谋私利的探索，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是谋生手段”。

(四)以提升学者人格为根本，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

做人与做事、做学问的相一致的要求，实质上是指道德、人格与做事、做学问应该相一致。因为就才能、智力而言，人之才能、智力与做事、做学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一个人的道德、人格与做事、做学问的关系却比较复杂。它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就统一一面而言，学者的人格品位、学风特点、道德状态必然会在治学中表现出来，一般说来，虚伪者写不出真情感人的文字，真诚者做不出欺骗伪诈的事情，求实者不为浮泛之论，浮躁者难有切实之功。就矛盾一面而言，人格低下、学风不良、道德恶劣者有时也会偶尔做好事、说良言、写美文，但在本质上在必然性上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相一致、相统一的。事是人的本性的外向投射，是人格的对象化。人在事中，人不能置身事外;事中有人，事不会离人而在。什么人做什么事，什么事显什么人。“人事，人事”，人乃事之主，事乃人所为。正由于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种一致性，所以中国古代哲人有“文如其人”、“事如其人”、“艺如其人”、“字如其人”之说。做人与做事、做学问(人与事)的矛盾性启示我们，不要轻易的简单的“以人废事”、“以人废言”。做人与做事、做学问(人与事)的这种统一性启示我们，要由人以料事，由事以识人;也启示我们做事先择人，成事先立人。在社科工作者的学风建设和道德建设上，应提倡和要求学者不断自觉培养自己的崇高人格、道德品质和优良学风，并将其体现于治学之中，使其成为做好学问的精神主导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从做好真正有价值的学问中汲取精神营养，来促进自己人格的提升、道德的修养和学风的优化。

所以学风自觉的根本是学者人格的提升。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强化学问基础，根本是一个“实”字;提高学术境界，核心是一个“新”字;培养学者情怀，精髓是一个“仁”字;优化学术道德，关键是一个“诚”字。而实现所有这一切，主体是一个“人”字。学风自觉，其本在人，其终极动力源于做人的自觉。人如果自觉其为人，自觉地知道自己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世间至贵”，就会自重、自贵、自尊、自律，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具有道德自觉的，学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称谓，更是一种道德形象——维护正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果学者都视学问为生命，在学术成果的延续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那么“为稻粱谋”也将不再成为学术腐败的托词。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去世前留下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宗白华先生曾十分动情地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作为对比，今天我们一些学者的治学原则可以说是“猛烈地牺牲真理，绝对服从利益”。这只能归因于实用主义真理观对中国学术环境剧烈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学者人心在世纪末的急剧退化。所以学风建设的根本是学者人格的提升，学者人心的美化。因此，如果对社科工作者的培养，只重视具体知识的掌握、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具体技能的增强，而忽视良好学风的培养，那么，学者就会脱离崇高的治学目标，浓厚的治学兴趣和正确的治学方法，学者治学能力的发展就只能如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很快就会凋谢、干涸。而优良学风品格的达到则需要学者“修心”。修静心以防浮躁、修定心以抗诱惑、修信心以坚信念、修爱心以养仁德、修平常心以知足!

总之，“在学习和追求真与美的领域里，我们可以永葆赤子之心。”——在科学研究中的良好学风，正在于那种不懈追求科学之真善美的赤子之心。

(2013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