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　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革命队伍里；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不在人民手里；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都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那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一批评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个文件认为在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个部门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煽动青年学生和群众起来造所谓“走资派”的反，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指出刘少奇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会议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与红卫兵运动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狂热地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毛泽东在天安门还先后接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和各地群众1300多万人次，全国掀起大串连高潮，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林彪在接见红卫兵时提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口号；江青等人策动一些人到各地煽风点火。“造反派”采用四大方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搞文化大革命，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乱揪乱斗，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1967年初，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上海出现了所谓“一月革命”，造反派夺取党政各级领导权。“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新阶段。接着，全国各省市都掀起了夺权高潮，许多地方发生武斗，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接受毛泽东等检阅的红卫兵和群众队伍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遭到一些老干部和部分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坚决反对。1967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几位副总理和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这三个问题是：①老干部该不该都打倒；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③人民解放军要不要稳定。会后，江青一伙把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了谭震林等人，周恩来总理也受到了责难。老一辈革命家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史称“二月抗争”。然而，谭震林等人的这次斗争却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随后，在江青等人指使下，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社会上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浪潮，林彪、江青一伙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定为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并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他永远开除党籍，造成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后来被迫害致死。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文革”以来，林彪的地位直线上升。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并确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以后，林彪一伙加紧夺权活动。1971年8月，毛泽东去南方各省巡视工作。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亲自签署了发动政变的手令。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的阴谋活动，采取了果断的应变措施，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9月13日凌晨，林彪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这就是“九一三”事件。随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了。

“九一三”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调整国民经济。他着手抓了工农业的生产，解放和安排了一批老干部。周恩来还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应该批“极右”。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批“极右”的主张，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使周恩来总理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遭到严重干扰。周恩来带病排除困难，坚持斗争。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落实了各项政策，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这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到一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江青一伙污蔑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右倾翻案风”。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又在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无法主持中央工作，国家刚刚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又遭到了破坏，国民经济又重新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限悲痛。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他们结成“四人帮”，形成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6年4月清明节，北京上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如山、诗词似海。他们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全国许多地方也举行了同样的悼念活动。“四人帮”污蔑天安门前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活动，决定镇压。4月5日，悼念群众不畏强暴，继续进行悼念活动，史称“四五”运动。“四人帮”则调集大批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许多悼念群众。他们还污蔑邓小平是“四五”运动的后台。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时候，“四人帮”却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动员令”。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危难关头，10月6日，在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随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消息传开，举国欢腾。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它被别有用心的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