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发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战线开刀的。1966年5月始，宁波各级各类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一批半工（农）半读学校、成人学校停办，大多数学生和许多教职员工都被卷入了运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党政领导机构也瘫痪了，学校陷于混乱状态。

一、停课“闹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初，宁波市教育系统就组织学校骨干学习中央决定。6月13日，市委向宁波五中派遣“文革”工作组。至8月，陆续派出四批工作组，进驻老市区101所中小学。时宁波五中等若干学校已经停止学业。8月21日，宁波五中首先成立“红卫兵”组织，并旋即席卷全市学校。与此同时，来自北京的“六高校”来到宁波搞串联，使得原来“散兵游勇”式的红卫兵组织一下子成了规模。8月下旬，“红卫兵”组织开始上街扫“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其间，很多文物、古迹、文献、古籍遭到破坏。9月起，全市各中小学、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普遍停课“闹革命”，大批“红卫兵”奔向北京，或去各城市“串联”。首批去北京“大串联”的是9月2日市青年中学的50余名师生。

至此，宁波的“文化大革命”可谓全面铺开。学生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并开展大串联，斗争的锋芒开始直指社会。例如，9月4日，宁波一中“红卫兵”40余人，“押着”校长游行至中共宁波市委机关，要揪出所谓的“黑后台”。当时，遭到市委机关干部的抵制。此后，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遭到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混乱，而且，在武斗中，人民的生命、国家的财产均有重大损失，其影响极为恶劣。

二、复课“闹革命”

1967年2月始，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的问题。于是，宁波各校外出串联的师生基本返校。时市革委会^[1]要求学校动员师生复课“闹革命”，学习内容以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为主。例如，4月，宁波五中复课，并成立“五七公社”。这一时期，宁波各校在“一月风暴”^[2]的影响下，纷纷举起造反的旗帜，这些红卫兵组织在学校夺取党政大权后，一方面在学校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杀向社会，介入社会上的“打、砸、抢”活动。同时，在这造反和夺权过程中，由于各红卫兵组织意见的不一致，开始分裂为若干相互对立的组织和集团，从而形成派系斗争，挑起武斗。例如，3月下旬，宁波专区、市革委会就受到群众组织冲击垮台。另外，在教育问题上，宁波市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

三、向学校派驻“工宣队”和“贫宣队”

早在“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前，就有“军宣队”派驻学校。如1967年2月，“军宣队”进驻宁波五中，实行军训。后来，随着“教育革命”的展开，“工宣队”开始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管理机构进驻学校。1969年3月6日，市革委会（1969年1月30日，重新成立）派出第一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城镇，同期，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农村中小学，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6月和8月，又分别派出两批“工宣队”，分别进驻老市区中小学。是年，郊区和各县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接办，公办小学教师回原籍任教，教师工资实行工分加补贴。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时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需要解决一个很棘手的社会问题，即66、67、68三届中学生（俗称“老三届”）。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上万名初高中毕业生成为“无业游民”。对此，毛泽东于1968年12月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宁波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9年4月21日和28日，老市区1600余名知识青年出发去黑龙江省插队落户。至1972年7月，先后有16批13100余名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省、内蒙古和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如果以全大市统计，当时的人数更多。1969年上半年，全大市就达3万名。^[3]其间，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例如，1971年6月14日，宁波八中毕业生孙妙芬，在浙江萧山农业建设兵团围塘劳动中因跳水抢救战友而英勇牺牲，后被授予烈士称号，并追认为共产党员。宁波五中67届初中毕业生陈越玖扎根“北大荒”，在改造“北大荒”的七年中，表现优异，贡献突出，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人称“北大荒人”，1976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全国二十几家大报都专门报道了她的光辉事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民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品质和艰苦创业精神是有一定帮助的，同时，他们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国家建设人才的断层；从知识青年本身来说，失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继续深造的学习光阴，使得他们中很多学力较低或体弱多病者日后就业困难、生活清贫。

五、残酷迫害学校干部、教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时宁波教育界不少干部、教师横遭人身凌辱和伤害。当时，宁波某中学有三位教师分别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人称“三驾车”^[4]。

1969年2月25日—3月4日，市革委会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开始了“清阶”运动。此后，大批学校干部、教师遭受审查和揪斗。时有些教师被逼自杀。这场运动历时近一年，可谓是冤案遍校。

同期，根据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开办“五・七”干校，并把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送到干校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也可以视为是对学校干部、教师的打击、迫害的另一种形式。时宁波某中学全体师生于10月在白岳、歧阳两个公社学农40天。此后，各校师生经常不定期地下乡、下厂学农学工。

1970年8月1日，市革委会举办老市区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期40天，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教职员工队伍中有110人被定为“阶级敌人”。宁波某中学一位教师为此而自杀。^[5]

1974年，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6]影响，宁波各校开展“反复辟”运动，再次大规模地清理了一批干部和教师。当时，宁波某中学有一个叫周建国的学生在1971年12月在家自杀，此事被重新翻腾出来，视为宁波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致死”的典型案件。由此，一大批干部和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时很多学校领导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教师也不敢管理学生，学校纪律松弛，学校秩序再度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