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五一六 ”通知下达后，批判 “三家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 “破四旧 ”，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党敬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的彭、罗、陆、杨，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夫和各省市自治区直至各县的党委书记大都成了被打倒的革命对象，我是很不理解的。但是 “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对毛泽东主席过去是深信不疑的，是崇拜的。毛泽东主席写大字报号召炮打司令部，难道他会错吗？心里很困惑。第一次听说群众游斗了盟财政处一位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处长，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呐中描述的那样戴纸帽子游街示众，心里很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

1966年秋，群众组织纷纷成立，盟委机关一些干部到北京串联，听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组织 “第三司令部 ”的煽惑，回来后成立了 “东方红造反纵队 ”，以后又和巴盟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等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 “巴盟东方红造反总部 ”，成为巴盟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另一些群众组织也联合成立了 “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 1月28日，在上海夺权的所谓 “一月风暴 ”“联总 ”的影响下， 抢先夺了盟委盟公署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在巴盟军分区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个巴盟革命委员会，结合原盟委副书记石生荣、盟长肇和斯图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派群众组织，对他们的夺权活动也一无所知，但思想倾向于 “联总 ”和他们夺权后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

1967年 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发布，说内蒙古军区在支 “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呼三司是革命组织，反对呼三司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王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呼三司的对立面，被定性为保守组织。巴盟 “联总”也被视为保守组织，很多群众接受不了。巴盟军分区政委梁涤尘对 “四一三 ”决定不服，亲自去北京反映不同意的意见。由于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支持，把巴盟军分区挂在内蒙古军区线上，巴盟第一个革命委员会于 6月底垮台。巴盟造反派认定我支持了保守派，是“内蒙古二月逆流 ”的“黑干将 ”，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涂写大标语，污蔑是“造谣公司 ”“稻草总部 ”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拜，自己也以为站错了队，在第一个革委会垮台前夕，被迫写大字报表态支持 “东方红总部 ”革命派。但是造反派在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垮台后开大会批判所谓的 “内蒙古二月逆流”时，仍然认为我是 “铁杆保皇 ”。

在此之前炮打司令部时，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巴盟盟委第一书记巴图巴根同志，说他是 “内蒙古反党叛国集团 ”总头子乌兰夫在巴盟的代理人，说我这个当时巴盟盟委秘书长是巴图巴根的亲信。盟委的一位副书记，在内蒙古党委的一次会议上，给巴图巴根列了几大罪状，后来又鼓动巴盟的造反派把已接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的巴图巴根同志揪回巴盟批斗。

原来，中共中央 “五一六 ”通知下达后， 1966年 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就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从 6月7日起到 7月20，内蒙古代表用了 43天的时间集中揭发批判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乌兰夫同志。11月初，中央批复了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给乌兰夫同志定了几大罪状： 反社“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巴图巴根同志在这种形势下，在一次干部群众批判大会上被迫检查说自己犯有错误。

巴图巴根同志是 1955年经由中央组织部从内蒙古调到当时甘肃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工委任第二书记， 1956年自治州划归内蒙古，改为巴彦淖尔盟后任盟委书记，我在盟委任秘书长、农牧部长和盟委常委，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 10年，对他是钦佩的。我不相信乌兰夫会被打倒，认为他是毛泽东主席培养提拔重用的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主席不会打倒他的。这个话在巴图巴根同志回巴盟接受群众批判时在盟委大楼楼梯相遇中我个别对他表示过。但是又害怕自己不与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保持一致，有意与巴图巴根同志拉开距离，参加了批判巴图巴根同志的大会，在批判发言中说了过头话。即便这样，那位 “左”派领导人和巴盟造反派仍不肯放过我，把我拴在巴图巴根线上。盟委另一位常委写 “大字报 ”，公然说巴盟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巴图巴根、杨力生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以某某（那位 “左”派盟委副书记）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把自己划入某某的司令部，而把我和原巴盟不少环节干部划到巴杨的司令部，受到批判。

由于我的家乡是 1935年中央红军和毛泽东主席长征到达陕北落脚的陕甘宁边区的老解放区，我 16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参加过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和解放宁夏战役，历史清白，没犯过任何错误，打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也不够格。1968年七八月间只得让我到内蒙参加一批环节干部的学习班， 进行思想改造。回到巴盟后又让跟一位盟革委“斗私批修 ”会委员去中后旗牧羊海子牧场勘察筹办 “五七 ”干校，打算把站错队的干部下放受教育。我一心一意用心筹办这件事，以为这也可能是我自己将来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