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教育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教育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此后，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二届七次全会扩大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布置在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学校就是首当其冲的“革命”重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省委向各高等学校派了工作组，各级党委也向所在学校派了工作组，采取“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办法“揭发批判”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问题”。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贵州各级学校的工作组先后撤出。8月中下旬以后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涌入贵州，贵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走出校门，涌向社会，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先后发生了冲击中共贵州省委、贵阳市委、贵州日报社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八·三一”事件和“九·五”事件。学校内部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党政领导陷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先后成立“贵阳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队”“贵阳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纠察大队”“贵阳市大中小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两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教职工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为争夺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争斗不已，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36]红卫兵遍及各地，“揭发批判”的浪潮波涛汹涌。

1967年1月25日，贵州省的造反派制造了“西南的春雷”（《人民日报》撰社论称之），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的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权也被夺取，分别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或各级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原有党政组织被撤销。同年3月，全省各地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到批判斗争，原来的一些干部被关进“牛棚”，绝大多数被赶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同年4月，贵州造反派发生分裂，形成支持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支红派”和反对李再含的“411”派。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武斗不断，而学校则是武斗主战场。同年8月，李再含在贵州工学院制造了一起“贵工走资派达昭（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熊胤笃（院党委委员、图书馆馆长、教授）操纵‘411’群众组织”的大冤案。其后酿成“八·一七”事件，随即发展到动用专政工具和专业武斗队于8月18日对工学院进行所谓“武装踏平”，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八·一八”事件。1969年1月23日，李再含调动以军工企业为主体的数万名工人进入贵阳市区，“踏平”以学生为主体的“411”，制造了贵州“文化大革命”中最大一次武斗。1969年，中央专门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下发了（中发1969）71号文件，撤了李再含的职，改组了贵州省委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之争才宣告缓和平息。

1969年以后，在“读小学不出队、读初中不出社、读高中不出区”的口号下，全省各地采取“先上马后配鞍”的办法，要求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等教育。随着中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小学的校舍、设备被占用，小学骨干教师几乎全被调到中学任教，把大量不符合教师条件的人补充进小学教师队伍，致使小学教师的合格率由1965年的70％下降到1976年的30％以下。不少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被撤销或停止招生，教师下放或改做其他工作。高等学校也于1966年停止招生。^[37]1970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成立贵州省教育局，并从“五七”干校抽调部分干部对学校革命委员会进行“补台”、补充了原有的部分领导干部。1971年“9·13”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的1972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周荣鑫任教育部长的1974～1975年，学校教育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1973年的“批林批孔”和1975年的“反右倾翻案风”中，教育事业又遭严重摧残。“四人帮”炮制的张铁生事件、黄帅事件、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朝阳农学院、学江西共大等，都对贵州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38]这些事件后，贵州教育领域也大力批判“复辟”“回潮”等，导致了教育秩序一度混乱。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是重灾区，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贵州的教育事业也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教育系统没有给社会培养多少人才，在校的学生因为受到影响，无心学习，教育质量明显下降，严重影响到贵州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大革命”对贵州教育的破坏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成果，广大干部和教师惨遭迫害。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纲要》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的政，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贵州省委和后来的省革命委员会下发的大量文件，报刊上发表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根据上述“理论”，也对“文化大革命”前的贵州教育作了彻底否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许多领导和教师被定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残酷迫害。二是开展极“左”的“教育革命”，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违背了教育正常发展的规律。首先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贵州从1967年3月起，在全省开展大批判，重点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其次是招生和毕业生制度的“改革”，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贵州高等学校从1966～1971年停止招生，1972年起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其目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毕业生分配上也是断断续续，而且多半学习知识之后又必须“社来社去”，回原公社当农民。再次是“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影响。另外，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和兴办“七·二一”大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也对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三是“教育革命”造成的恶果，很多兴办的“革命教育”大都属业余教育，名存实亡，导致了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贵州民族教育，在整个大背景下，具有上述与贵州教育同等遭遇。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左”的思想比较严重，人为地消除民族差别，不断取消民族教育，因此民族教育又比贵州的普通教育多蒙上了一重苦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民族政策被破坏，民族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1000多所民族中小学先后被撤销，贵州民族学院也被取消。有的学校虽然挂民族学校的牌子，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不能落实。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一再减少甚至取消。^[39]这一时期全国的学校教育陷于瘫痪，而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被抹杀，民族教育的价值被抹杀，整个民族教育处于停滞状态。总之，1958年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忽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少数民族教育生存困难，民族教育的发展进入曲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