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和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国大地上刮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场风暴中，新闻界首当其冲。由于对媒介性质的认识出了偏差，新闻界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论点，政治批判运动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各路人物纷纷利用新闻媒介的威望和影响，让中国的老百姓又一次“跟着潮流跑”。新闻媒介的优良传统遭到肆意践踏。
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宣传机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7名党员(另外6名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被大字报严厉指责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6月1日，毛泽东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14]在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为首的新闻媒体的煽动下，全国“横扫牛鬼蛇神”运动井喷般爆发，北京大学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北京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专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校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并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开来。
在毛泽东领导下，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会议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戴红卫兵袖章。新华社记者吕相友拍摄的毛泽东身着军装臂戴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曾作为彩色宣传画被贴在中国城乡千家万户的家中，并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版的毛泽东像中印刷数量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一种。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毛泽东又先后7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1966年8月30日，新华社的通稿《毛主席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被各大媒体广为转发。在这篇通稿中，对红卫兵们的“革命决心”有这样的描述：
有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给我们掌舵，有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用我们的双手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我们要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国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我们亲爱的祖国永远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红卫兵战士的旗帜是鲜红的，袖章是鲜红的，我们的心也是鲜红的！我们赤胆忠心，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到底……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努力向解放军学习。要认真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当时红卫兵运动的狂热。
自1966年8月19日开始，红卫兵又在北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破四旧”运动中，“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全聚德”的招牌被砸得稀巴烂，“荣宝斋”的招牌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的条幅覆盖。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派“革命”气象。8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被全国各报刊转载。24日，新华社播发了上海、天津等地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报道。“破四旧”运动给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的北京市的6 843处古迹，在“破四旧”运动中就被毁坏了4 922处。
1968年1月，新华社长篇通讯稿《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新年》，在全国各大报刊全文刊发。[15]
为了显示“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抵制对文革的“谣言”和“歪曲”，新华社记者还撰写了一些赞美“文革”的文章。1970年10月，新华社的长篇通讯稿《英国劳动人民热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海外多家媒体转发。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针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周恩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他还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旧秩序、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惶恐不安，他们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提出批极左就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江青等人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6]毛泽东的讲话使江青等人批判周恩来的“右倾回潮”有了“理论依据”。自1973年初开始，新闻媒体上便开始大量发表反对“右倾回潮”的文章，由批极左变成了批极右。
1973年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说：“有些东西又臭又长，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他尖锐地指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17]
1975年的秋天，江青在大寨大讲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周恩来，攻击邓小平。听了有关记者的汇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顿感风波险恶。他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向中央反映”。[18]那时的江青，身居要位，飞扬跋扈，反映她的问题要冒天大的风险。被打倒后刚刚恢复工作的穆青和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毅然决定以个人名义反映这个重要情况，请外事记者李琴转送信件。他们3人郑重地在上报信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穆青、朱穆之等人的勇敢行为，既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精神的反映，也是一种真正新闻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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