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华通讯社

第二节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华通讯社

一、“反右”斗争中的新华通讯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党在“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于1957年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6]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运动的主题、内容、方针、政策、方法、措施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论述。5月4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但是面对一些尖锐的意见，毛泽东坐不住了。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已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

6月7日，毛泽东与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以及胡乔木谈话时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6月13日，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7]

6月1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并被迅速扩大化，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运动。

1957年6月24日，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历时一个多月，采取大会套小会的办法，揭发与批判新闻界右派的言行。8月1日，新华社发表通稿，批判新闻界前辈王中教授“有纲领、有计划篡改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8]

即使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在“反右”运动中也难以幸免于难。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李慎之，因主张“大民主”，敢说敢言，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并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多，采访作风深入踏实，过去凡事都要问个明白，时有报道与省委领导看法不同，屡批屡犯。因此，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了重点。据新华社四川分社一位老记者回忆：宣传部长来坐镇，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指着社长邵挺军说：“四川分社没有‘右派’，你邵挺军就是‘右派’。”分社17名记者，上级领导指名道姓就划了5个“右派”分子，邵挺军也背上个“邵老右”的恶名。

这位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老记者回忆1959年的“反右”运动时继续写道：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对大跃进的“污蔑”，我们奉命蹲点“完成一篇《人民公社好》的调查报告。庐山会议下山前，毛主席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宣称‘要向全世界宣战’，用这本书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坚持‘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决心。指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全国各地调查，至迟三个月交卷，‘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书成后，老人家‘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反对派’”。“时间紧迫，纪希晨接到指示把任务落实到我们三人身上。我们看着空空如也的粮仓顿顿喝稀粥，饿着肚皮挖空心思做文章，堆砌美好字眼，想尽量放出奇光异彩，文章三易其稿终于脱手。”“没想到12月回到分社，纪希晨和采编主任李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不再过问业务。后来稿件送省委宣传部定夺发出，他们两人也随即发配农村劳动改造。”^[9]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的后果，是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二、“大跃进”时期的新华通讯社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新华社对工农业生产的宣传报道，相当一部分是脱离客观实际的虚假报道，助长了浮夸风。

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实现小麦亩产3 530斤，放了一颗“大卫星”(凡出现新成绩，当时就叫“卫星”)，掀起了“放卫星”的高潮。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放出了小麦亩产5 303斤的“卫星”；接着，西礼县也紧跟效仿，于7月7日在小麦还未收割时就提前报送《大跃进中的丰产喜报》，虚报成集乡国光社0.2亩小麦亩产1 600斤等，一颗颗“卫星”腾空升起。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在报道放“卫星”的同时，还大力渲染思想的威力，“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在报纸上、广播上此起彼伏。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七里营时，随口说了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新华社记者们就让它很快变成了铅字，而且用醒目的大号字做标题。

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热潮，曾令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穆青十分激动，他也参与采写、编辑了一些稿件。但越来越多的“卫星”、越来越离谱的“跃进”，让穆青深感不安，这些严重背离客观事实和报道规律的“新闻”，使穆青深感芒刺在背。多年后，忆起放“卫星”的稿子，穆青还为自己干过的“错事”而深刻自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记者，不能不说实话。”^[10]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大跃进”的浮夸风，不仅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全面劲吹，在文艺领域，也出现了“大跃进”。1958年3月7日，新华社记者采写了《文学创作大跃进倡议书》的通稿，并于3月8日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如《人民日报》1958年3月8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正文为：

新华社7日讯为了推动文学工作大跃进，中国作家协会7日在题为“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里，向全国作家发出响亮的号召。这封信全文如下：

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

去年，全国几百位作家制定了创作计划。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要求这些作家做到：

……

同志们，制定计划并马上动手执行计划吧！有困难，克服；要求援助，告诉作家协会。每个作家都有跃进的决心，文学事业才会有真正的繁荣！人民都在忘我地劳动，都切盼得到好的诗歌，好的戏剧，好的散文，好的小说，各种各样的好作品。劳动越积极，越迫切需要文艺。同志们，拿出最大的革命干劲，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写作：多写、快写、写的好、写的生动精炼！我们自己带动并帮助别人写。同志们，除了保守思想和官气、暮气、阔气、骄气与娇气五道邪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大跃进的……^[11]

作为由党中央直接主管的新华社，与当时的《人民日报》一起，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新华社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吴冷西在后来的回忆中不无愧疚地说，对所有制的报道中，新华社曾经提倡“一切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全部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

在农业方面，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

在工业、财经方面，把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说成是把职工群众的手捆起来。还公开提倡过无人负责制，赞扬了建华机械厂实行的“八无制度”。

此外，还有什么16个无盲(无文盲)省，54个四无县(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四无医院(外科不疼、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等等。

报道安徽提出文化大普及的标志是：人人能读书，会写会算账；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人人能创作，诗文似海洋。这诗一般的描绘确实很美，遗憾的是太浪漫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些充满理想、超越现实的报道，表面看来美好动人，但实质是愚弄了人民。新闻的生命是真实，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宣传的价值。对新华社这种失信于民的情况，毛泽东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5月他批评说：“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吴冷西)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12]

三、政策调整时期的新华通讯社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提出：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纸上的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13]在中央“八字方针”和刘少奇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新华社开始对前几年的新闻工作进行总结，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

调查研究的开展，改进了新闻作风。新华社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采访，用心写作，出现了一批内容翔实、实事求是的新闻通讯和典型报道。

1960年5月至6月，新华社报道了我国登山队员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事迹。新华社记者郭超人采写的长篇连载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真实向读者展示了我国登山队员战胜困难、勇攀高峰的英雄气概和相互帮助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随登山队采访的一名记者，郭超人还在新华社主编的《新闻业务》上介绍他和新华社另外两名记者采写本次登山活动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登山队员们一起行动，随行采访，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

在宣传先进典型方面，关于雷锋、大寨、大庆和焦裕禄的报道，是新华社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得比较成功的新闻宣传案例。

1960年12月13日，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佟希文与《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李健羽合写了长篇通讯《红色的战士雷锋》，介绍了一位名叫雷锋的普通解放军战士，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事迹，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由此发轫。半个月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该通稿，标题为《苦孩子成长为优秀的人民战士》。《解放军报》也发表了这篇通讯，题目是《一株茁壮的新苗》，并配发了照片和短评。随即，各大媒体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开始风起云涌。雷锋因公殉职后，1963年3月4日新华社总社以《伟大的战士雷锋》为题，同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手迹传真，一并播发，次日在全国见报。由此，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

大寨和大庆，是20世纪60年代涌现出来的两个先进集体。1964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采写的通讯《大寨之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由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1964年4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袁木、范荣康采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随后的系列报道，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大庆精神，以及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铁人形象广为传颂，“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

1966年2月7日，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齐越在播发此稿时，曾为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泣不成声。穆青等人采写的通讯真挚感人，将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为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之一。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