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学教育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学教育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在这十年期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全部否定，完全阻碍了我国科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破，我国教育在这十年间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一、学校正常秩序被打乱

1966年5月7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对林彪寄来的《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批示，即“五七指示”。在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这份指示中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¹⁸⁾这份指示后来被称为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在这份指示中，提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认为大多数学校教师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主义的，但其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其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掀开了我国的“教育革命”，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认为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上层建筑。

毛泽东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具体表现如下。⁽¹⁹⁾

（1）脱离生产劳动实际。这包括学制长、课程多、书本多、讲的多（繁琐），使学生长到二十几岁还无法走向社会。

（2）脱离阶级斗争实际。不知道阶级斗争怎能算大学毕业。

（3）理论脱离实践。军校念多了书不会打仗，医校念多了书不出华佗、李时珍，文科念多了书不出小说、不出历史、不出哲学。

（4）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

（5）分数第一，摧残学生，毒害学生。

后来在一系列的大批判过程中，又提出了以下一些论点。

（1）三脱离关门办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生产劳动、工农大众）。

（2）用对付敌人的考试方法对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分数线把工农子女卡在校门外，实行“文化专制”。

（3）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工农子女，使他们在这样的学校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精神贵族”。

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状，为了克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利用工宣队和学生时刻对教师进行批判改造

“文化大革命”推行一年多后，国家出现混乱，各地多次出现流血事件和向军队冲击、抢枪事件。为了稳定全国的局势，毛泽东发表巡回讲话，号召“实现大联合”，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地区和部门实施军管，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但由于学校原有领导和教师或被打倒，或者是参加群众组织受学生管辖，不能恢复正常的学校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通过在工厂抽取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为“工宣队”），深入学校，指导学校工作。这些工宣队人员和学生就时刻监督着教师的行为，百般挑剔，乱扣政治帽子，强迫教师不断进行检讨。

2.安排工人进学校讲课

1970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革命队伍》一文，介绍了北京香厂路小学1968年11月组建了一支37人的工农兵讲师团，提倡“把讲课权夺过来”、“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有人甚至还提出了“让工农兵讲师永远占领社会主义学校的讲台”。1968年11月，上海五七中学就先后聘请过工人讲师42人，讲过政治、语文、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数学、革命文艺、外语等课程。如当时请工人师傅讲物理，不讲任何物理概念符号，只从工厂搬来旧电动机，边讲边拆。

这种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学校中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到了首位，公开否定了“学校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场所”。将学校这一“知识分子成堆”而且不断产生新知识分子的地方，当成是“转变思想”的主要地方。“教学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而人的认识无不带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教学的过程就是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²⁰⁾为此，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首先应该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这对学校科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严重的干扰作用。

这样的指示、判断和处理方法，几乎全盘否定了正规教育的基本规律，废弃了考试，废弃了评分，学校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教师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之一。除了教师正常的教学被干扰之外，学生也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无暇学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打、砸、抢、烧。学生介入地方政治斗争，根本无暇学习。1966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这其中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从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就一直没有恢复。

1967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小学1～4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算术及科学常识等即可，而小学5～6年级不用学习科学课程。同年2月19日，中央还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出：“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持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²¹⁾

1967年10月14日，又颁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地学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但学校教育秩序已被打乱，一些复课的学校名存实亡。如1969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兰州市城市中学的课程，一共包括五门课程：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和军事体育。每周学习2天，劳动4天半。而且学校的科学教育完全是围绕实际应用来进行，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教育的质量。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在我国“教育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被定为“砸烂旧学校”，具体表现为：打倒领导，打倒教师，破坏“旧规章制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主要是针对当时学校的一些问题而言的。当时学校存在着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高分低能等问题，这些并不是敌我问题。但一些学生的大字报都是“大批判联系实际”，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各个罪名落实到具体的教师、干部身上，将他们定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于是展开了对教师、干部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

如1966年6月10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革命同学写的一份致全市中学生的倡议书中批判道：“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我们这一革命行动是给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²²⁾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是，1966年6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写公开信，批判当时现行的学制年限过程“必须缩短”。“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二、现行学制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一般5年，从8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二十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17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五、拼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六、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八、浪费师资、浪费人才。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年，那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²³⁾

面对学生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我国提出了各种类型的教改方案。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社论，提出“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资产阶级“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只有改革高校招生考试才是改革全部教育的“突破口”。为此，“教育革命”的第一刀，就是砍去高考制度。

同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还公布了文科、农科、工科大学三个教改设想。各个大学也相继提出了各种教改设想。北京农业大学全体师生的信提出：“①农业院校办到农村去，全部实行‘半农半读、社来社去’。②招收工农兵。③学制缩短为二、三年。④砍掉脱离实际的专业和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⑤‘改造教师队伍，废除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资产阶级的学级制度，废除资产阶级的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制度’。”

清华大学电机系电72班全体学生的信指出：“①工科大学一律实行半工半读。②学制缩短为二、三、四年，现有大学生提前毕业。③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毛主席著作为首位教材，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军训，教学以生产实践为主。④改造教师，今后工科大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工人，是生产者。⑤废除研究生制度。⑥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生水平。”⁽²⁴⁾

根据形形色色的教改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6年7月24日正式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取消高考，转换为采取推荐与选拔方式招生，招收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当技术员、干部，也可以当工人、农民等。

而且针对各地所提出的学制压缩，也提出了将中学减为4年，与小学5年连为9年一贯制（甚至还提出了小学4年，中学4年的“4－4制”）。而且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又伴有大量的政治运动和劳动，根本学不完高中课程，但是在那个近似疯狂的年代，这些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学制的随意压缩，有人就进行了如下的评论：“学制长短，受多种因素制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修业年限的问题。学制既受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状况的制约。另外，还要看到，学制还受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人的生理发育、成长这一自然规律看，五六岁至十六七岁正是儿童接受与储存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与全面接受德智体教育的最佳时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世界各国的学制虽类型多样，历经改革，但中小学学制一般都在10～12年之间，中小学生在学年龄一般都固定在6～18岁之间，同时又适应人的身心发展阶段性，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主要阶段，中学又多分为初、高中阶段。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那种9年一贯制的试验、改革，以及搞4－4制的主张，违背青少年身心的发展规律，缺乏科学根据，纯属随意的主观幻想。”⁽²⁵⁾

对于教师、干部的批判以及各色各样的大字报，完全掩盖了在教育过程中随意删减学制的弊病，在当时，政治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完全将教育看成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

三、过度强调生产知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典型产品带教学”被发挥到了极致，走上了以产品带教学的道路，科学课程过分强调生产知识，忽视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贬斥基础理论是“空洞无用的大杂烩”，“资产阶级的繁琐哲学”，教出来的人是“脱离实际，食洋不化、四体不勤、十分无用的书呆子”，为此，必须“开门实践——实践——实践”。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提到：“科学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开始将各门学科的内容拆散，围绕“典型工程”，按施工的顺序加以编排，这完全将严密的学科体系打得支离破碎，学生“碰到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其结果就是导致学生只能学到零碎的片面的知识。学生“一进校就去结合某些化学样品分析，学习专业课，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搞了一段便学不下去。学光谱分析没有学过物理，学络合分析没有学过有机化学，在补物理和化学时又不会计算，只得再回过头来补数学基础。直到毕业时，还有不少学员对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他们可以按照操作规程分析样品，但是讲不出道理来，得出的结果准确性差；个别的甚至对普通的分子式、化合价、平衡方程式也搞不清楚”⁽²⁶⁾。教师“结合典型工程教学”时，只能照“典型工程”的实用处讲，不管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系统性、连贯性以及由浅入深原则。

“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际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从物理模型中抽象出来，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²⁷⁾

如在1969年底所出版的各种自编教材中，绝大多数都是把物理和化学整合成“工业生产知识”教材，土壤、化肥、农药以及工农业生产机械被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物理删减后插入工业基础知识课中，主要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删减后插入土壤改良和农药化肥的使用。生物课程也成了“农业基础知识”课，主要讲四大作物（粮、棉、油、麻），农作物栽培和禽畜（鸡、鸭、猪、牛、羊等）养殖是主要内容。数学课则根据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增加了制图、农业会计、珠算、测量、度量工具等新内容。生产知识被抬到极高的地位，而基础知识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如广东屯昌县把1972年以来中学已经恢复的12门传统学科精简为政文（政治、语文）、数理、农化（农业知识和化学）、军体这4门“公共课”，再加上开设农田、三机一泵、红医3门“专业课”。连平县中信中学则把“公共课”去掉数学和物理，还开出了4门“专业课”：农村文化、农村数学、农村测绘和畜牧水产。⁽²⁸⁾这种过分强调学校科学课程的社会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课程设计，是继“教育大跃进”之后的又一种扭曲的科学课程形态。

针对这样的现象，周恩来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他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础理论课也少了。”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理科在原则上不宜按产品的生产设立专业”。这篇文章在中小学科学教育中引起了广泛影响，对科学教育重建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但这篇文章却遭到了江青一伙的围攻。

1974年，周恩来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大学理科招生问题，又一次作了重要的指示。但当“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却对周恩来的多次关于加强基础科学和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意见，诬之为“复辟回潮”，作为教育、科技战线“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科技教育战线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报告，有关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指示教育部要抓基础科学教育。为了落实这一工作，还分别编辑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周恩来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知识，供部内工作人员学习研究，指导工作。但这一件事又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攻击。

过度重视生产劳动知识所产生的另一直接影响就是使部分学校“普高不像普高，技校不像技校”。例如苏州第九中学开设多门专业课，会计、测量、机电、农业化学、木工、气象、卫生，每人选一门。上海南市区27所中学到1974年，共举办拖拉机、柴油机、收割机、脱粒机、水泵、农田、四大作物栽培、土记者、测量、饲料、会计、赤脚医生、针灸、中草药、兽医等20个专业的短期培训班，通过集中培训5～7天，然后下生产队边学边实践。这种培训班共办了1040期，参加人数达26400人次。除此之外，上海崇明民本中学、北京密云县二中、山西阳城一中等都纷纷开设以生产劳动课为主的课程，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注重生产劳动知识，忽视基础理论知识，已成为一种全国的“潮流”。

四、过度突出政治的重要性

“中等教育原本为普通教育，它包括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1966年开始，人文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被严重削弱。原本的基本内容被严重压缩。”⁽²⁹⁾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指出：“在各类学校里，必须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³⁰⁾这种过度突出政治重要性的教育目标，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教育的重要特色。“学校教师，要真正担负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艰巨任务，必须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做首要的必修课，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自己毕生的战斗任务，锻炼自己成为教育革命的坚强战士。”⁽³¹⁾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政治课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课程也无不例外地渗透着政治思想，在内容上过度突出了政治的重要性。当时普通中学既不培养通晓文、理各种一般知识的大学后备生源，也不针对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而只是教育学生“反修防修，将来上山下乡务农”。这种以政治为主的学校教育体制，给我国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

除了政治课之外，我国中学理科教材也进行所谓的“政治化改革”。用政治术语表述应用题，带有极其鲜明的阶级色彩，如“地主收贫下中农租谷若干”、“民兵行军速度若干”等。甚至还提出了“过去数学课根本不同政治课挂钩，单讲推论、公理、公式，学了不知为谁服务”，取消“难而无用”的公式定理，“现在的数学课，从算工人、贫下中农的被剥削账翻身账开始，加强了学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³²⁾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将政治化彻底地贯穿于科学教育之中。

除了过度注重生产知识、忽视理论知识，将政治思想高度深入科学课程之外，“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学校课程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将课程高度精简化。有些课程被取消，如外语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取消，到了1972年才只有部分学校得以恢复。有的课程则被合并，如政治课和语文被合并为政文课或者是毛泽东思想课，音乐和美术被合并成为革命文艺课，物理和化学虽然很多学校并没有合并，但由于其大量穿插了工农业生产知识，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一门课，即所谓的工农业知识课。就这样，学校在本质上就只是设了3门课，即政治课、生产劳动课和革命文艺科，而且各课程都不注重理论性知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是科学教育，整个学校教育体系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是一种极端的社会活动课程，是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下坡路。这样的课程设置抛弃了学科体系和理论知识，企图以实践经验来代替人类累积的知识体系，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导致了大批青年学生荒废学业，我国科学技术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红卫兵的“怀疑一切！打倒封资修！”，“把从孔夫子起的两千年传统教育，西方300年、中国近百年的近现代教育，苏联几十年、建国后1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一网打尽”。⁽³³⁾企图从零开始，凭空创造“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历史证明，其结果是可悲的。“十年文革的后果，是摧毁了教育领域内从实践到理论的一切，只留下堆满破砖碎瓦的一片废墟和知识分子布满创伤的心灵。”⁽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