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的夏末，父亲去县党校参加学习一个月，学期结束回家后，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边吃着饭，边对我说：“咱们国家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怕再复辟走了回头路，可能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次运动是文的，不是武的，要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来帮助干部，用温水给干部洗洗身上的灰尘。但是热了不能烫着，凉了不能冻着，老干部自己揭发自己，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父亲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公社成立的“农业中学”读书，对“革命”两个字我才头一次听父亲说，他说的这些话，是会上贯彻的啊，还是听着别人说的？当时我还小，也没在意。

后来到学校里后，听着风言风语的说：“咱们国家在文化界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不敢公开露面，但是以写成书的方式——指桑骂槐，大力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后来，一步紧一步，并公开传来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紧接着又传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煽动，我们这里虽然还无动于衷，但是已经嗅到“文化大革命”战斗的火药味……

到了这年的秋天，突然接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通知，通知规定：“你校接通知后，选出优秀代表，赴京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大专以上学校，全体师生分批、分期参加，中等学校每五名学生中选出一名代表参加，教师中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你校按现有学生名额，每五名学生推选出一名代表参加赴京。”

当时在校师生共三十几名，根据通知规定，学校以投票的方式推选出了六名赴京代表。

赴京代表起程前，每个人都从退伍军人那里借来捆被子的绷带，把被子用绷带捆得方方正正，背在脊背上，像解放军行军一样，去公社教育主管部门上统一集合。到了县里，戴上红星闪闪的黄帽子，左胳膊佩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三个金黄大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字。代表打扮成一名红卫兵战士，坐上赴京的车。

赴京代表进京来回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亲自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和检阅。他们来到学校，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头上戴着红星闪闪的黄帽子，胸前悬挂着一枚闪光发亮的“毛主席纪念章”，袖子上佩戴着耀眼夺目的红卫兵袖章……这六名赴京代表是我们全公社最早诞生的革命小将“红卫兵”！

六名赴京代表回校后的第二天，将学校所有工作停下来，从此全校师生开始忙碌。印发宣传单，印制红卫兵袖章，制作红旗等，准备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工作。

经过几天的忙碌，一切就绪后，学校师生戴上红卫兵袖章，高举起红卫兵战斗队的红旗，排着队，敲着鼓，打着锣！在全社范围内，在繁华的集市上，开始鼓动宣传！每到一个集市上，主要是发传单，赴京代表站在人群的高处大声喊讲：“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很健康，号召我们为了不能让国家变颜色，不能让我们再走上回头路，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来一场大革命！把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斗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天，有个管理区负责人，专程来我们学校，特邀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去他们管理区，在全社先打头一炮！帮助他们揭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盖子，揪出全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校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战斗任务后，组成了一支“誓死捍卫毛主席思想战斗队”，浩浩荡荡地进驻这个管理区，全校师生被分别安排到全区六个村庄，白天去生产队下地一起和社员干活，边干活，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发动社员搜集、调查“当权派”黑材料，从形势上看，好像历届运动所派的工作组一样。批斗会场设在管理区驻地，每到晚上的批斗会，由各庄书记带队入场，在管理区统一集合进行。

每到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和批判的材料由老师掌握安排，红卫兵学生只在主席台就座维持会场。所批斗的当权派（各庄书记）被叫上台后，台上的学生从背后接到老师编写的批判稿，走上前台发言揭发，具体揭发的什么内容，就连念批判稿的也不清楚。每次来开批斗会，被揭发批斗的对象，他本人也不会知道。

第一个晚上的一次批判会，有个庄的支部书记，吃过晚饭，领着全庄社员来参加批判会。来到会场，把带来参加会议的人员安排下后，刚坐下，台上“司仪”就喊着他的名字上台来做自我检讨。这位多年的老支部书记，听喊他上台做个自我检讨，感到莫名其妙，于是站起来，慌慌张张地走上台。

上来台一看，台上一圈全坐着戴红袖子的红卫兵，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态度，面对着台上的红卫兵小将，大声呼喊：“红卫兵将军们，我给你们磕个头啊！”喊了后，“扑通”一声，跪在红卫兵面前，连连磕起头来。

他这一磕头，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台上的人都忙去把他拉起来，他被拉起来后，站在台前，皱着眉头，面朝台下，违心地自己给自己安了几个罪名，才应付了这次检讨。他检讨完后，又让他低下头，弯下腰，老老实实地服从大会的揭发和批判。他被揭发和批判后，要走下台的时候，便转回身来，面朝着红卫兵小将，再一次跪下，又连连磕了一阵子头！

每天晚上来开批判会的时候，就有个大队书记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总是吹着铁哨子，指挥着全庄参加会议人员整队入场。这天晚上，他把参加会议人员集合来后，用哨子指挥着说：“同志们，凡是来参加会议的，都要安心坐好，保持会场秩序，一定把会开好……”

他的话刚落，会上主持人司仪又喊他的名字，抓紧上台来！这位书记一走上台，忽然有位红卫兵小将跑到他跟前，伸手把他的头往下一摁，嘴里说：“低下头，弯下腰，老实服从大会的批判。”紧接着红卫兵小将拿着老师写的批判稿，走上前台开始念，一个伸着脖子瞪着眼念完了，另一个又紧接着……台下参加会议人员都听着，就是小学生在读课文的声音，要仔细细听听，字和字连起来，全是“棍子照头来，大帽子满天飞”！

大会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人司仪对这位书记宣布：“从对你的揭发以及‘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意见来看，今晚上开除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位吹着哨子带队来参加会议的书记，散了会后，所带领的人就像一窝无头的蜂，各走各的道。从这天晚上起，每次来开批判会，再也听不见他吹哨子的声音了。

全校师生在这个管理区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着了！夺权运动刚进入高潮，突然传来了一个特大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原计划分为十三次进行，本年度已经接见了十次，其余的三次，到明年春节后进行。但是现在计划改变了，春节后的三次接见改为一次完成，这一次接见还必须安排在元旦前，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的一次接见。如果现在等上级通知统一安排去北京的话，那是很可能要误事，也绝对见不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要想见上毛主席，绝不能等通知统一安排，现在就自发地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全校师生组织起来，“步行进京”，还能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的一次“接见”。

得到这个特大消息后，老师专门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作了说明解释：“我们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咱们红卫兵小将暂时离开这里到外地去取经，等我们取经回来，咱们再携手并肩共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校师生暂时撤离，速返原校。回到学校后，时不我待……紧紧张张地双肩挎起铺盖，排着一条整齐的远征队伍，左手挥舞着“红卫兵”袖章，在高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旗的指引下，踏步前进，奔去遥远的首都——北京城。

当天到达了本县的县城，在县城住进了县红卫兵接待站，并在接待站里办妥了红卫兵们“外出串联”的一切吃、住手续。第二天，到达了淄博市，在市红卫兵接待站住下的这天晚上，便听到从北京回来的个别红卫兵说：“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盼望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去了北京城，现在的北京城，吃、住都很困难……听说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再安排接见了。”听到这些小道消息后，总认为不一定准确，大家也并没有失去希望，仍然怀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结果，我们从家启程的第五天，到达了省城济南。到了济南这天，还没进城，就被早在这里等候的接待站工作人员堵住了，堵住我们后，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对我们说：“红卫兵同志们，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凡是进京串联的红卫兵，从今天起，国家一律免费乘车送回家。因为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太多，吃、住都很困难，甚至连楼梯、走廊里都住上红卫兵了……再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工作太忙，也太劳累了，也没时间和精力再去接见红卫兵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守候堵着，无论山南海北的红卫兵只要路过这里去北京的，我们都劝说他们回去，你们现在知道了，就不要再去了。但是，你们步行走到这里也不容易，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啦，就在这里歇几天，到各大院校去走走、看看，互相交流交流，把好的经验带回去也算没有白来啊……”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终止了去北京的计划，便改变计划去了山东师范学院。到了师范学院后，把介绍信递给红卫兵联络站接待人员，接待人员把介绍一看，我们是从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来的，他们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并且热情地安排我们的吃饭和住宿，在住下的当天晚上，接待人员来到我们住宿的地方，对我们详细介绍了该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最后还对我们说：“现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学生都到校外社会上参加闹革命去了，等到我们学校里要开批斗当权派大会的时候，你们也要参加，了解了解我们的斗争大方向……”

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一看，整个校园里冷冷清清，来回走动的人很少。放眼一看，整个校园的墙壁上，到处是贴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一层盖一层，教室的地上和课桌上布满了灰尘，看样子很长时间就停课了。

我们住下后，每天出门，只要戴着红卫兵袖章，坐公共车就可以免费乘坐。虽然坐车不用花钱，但是有个规定，当上车的时候，车到站一停，从车上下来两名配备好的红小兵，在车门口一边一个堵着车门，要想上车，必须背诵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不服从规定，别想上车，上去车关好门，在这两名红小兵的指挥下，全车山南海北的人必须齐声同唱毛主席语录歌曲。

在济南，我们不断地坐车去省府几所高等院校，听听、了解了解教育界“夺权”的经验……再到繁华的地方，随意欣赏欣赏贴出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并且遇上有散发传单的，积极收集着。一旦接到“海报”（批斗会通知），就按规定的时间，去上层参加批斗会，见见世面，开开眼界。

回去的时候顺便绕道，路过泰安市，我们到泰山脚下山东农业学院这所对口学府，去了解了解他们所学的高科技农业知识。

这天，我们迎着即将要落山的太阳，踏进了高等学府——山东农业学院。进来校园大门，一眼就望见校园里比较显眼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各种颜色不同的大字报以及大字标语，甚至还能嗅到战斗的火药味，一所巍然学府却失去了一切大学校园应有的生活气息。我们住进红卫兵联络接待站后，从没见过这里有学习的大学生，也没见过有开着门的教室，更谈不上我们所要学习的高科技农业知识了。

在我们还没回去的这段时间，家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和全国一样，风起云涌地进入了高潮。各级政府、各部门都成立起了红卫兵组织，老的、少的，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当权派，都戴上了“红袖章”，加入了红卫兵。

我们返程回到学校的那天，太阳又是偏西下了，但是在我没回来的期间，我那颗心就总是悬着放不下，一直在挂念着苦心劳累的父亲，这次运动，他是当权派，被揪对象，他怎样熬过去啊？将来的后果又是如何啊……所以，今天下午无论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定要回家。在回家的半路上，我一眼看见自己的袖子上还戴着“红卫兵”袖章，一寻思，到家让父亲看见多难受，于是，我一把撕下来，偷偷地压在一块大石薄板底下，从此今后，我再也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

我一回到家，望着久别未见的父亲，他看起来饱经风霜，变得苍老了，愁眉不展的脸上，面黄肌瘦。他看见我回来了，两眼顿时流出了泪水，他张嘴想和我说什么，却被涌流不息的泪水打断。挥动袖子擦着泪水，断断续续地张嘴第一句话是：“孩子，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你一定记住我的话，无论什么时候千万别当官！”

父亲说到这里，把头一低，稍停了停，待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把眼一擦，对我说：“孩子，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我、斗我是应该的，你爷爷已经去世多少年了，他去关东的时候我还不懂事，今天把我一揪上台，先喊着你爷爷的名字——打倒他。现在不用打倒他，他早就已经烂成泥了，我今天让你爷爷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啊……”

父亲说着、说着，抱起头呜呜地大哭起来！母亲看见父亲伤心大哭，她也大哭起来！二位老人声泪俱下，我的悲伤泪水也止不住了……

我在家待了几天，全家人一直在泪水里度过。当我返回学校，一踏进校园的时候，一眼看见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走向前，站在大字报墙下，抬头一看，结果是学生给老师写的大字报。全校串联回来，各单位都已经自己起来闹革命了，也不需要我们再去插手了，所以，我们只有在本校拿起“四大武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始闹革命！

我们这所学校是一所初级农业中学，校址设立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建校的这座大山，如果绕着山楞一圈走下来，正好是八十华里，所以这座大山叫作“八十崮”，这所学校也就叫做八十崮农业中学。八十崮这座山正在两个公社边界的中间，山前是一个公社区域，山后是一个公社区域。在当时各公社成立农业中学的时候，由县统一批示，一个公社成立起了一所。后来，经过两个公社协商，两社的两所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挂在八十崮山后摇摇欲坠的半山腰上，周围没邻居，上不靠村，下不靠庄。这里原来是一座寺庙，寺庙没有了后，就利用寺庙的残垣断壁建立起这所学校。当时学校有学生三十几名，只有两名老师任教，在未合并之前的时候，一个学校是一名老师，两所学校合并成了一所学校后，学校也就成了有两名老师。这两名老师在这所学校里是两名教学的“孩子头”，但是遇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成了被学生所批判的对象。

只因为这所学校是山前、山后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所以，山前的学生给山后的老师写大字报，山后的学生给山前的老师写大字报，各人保护各人的老师。一系列大字报的出现，让学生和老师有了矛盾，学生和学生有了矛盾，老师和老师有了矛盾……后来随着矛盾的升级，形成了一个老师一帮人，便转化成山前、山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最后，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和升级，两大派组织发展到敌对关系。一旦遇上人和人见个面，各自都有气，怒火冲天，就像两只想要打架的狗——各自都在拧尾巴。刚开始两派发生交锋的时候，只是用唾沫星子做武器，口斗舌战！后来经常由舌战引来武战，每次的武战，都是鱼死网破。

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天天战火不息，散发着阵阵火药味，随时随地都有爆发战斗的可能。从此之后，这所又红又专的山村学校里再也听不见琅琅的读书声和欢乐的歌唱声了。

这所来之不易的学校，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波动和冲击，就像大海里漂浮的一只船，遇上了大风浪，摇摇摆摆，左右翻动，随时随地就有沉没的危险……

学校里无论闹得怎样天翻地覆，都与我无关，因为我是“当权派”子弟，无资格参与。所以，在这样的动荡时刻，使我无处上、无处下，最后，只有选择了弃学回家。

那天中午，我偷偷地卷起铺盖双手抱着捂在胸前，悄悄地爬上了学校半山腰以上的山崖楞，到了山崖楞，慢慢坐了下来，低下头望着即将分别的母校……正在惋惜留恋的时刻，一眼看见了学校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那只“看门狗”。

这只可爱的狗，它小时候是我从家里抱来养大的。自从把它从家里抱来，它非常亲近我，一旦看见我吃饭，总是摇着尾巴跑到我跟前，我不吃也得先给它点吃，时间长了，和我有了一定感情。我每次来校，一到这个山崖楞上，它无论在哪儿，只要听见我的声音，远近都要跑上来迎迎我，几天不见，见上我，亲热地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舔舔我的鞋和裤脚。每次放学回家，也是只要看见我了，总是跟在我后边，把我送上山来。每次送上山来他都不想回去，都是我大声喊着，才把它喊回去。

今天上来山，我看见它了，它没看见我，我低声唤了唤它，它一听见我的声音，速跑了上来！上来后，还和往常一样，两眼望着我，摇头摆尾，亲热地站在我身边，我留恋不舍地用手抚摸着它……

自从我离开了学校，两派的恶斗愈演愈烈！斗到最后，山前、山后两大派，都离开学校回了家，各自都安下了“堡垒战斗营”，撇下学校只能作为战场使用……

我弃学回家的第二天，吃过早晨饭，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去了庄里（李家坡）的揪斗父亲的批判大会。刚一进庄，在大街正中一个比较显目的地方，贴着一张丑化爷爷的漫画，另外整个大街以及小巷全是给父亲贴的大字报。篇篇大字报上造谣惑众，血口喷人……我边走边看，总觉得眼前好像是换了另一个天地。今天一个庄的兄弟爷们，亲戚朋友见了我，都躲躲闪闪，不敢与我亲近接触，怕受到牵连。

我到了批斗的会场上，就在大队办公室的院子里，参加会议的人员把办公室前的院子圈了半圈。办公室屋檐前的主席台上，安了两张并排的桌子，桌子背后，面朝台下坐了几个造反头目。主要造反总头子李增才嘴里叼着烟卷，两只手插进裤兜里，在台上逛来逛去，主持会场。此人从小缺乏教养，性格非常粗暴，张嘴会骂人，抬手会打人。今年三十几岁了，还没娶上对象，只有爷俩在一起过日子，一旦看着他爹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今天把父亲揪上台来，破口大骂，批斗父亲就像对待牲畜一样。父亲低头弯腰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憋得肺痨发作，脸色发紫，阵阵咳嗽，连声不息。

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不堪入目！我目睹了眼前的这一切，心如刀扎，把脚一跺，唉！眼不见，心不烦啊，扭头回了家。

又一天的下午，批斗会刚结束，父亲走下批判台，跟在人流最后，突然李增才的脸上，挂起了笑容，他这一笑，真不如哭好看。在父亲背后，喊父亲：“你稍停一停，晚走一会儿，到办公室去，我和你说几句话？”

父亲回头一看，李增才脸上有了笑容，顿时心跳快起来，心想，李增才和我说话，从来没有笑容，今天下午为啥有了笑容呢？这到底是我喜事临门啊？还是祸到临头啊……

来到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让父亲坐下，笑眯眯的脸，结结巴巴地称呼父亲，“老书记，你是咱庄里最大的走资派，也是咱庄里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根据贫下中农对你的揭发和红卫兵意见，一致要求让你去坐牢改造。这个事儿你自己是不知道，但是我对你这个事儿一再袒护和压服……今天我已经和你彻底地谈清楚了，你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从今以后，你只要服服帖帖地听我指挥和安排，以后有天大的事儿有我替你去承担……”李增才道。

李增才今天下午说的这番话，好像给父亲戴上了个“紧箍咒”！

结果到了晚上，李增才打发了一个他的同伙，漆黑的天来了我家。母亲慌慌张张地拿了个板凳让他坐下，又倒了碗水双手递给他。他坐下后，微笑着用和气的态度，东扯葫芦西扯瓢，拉开了家长里短。他无论说什么，父亲、母亲只是坐在一旁听，他拉到最后，两眼直望着父亲和母亲：“我看着你们家的闺女不算小了，我想当个红媒给你们家的闺女安排个主。”这位造反派道。

父亲一听，立即插言：“你想把我的闺女安排到哪个庄啊？”

这位造反派说：“我想安排在咱本庄，靠在你们二位老人身边，以后你们二位老人年纪大了，一旦有什么事用着方便。”

母亲一听，又插言：“你想把我的闺女安排在咱本庄，是谁家啊？”

这位造反派一本正经地说：“想来想去，嫁给咱本庄李增才最合适，他长得胖壮，下庄户有力气，再说，他早就没娘了，嫁进门去，首先一条，吃不着婆婆的气……”

父亲听后一琢磨，如梦初醒，怪不得李增今天下午，脸上笑容满面找我说个事儿呢？他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啊……

父亲想到这里勉强地回答：“你这么远跑了来，操心说这个事，这是个好事，但是这个事，是小孩的事，当父母的不能做主啊！待闺女在家的时候，和她商量商量，只要她本人同意，我们当父母的还要什么意见啊？”

父亲和母亲把这个事和姐姐一说，还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姐姐立即打断父亲的话，说：“他如果想让我嫁给她的话，他今天不至于对待父亲这么厉害，没有人性。嫁给谁也不能嫁给没有人肠子的畜生，要想把我嫁给他，那得等着太阳从西边出……”姐姐边说，边扭头就走了。父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言难尽……本来在这个时候就是凶多吉少，现在又遇上这个事，那不更是雪上加霜吗？

这个红媒造反派，拾起这个事来不放松了，他三天两头地往我家跑，要求把这个事马上定下来。他每次来我家，父亲和母亲总是找个推辞的理由来应付，不是说姐姐出了门，就是说姐姐出门还没回来，还没和她商量。就这样，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天一天往下推，但是时间长了，终究不是个解决的办法。为难关头，父亲和母亲只好怀着一丝的希望，再一次劝说劝说姐姐。

这天父亲和母亲凑到姐姐跟前，母亲攥起姐姐的手，脸对着脸，苦苦哀求用小声对姐姐说：孩子，你大了，也懂事了，你为了你这个老爹少受点罪，你就受点委屈答应了吧！姐姐听了后一句话也没说，松开母亲的手，抱起头呜呜地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父亲连嘴也没张，面朝着母亲说：“谁家也拉巴着闺女，都和咱不一样，咱把闺女拉巴大了，到今天我给带来了难为……”

姐姐听着父亲对母亲说出了这样的话，立即停止了哭泣，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您两位老人别为我这事难过了，说来道去咱这个家里不就是多了我吗？这个事好办，我去上吊也行，跳了井也行，这个家里只要没有了我，什么事不就好办了吗？”姐姐道。姐姐的一番绝情话，二位老人难过得声泪俱下！哪怕只有一丝的线路也不至于硬逼着姐姐——“花蝴蝶去嫁屎壳郎”。

红媒造反派又来的最后这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坐在那盏微弱的灯光下，默默地望着那个闪闪的小灯光头，灯看我，我看灯……父亲的嘴里含着老旱烟袋，一袋紧接着一袋。最后实在憋不住了，他皱了皱眉头，对这位红媒造反派说：“你来提的这个事，我已经问闺女多次了，闺女什么意见也没有，一再说，我在这个穷家里还没待够，不愿意急着离开这个家，下去几年后嫁给李增才也不晚。你回去后，慢慢地和李增才解释，让他别着急，下去几年后，下去几年后再订。但是在未订这个期间，有给他提亲的，让他该怎么订，就怎么订，可千万别耽误了他的终身大事。”

红媒造反派一听，怎么解释也是“黄了”，把脸一沉，立即挂上的阴云，起来二话没说，扭头走了。

造反头子李增才的多少场美梦，今晚却变成了一场噩梦，他恼羞成怒，用尽了毒辣手段，想把父亲置于死地。

他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先把我家的出身成分改划成“新生富农”。只要我家成了富农出身，姐姐自然而然就成了富农子女，要想嫁个称心如意的贫下中农子弟是很难啊。

在当时那个“唯阶级成分论”的年代，出身成分是人的“第二生命”。只要这家是地主、富农出身，在当时农村有个叫法，叫这家是“烂了根子”。这家要是属于“烂了根子”的，代代失去政治地位，各方面都有限制，亲戚关系受到牵连，儿娶女嫁受到妨碍……

他把我家改划成新生富农后，专门召开了一个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大会。会上把父亲揪上台，另外，揪上了几个地主、富农分子陪角，专门给父亲一个人糊了个高帽子戴在头上。高帽子的上半截写着新生富农分子，下半截写上父亲的名字。

以往批斗“当权派”大会，只有贫下中农红卫兵参加，这次批斗四类分子大会，全体社员都参加。把我家从今后改划成新生富农一事，从此公布于众！

我家被改划成“新生富农”后，为了让山南海北都知道，特地把父亲弄到沂蒙三县（沂蒙县、沂水县、蒙阴县）的集贸市场上进行游斗示众！我的家虽然住在沂源县，但是相隔沂水县和蒙阴县的集贸市场都很近。南边靠沂水县集贸市场，只隔一条河，西边靠蒙阴县集贸市场，只隔一座山，我家就在三县交界处，一个三角形中间，这里俗称“一步扎三县”。把父亲游斗示众，戴的高帽子上，还是写着新生富农分子，并且胸前挂上了牌子。

转眼间，年关靠近了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开始筹备年货——迎接新春，但是我们家和往年不一样，这一年，父亲天天挨批斗，每天下午回到家，腿疼腰疼得站不住，难受得饭都吃不下。我们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在那虎口魔掌里度过……那颗不平静的心总是悬在半空！哪有心去筹备年货啊？

大年三十的上午，父亲对我和母亲说：“今天是‘大年三十’，下午就过年了，红卫兵造反派他也得过年啊！今天我估计可能都得放假……反正今天没什么事了，我浑身难受，腿疼腰疼得站不住，什么活也不能干，我躺在床上，安心地歇一歇吧！”

母亲听了后，唉声叹气地说：“今年的这个年，咱家里什么也没准备，过年是个小事，但是还有一个大事，逢过年门口上，都必须要贴对联。如果过年门口上不贴对联，或者是贴白对联，那都是人去世以后，在三年之内不贴对联或是贴白对联。今天无论事多么大、多么多，再忙也得先把对联贴上，过新年图个吉利……”母亲嘱咐了后，喊着我的名字，“你去找找毛笔，把对联写写，今天早晚得把对联贴上。”

父亲躺在床上，似睡不睡，听着好像隐隐约约地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因为一开批判会，庄里必须敲锣打鼓集合人，所以父亲一旦听着有敲锣打鼓的声音，他就心跳加速！于是他怀着那颗跳个不停的心，慢慢地把头翘起来，仔细地听了听，是敲锣打鼓的声音，但是声音时起时伏……又过了一会儿，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越来越近，这时他着急了，大声喊着我：“你赶快出去看看，敲锣打鼓是干什么的啊？”

我把写对联的毛笔一放，抬起头，侧着耳朵细细地听了听，果然是敲锣打鼓的声音。我知道每年的大年三十这天，都是敲着锣、打着鼓，去给军功烈属送光荣灯。我和父亲说：“敲锣打鼓的声音是给军功烈属送光荣灯的。”父亲一听，顿时脸上无奈地挂上了笑容，他边微笑着，“这不知道是哪个庄里给军功烈属送光荣灯？”父亲道。

又稍待了一会儿，敲锣打鼓的声音很近了，这时父亲再也躺不住了，坐起来，背倚后墙，一边听，一边想，这个声音根本不是外庄的，就是我们本庄的。我们东坡“自然村”没有军工烈属啊，怎么上了这里来了啦。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预料到眼前将要发生的那一切……果然如此，在脚前背后的时间里，造反头子李增才带队，指挥着队伍，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大年三十来我家，给我们家贴“白对联”。

锣鼓喧天的造反队伍来到我家大门口，整齐地站在大门口外，高举起拳头，连声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新生富农分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边喊着口号，两个小造反头目走出队列，一个抹糨糊，一个就贴。大门口左边门框上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边门框上贴着“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上边门槛上贴着“忘恩负义”。

母亲在锅屋里正在烧火做饭，忽然听着大门口外锣鼓响天，大声高呼，并且还有众人吵吵嚷嚷的喧哗声，这些不寻常的声音立即把母亲吓得惊慌了起来。她赶紧把锅底的火拍灭，慌忙跑了出去，跑到大门口跟前，伸头往外一看，是红卫兵造反派来给我们家贴上了“白对联”。她啥话没说，扭头转回身，两眼泪水一下子流上了腮。

她哭着来到父亲床前，面对着父亲说，“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过年他也让咱过不成，谁家过年都贴红对联，今年咱家贴上了‘白对联’，多么不吉利啊！今后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父亲皱着眉头，憋了老半天没说话，最后吸了一口长长的气，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安慰母亲：“唉……你不要难过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怕什么？也不能去顾虑这些，活一天，算一天，活了今天，不说明天，人早死、晩死，不就一个死吗？还有什么了不起啊！再说，时代也不能光这个样，要是光这个样的话社会不就乱了吗？”

父亲虽然鼓着勇气安慰母亲，不要伤心难过，但是他自己的眼里也含着辛酸的泪水……

以李增才为首的这群造反派贴完对联后，边说边笑，边打闹着蹓了道，回家过年去了。我看着他们都走了，立即跑去大门口，两只手，一边一只，扶着两扇大门，望了望西边落山的太阳，双手关上了大门。只要不出去，暂时就看不见“白对联”。

我关上大门，走到院子里，院子墙外传来了大人、小孩的新年欢笑声和阵阵鞭炮声。我一走进屋，兄弟姊妹们都围在父亲和母亲身边哭泣落泪……这时天色渐渐地黑暗下来，全家人在没有灯光的一片黑暗里，默默地等来了“除夕夜”，时间长了，小弟弟和小妹妹打盹想睡觉了，各自去睡了觉。

腊月三十新年到，

烧香磕头放鞭炮，

一年一度辞旧岁，

我怀悲痛豺狼笑。

除夕后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全家吃早饭的时候，快小晌午了，母亲把饭碗端起来，刚吃到嘴里，猛然把筷子一放，抬起头，侧着耳朵，边听着，边对我们说：“你们都听听，这是新年初一的头一天，造反派怎么又开始敲锣打鼓啊！”父亲忙插嘴：“这是新年初一的头一天，都还不能出门，在家里‘守家堂’，他也不可能去召集人开会。”

从新年初一的这天开始，大队办公室的院子里，天天随时随刻，就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后来才知道，“造反派”敲锣打鼓是大造声势，耍权威，家家户户虽然都在欢度春节，但是“造反派”却忙着整父亲的黑材料，捏造“莫须有”的罪状，筹备力量开父亲的“定案”大会。在刚过春节后的这段时间，他们挖空心思给父亲捏造了“十大罪状”，并且把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又把开父亲定案大会的“海报”（通知），利用各个集市春节后的第一个“开始集”，进行散发……

父亲在最后的一次定案大会上，造反派专门用树枝编了个高帽子给父亲戴上，里边放上石头。上边写着反党分子和父亲的名字，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父亲的名字。父亲头上顶着这么重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牌子弯着腰，开会这天实在撑不住了，“扑通”一下子歪倒了！造反派把他拽起来，拿来一个坐凳，让父亲趴在坐凳上，双腿跪在地上……

父亲双腿跪在这里，咬着牙一秒一秒地度过，忍受着“造反派”最后的一次发脾气。

大会最后，宣布了父亲的十大罪状，并且又宣布了开除父亲的“党籍”。

之后，造反头子李增才走到父亲跟前，用手指着父亲说：“你的材料已报上级审查，散了会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暂时先参加生产队劳动，等候上级处理决定……”

大会结束后，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弯着腰、低着头，蹒跚地每向前挪动几步，憋得喘不上气来，只好停一停，直起腰来，咳嗽上一阵子再走。走出庄，到了庄北头，直起腰，又一停，这一停，在连连的咳嗽声里，猛一抬头，一眼望见了北大山山顶滴答泉上边的山坡上，那颗残缺不全的古老苍松。

他看见这棵松树，想起了在战火纷乱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在秘密不公开的时候，在那漆黑的夜里，高高地举起拳头，向党作了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有生之年，是共产党搭救了他，他对党怀着无限忠诚和热爱。但是到了今天，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却被红卫兵造反派开除了党籍。

他想到这里，悲伤、心酸的泪水，怎么擦也擦不尽。

父亲到了家的院子里，母亲看着他泪流满面地回来，忙迎上去把他搀扶到屋里，扶着他坐下。坐下后，苦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挥动着袖子擦去涟涟的泪水。母亲望着父亲悲伤难过的样子，既是同情又是可怜。

父亲用力挥动着袖子，擦了擦泪水，抬起头，对母亲说：“唉……别提了，今天红卫兵造反派给我定了十条大罪状！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别说十条啊，就这一条，我也得判二十年徒刑。这个十条大罪状已经报上级审批，让我在家暂时等候上级处理决定。看今天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必须让我去坐牢才是他们的目的。”

父亲说到这里，又把头一低，二位老人痛不欲生……

就在父亲等候上级未来处理决定之前，他们暂时先送父亲去公社修水库工地，由带工负责人监督，管制劳动。

这天，我挑着父亲的东西“造反派”押着父亲，走上老一辈爬山顶挑水的路，到了李家坡庄北，北大山的山跟时，大山挡住了吹来的风，金色的阳光照耀在崖壁上，反射到我们眼前。虽然春节刚过不长时间，但是感觉到有点春意暖融，我们歇了一会儿，翻上山顶时，寒风迎面扑来，把我们吹得浑身打哆嗦，东倒西歪，站不住，头上戴的帽子一不小心就被风刮跑了。我们紧走慢走，翻下山去，风小了，才觉着身上暖和点。

走了将近三个多小时，才赶到工地民工住的宿舍。到了民工住的宿舍，造反干将见上工地带工负责人，把父亲安排交代下后，又对父亲说：“把你送到这里，无论什么事，不用我们说，你比我们懂得多……在这里必须服从领导，听从指挥，暂时在这里先劳动，将功赎罪，给你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两个“造反派”蹓把父亲交代安排下，道回了家。

没过几天，母亲又打发我去副业加工坊用小麦兑换了几个馒头，晚上又煮了几个鸡蛋，从咸菜瓮里捞上了两个萝卜咸菜，把这些东西一起装进一个提篮子里。到了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背起提篮子，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顶着寒风，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去了父亲干活的工地。

我紧走慢走，到了父亲的宿舍，民工已经吃了早饭，父亲看见我来了，忙迎上来，把我背的提篮子接过去。我们爷俩边往屋里走，我边和他说：“你安排俺妈给你办的那两件事（衣服和烟叶），全办好了，今天专门打发我给你送来。”父亲将提篮子往地铺上一放，一样一样地拿出来，他啥也不喜欢，就是爱惜那一小布袋子旱烟。他双手拿着袋子掂量了掂量，解开袋子口，掏出烟袋来，按上了一烟袋锅子，点着火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父亲知道我来得早，没吃早晨饭，对我说：“这里还有凉窝窝头和剩菜，你还带来这么多东西，简单地吃上口，我领你去工地上看看？今天上午，工地上召开大会，民工全部代工参加，如要不参加按旷工论罚。”

这次大会是县里在这里召开的一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批政治犯和现行犯。

这次公判大会选择在这里召开，是“杀鸡给猴看”。因为工地上像父亲这样的情况很多，罢了官，暂时先在这里管制劳动，等待处理决定。

我吃了饭跟着父亲一同到了工地，会场设在正在修建的大坝上。用檁棒和苇箔搭成的公判台，坐北朝南，面对南边一个小僻坡，参加会议人员从上而下坐在这个小僻坡上，位置最优越。大会公判台布置得庄严、隆重，高音喇叭指挥，麦克风喊话！高高的前台沿上，挂着横幅大字标语——沂源县公判大会！被宣判的罪犯共十一人，脖子上都挂着牌子，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由刑警押着，从县看守所押解到这里。

公判大会宣布开始后，由红卫兵主持会议，喊着某个罪犯的名字，揪上台来时，两个刑警一边一个架着罪犯的胳膊，小跑着跑上台来，揪上台来，公布完了罪行后，喇叭里又震耳的一声：“依法逮捕！”宣布逮捕后，刑警跑到罪犯后头，照准腿腕，一脚踢倒，戴上手铐子，再五花大绑捆起来，捆起来后，把他拽起来，薅着他的头发，把脸对准照相机，“咔嚓”一闪光，照下相来……

大会还没结束，父亲看着看着，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所以他再也不想往下看了。从我背后，把我的衣服一拽，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咱不看了，回宿舍啊！”

我们爷俩偷偷地离开了会场，从工地到宿舍的一路上，父亲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愁眉不展。到了宿舍里，一屁股坐在地铺上，开始抽起烟来。我们爷俩坐在这里，没觉时间的，工地上散了会，民工都吵吵嚷嚷地回来，吃中午饭。

我去伙房领来窝窝头，打来菜，摆在地铺上，喊了好几声爹，让他吃饭。但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最后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勉强地拿起了个窝窝头，咬到嘴里，光嚼不往下咽。便抬起头，对我说：“孩子，说不定哪一天，我和今天上午在会上批斗的那些人是一样。我要一进去，不可能一年半载的就出来，这个时间是不好估计，家里有什么事，就别再指仗我了。你和你姐姐都懂事了，也知道干活儿了，你两个人要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保着咱全家别饿着，我就放心了……”

父亲说着说着，脸上就挂了泪花，在我的一再劝解下，攥在手里的那个窝窝头吃了有一半。这时民工吃饱饭集合了，父亲便把手里那一半没吃完的窝窝头一放，随同一起去了工地。父亲去了工地，我站门口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不断地涌现出阵阵心酸，直到父亲的背影消失，我才离开这里回家。

回到家一进大门口，母亲迎上来，还是问长问短。我安慰母亲：“娘，你尽管放心，俺爹在那里挺舒心，活儿也不累，每顿饭热汤热水吃得很饱。”母亲对着我的脸小声说：“你爹在那里，干活、吃饭我都放心，出工的人不光咱，人家能干了，咱也干了，我是最怕的那个事啊（坐牢）……无论怎么说，以后多去你爹那里看看，勤去打听个信，咱放心啊！”

后来我遵照父亲的嘱咐，和姐姐天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为我家出身不好，父亲又是走资派，除了劳动之外，庄里一切活动，我和姐姐都没资格参加。我天明到天黑都在生产队里劳动，但是全家人每时每刻都在挂念、惦记着父亲，最怕的是父亲去了（坐牢）家里连个音信也不知道，所以，想去探望探望父亲，但是生产队连几个小时的假也不答应，只能逼得我劳累一天，到下午放了工，在黑夜的路上来父亲这里。来到这里，必须在父亲这里住一宿，到天明早起再赶回家。

姐姐后来找了个婆家在沂水县，离我们很远，姐姐的对象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自从订了婚后，两人情投意合，称心如意。马上就要结婚了，后来他打听着我家是“富农出身”，所以，家人就硬逼着退了婚。姐姐遇上这个事，她难以接受，天天以泪洗面……

母亲知道姐姐对这个事接受不了，怕她寻了短见，于是，经常劝解她：“孩子，你懂事了，一定要想开，忍受着这个打击，千万别让咱这个家倒了啊！你知道我和你爹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不容易，绝不能去走那条路，再让我和你爹多活几年，把你弟弟和妹妹拉巴大……”

母亲虽然经常劝说姐姐，不要光哭难过，但是她自己，一旦离开姐姐的面，两个腮上总是挂着止不住的泪水。有时候她实在劝说不下去了，母女俩手攥着手，脸贴着脸，泪如泉涌，哭成一团啊！

就在这年的秋后，冬季征兵入伍，姑姑家表哥正在应征年龄上，因为我们是亲属关系，必须来我家调查，出示证明材料，结果，来一调查，我家是富农出身。表哥各方面都合格，只因为我家是富农出身，这个事，取消了表哥入伍的资格，从此他就失去了一生的入伍机会。就从这个事起，我们姑舅两家从此断绝了关系……

一年四季有暖寒，

寒冬辞去换春暖。

乌云密布遮天日，

驱散乌云是晴天。

父亲在水库工地上劳动，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年终工地上放了假，他回来家，大门没到，二门没去。过了春节，水库工地一开工，他又按时去了工地。

在父亲刚走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人刚吃过早饭，突然，大队贫协委员会主任来了我家。他的突然到来，又把母亲吓了一跳，心慌得说不出话来，哆哆嗦嗦地拉了个板凳让他坐下，忙问：“兄弟啊（按庄亲称呼），你这么忙，来俺家有急事吗？”

贫协主任说：“你家里大哥去哪儿了？”

“俺家里孩子他爹，昨天早早地就去了水库工地。”母亲道。

“我以为他回来过春节，还没回去呢。我今天专门来和他说，大队里不让他去工地了。现在上级下来新指示，大队的领导班子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进班子‘带班’，如果不这样组织大队领导班子，上级批不准，让你家里大哥回来进大队领导班子‘带班’。”贫协主任道。

母亲听了后，立即插话：“让他回来是可以，但是，再去当干部的那个事是不可能了，有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谁家还敢去当干部啊！”

贫协主任安慰母亲：“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提了，一张纸揭过去就算了……我今天只要把信送到了，你抓紧想办法，让他回来就行了，有什么事等大哥回来再说，我家里还很忙，没有时间久待，我走了。”

母亲把贫协主任送走了后，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你去队长那里请个假，今头午去水库工地和你爹说，大队里让他赶紧回来，想让他回来，再当干部啊！”

我速跑到队长那里，对他说：“队长啊，我来向你请个假，大队贫协主任打发我去水库工地上，把俺爹叫回来，大队里急需有事要找他……”队长把脸一沉，用冷漠的态度，头一低，默然相对……寻思了半天，头也没抬，低着头说：“既然是大队里有人安排你去叫的话，那你就去，但是只能答复你一头午的假，下午回来不能耽误了干活，如果耽误下午干活，加倍处罚！”

他这一答复，我扭头就去了水库工地。在去水库的路上，往事在大脑里绵绵起伏。我们一家人在泪水里度过着惊心动魄的日子，到今天总算熬得有个出头之日了。眼前的一幕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脚下的羊肠小道上也留下了我多少个脚印啊。我紧走慢走，到了父亲住的宿舍时，天快晌午了，我稍休息了一会儿，父亲从工地上放工回来，他回来，一看见我来了，大吃一惊，忙问我：“你怎么大白天来了啊？”

我一看父亲有点很紧张，立即和他解释：“俺娘打发我来叫你，大队里马上让你回去，急需让你再回去当干部啊……”

父亲一听，慢慢地坐下，冷笑着对我说：“孩子，这次‘文化大革命’，差点把我的命‘割’了去啦，我要是再去当干部，再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的命不就割了去了吗？所以，我要想保住命，那就再也不能当干部了……你吃点饭，抓紧回去，和你娘说，让你娘答复他，我也不回去，我也不当官，水库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回来和母亲一说，母亲把头一点道：“我和你爹想的是一样，以后咱不当官，也不生这些气，也不挨这些欺负了。”

时间过去了三天后，贫协主任又来了我家，一进大门口就问母亲：“你家里大哥怎么没来啊，你捎去的信啊，还是打发人去叫的啊？”

母亲和他说：“我怕信捎不到，专门打发儿子去叫的，他说，他也不回来，他也不再去当干部了。”

他一听，立即把头一低，用手扯着头皮：“那……我还得亲自去一趟吗？”

他站在院子里，停滞了一会儿，屋也没进，随即一溜烟地去了父亲干活的工地。到了工地找到父亲，握着父亲的手，当面鼓，当面锣，亲切地说：“你家里嫂子打发儿子来叫你，你还不回去，今天逼着我亲自来叫你？无论怎么说，‘棉袄再破——是个老面子’，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今天必须跟着我回去？”

父亲也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一句话还没开始说，两只眼睛就泪水汪汪：“兄弟，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的脾气和性格你最了解，一辈子伤天害理的事我不会做。我当了干部后，问心无愧地想把咱庄搞好，想尽一切办法让社员富起来。结果今天来了‘文化大革命’，差点把我的命‘割’了去啦！幸亏没把我送进监狱，我就满足了。现在我要想活下去，也别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委屈，那我就谁的面子也不能看了。”父亲道。

贫协主任一边安慰父亲一边拉着父亲的手来到宿舍，硬把父亲的铺盖卷起来，收拾了收拾其他东西，一下子背在了肩上，对父亲说：“别忘了东西。”

父亲一看，没办法，只能违心地辞别了这里，出来门口跟在他后边，追也追不上，返回了家。

父亲回到家，以老干部带班的身份编进了“老、中、青三结合”行政领导班子，他虽然加入了领导班子，但是，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心里有一处永远抹不去的创伤。所以，对领导班子的政界工作，基本拒绝介入。他奔着“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精神，重新又拿起那把治山造林的镢头上了山。把治山造林的专业队又重新组织起来，他继续兼任专业队队长。他带领专业队，把洪水冲毁的山堑、树穴再重新修复，把毁坏的林木、树株再进行补栽。

之后，李家坡庄在“整党建党”工作组的领导下，组建起了新的党支部，父亲又任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他带领支部一班人，重整被“造反派”毁坏的各项集体事业上，继续沿着没走完的路，按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计划，在李家坡庄范围内，决心再挖出第二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