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继续革命”的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继承了“大跃进”以来的“继续革命”的基本观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教育秩序的全面混乱和瘫痪。在这场运动中的一些教育“继续革命”举措，诸如工宣队、贫管会管理学校，开门办学，工农兵大学生，“白卷”英雄等等，与其说是教育“继续革命”，不如称其为对教育的“破坏”。以下选取几个案例作一剖析。

（一）混乱与停顿：“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的教育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北大贴出的所谓“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各地大、中、小学仿效北京大学等校的做法开展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揪斗干部和教师，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群众性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学校的党政干部被诬为“黑帮”、“三反分子”，许多教授、专家、教师被诬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和迫害，各地一批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和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先后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或被停职反省；从8月份开始，各地学生开始大串联，“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给社会秩序、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学生中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才得到一定的控制。同年6月，高教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大批教育管理干部相继被“夺权”，教育管理陷入停顿。直到1970年7月以后，才成立国务院科教组管理教育工作。

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272]全国城乡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各级各类教育陷于瘫痪、停顿。从1966年度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停止计划招生。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施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认为现行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应该重新编辑中学各科教材，小学教材也应该重新审查，初小各年级均要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要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暂停开，政治语文合开，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读本。1966年6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自此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6月30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而实际上自此我国停止选派留学生达6年之久。7月2日，高等教育部向我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央批准，将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或一年，自此我国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

以“革命”的名义开始，收获的是教育的混乱、停滞。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本打算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这样的混乱、停滞局面却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

（二）教育“继续革命”的原型之一：七二一大学

七二一大学是1968年毛泽东针对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发表“七·二一指示”后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发展形式，是“文革”期间教育继续革命的典型之一。

上海机床厂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1968年7月，关于该厂的一份调查报告出台^[273]。这份调查报告编造称：^[274]该厂技术人员中，来自大专院校的350名，从工人中提拔的250名，但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且“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失面子，失架子”；而后者则由于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当的框框，便“出现了一个飞跃”。为此，该报告提出了一个“从工厂看教育革命方向”的建议：第一，毕业生到工厂就当干部不合适，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第二，学校要让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工人上讲台；第三，工厂的技术人员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培养；第四，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彻底批判“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帮助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技术人员的水平，让他们走上与工人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后，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中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75]这段话在“文革”中被称为“七·二一指示”，主导了高等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于1968年9月创办了七·二一工厂大学。学校根据本厂的需要，设置磨床专业，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程度不等。学制2年（后来延长10个月）。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专业课等。结合本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重新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后来也有不脱产的学员），但仍然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回到生产实践中。

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办这类学校。办学方式也有变化，包括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以至短训班等，统称为“七·二一大学”。据统计：^[276]至1972年，全国有七·二一大学68所，学生4000人。1973年发展到122所，学生6000多人。1974年，配合“批林批孔”的需要，七·二一大学迅速发展到338所，学生达2.3万人；1975年竟然翻了10倍多，达到5228所，学生148.5万人，为当时的普通高校学生的3倍。^[277]当然，1975年以后所办的3万多所“七·二一大学”，大多是虚假的统计数字，许多地方只是一个决议、一个计划、一个招牌，并没有确实开办起来。

应该说，七·二一大学如果仅仅作为工厂的业余教育、成人教育的一种方式，应有其合理性，但是，一旦将其绝对化，到处生搬硬套，变成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那就有问题了。由于这种大学，一味强调政治挂帅，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第一，强调学生的出身，而不注意他们的文化知识基础，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文革”结束后，这种高等教育只好寿终正寝了。1978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要求加强领导、认真整顿、提高质量。1979年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各地的七·二一大学先后自行改为职工大学，七·二一大学作为教育革命的“原型”之一退出历史舞台。

（三）教育“继续革命”的原型之二：朝阳农学院

“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对封闭的教育体制的批判和对“开门办学”的提倡，催生出许多教育“继续革命”的典型，在20世纪70年代声名鹊起的朝阳农学院，便是这种教育革命的又一原型。

朝阳农学院本是沈阳农学院的一部分，1969年奉命从母体分出，迁往辽宁的朝阳地区，本部也从沈阳迁往铁岭。位于大城市的农学院之所以要拆开并迁出大城市，这与毛泽东的设想有关。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278]“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辽宁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精神，于1969年将沈阳农学院拆开、外迁。1970年，迁到朝阳地区的部分教师与朝阳地区农科所、水利农业中专合并，称朝阳五期农业科技大学，后改名为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这年冬天奉令筹备招生。1971年奉辽宁省委指示正式开办农学院，招三年制的专业班。朝阳农学院本部设在距朝阳镇数十公里的山沟，有房子30余间，人造田60余亩。至1975年，有教职工320人，在校学生1200人。陆续设置了农学、果林、畜牧兽医、农田水利、水工建设、陆地水文等六个专业。到1975年，共毕业三年制学生167人，参加短训的农民近万人。

这样一个办在山沟里的农学院，是怎样成了“教育继续革命”的榜样的呢？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宣传朝阳农学院的文章，题为《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初次将该校的经验概括为：第一，“社来社去”，培养“庄稼人”；第二，“几上几下”，在校学习和在生产队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制度。并相信：“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指示已经在朝阳农学院这所山沟大学里结出丰硕果实。”^[279]但这次宣传，并未引起注目。

1974年，随着社会上反潮流、反复辟回潮等运动的展开，“左”倾思想影响又见加深。为了维持所谓“教育革命”的局面，朝阳农学院便又作为教育继续革命的典型受到了重视。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对朝阳农学院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农大毕业当农民好》。12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辽宁省委联合开展“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农林部负责人，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及高等农林院校等单位180人，辽宁省各类学校代表和市、地文教、农林部门负责人140人，朝阳地区贫下中农代表、朝阳农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毛远新、迟群等人在会上讲话。大会提出，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主要是：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教学工作实行“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拿工分等等。会议认为，不仅农林院校，而且各级各类学院、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学习研究“朝农经验”。会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朝农的新高潮。1975年，教育部在朝阳农学院举办学习班，主要学习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在教育阵地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经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单位近10万人次先后到朝农参观学习。据统计，到1976年10月止，报刊、杂志共发表了150多篇宣传朝阳农学院的文章，还拍了9部电影。^[280]1975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学习活动进一步推广。

那么，引起全国关注的所谓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在哪里呢？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总结学院办学经验的文章，题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是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同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集中概括了“朝农经验”，将自己的学院作为向建国17年教育秩序全面“革命”的先锋，归纳出十个方面的经验。包括：^[281]第一，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新农大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第二，旧农大集中办在城市里，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第三，旧农大大搞“学而优则仕”，培养精神贵族，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第四，旧农大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第五，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第六，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第七，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几上几下”，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第八，旧农大是极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第九，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教育，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第十，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新农大坚持教师同工农相结合，努力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通观这些所谓的“教育革命”经验，实际上大多是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教育革命“左”倾措施的汇集，朝阳农学院成了“继续革命模式”下“左”倾教育革命的总代言者之一。

既然将自己紧紧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朝阳农学院及其负载的所谓“朝农经验”自然有其终点。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0月14日，在朝农参观的外地人员纷纷回到本单位。1977年8月15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我省农业院校和农业科学所机构调整意见》，决定恢复辽宁农学院和原来的各中等专业学校。不久，沈阳农学院迁回沈阳，朝阳农学院停办。

（四）支撑教育“继续革命”的稻草之一：“白卷英雄”

如果说七·二一大学、朝阳农学院作为教育革命的原型，还有试图从宏观上探索教育革命新格局的气象，那么，“文化大革命”后期所推出的“白卷英雄”、“反潮流的英雄黄帅”、“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等教育革命的典型，则充其量只不过是试图维持教育革命残局的最后的“稻草”而已。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本年除采取以前的推荐方法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在这一背景下，当年被推荐参加大学入学的人，参加了自1966年以来大学入学的首次文化考试。

当时，下乡知识青年、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并担任第四生产队队长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同年6月30日，张铁生在考试时，“对于几何题和理化题眼瞪着”，“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在考场中并没闲着，却在考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发现，1973年7月19日由《辽宁日报》发表，8月10日《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张铁生由此成为“文革”后期教育继续革命中的“白卷英雄”。

张铁生在信中写道^[282]：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初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从张铁生在考场上所创作的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无非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考题不会做是因为下乡以来“热衷于农业生产”，没有时间复习。第二，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大学迷”不服气、有极大的反感。第三，不愿为了个人利益而耽误集体利益。第四，本人基础还是有的，政治、家庭关系均清白。第五，对推荐他参加考试的所谓“新的教育制度”是满意的。

本来，考试不会做，写封信发牢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问题是张铁生的这封信出现在1973年的夏天。当时，周恩来和刚复出的邓小平要对社会开始整顿，这同想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的意愿是相左的。当时，在辽宁主政的是毛泽东的侄子、同“四人帮”走得很近的毛远新。于是，《辽宁日报》如获至宝，加了按语，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公开发表了张铁生的信。

《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对张铁生的信大做文章。提出：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考试的路线问题，却交出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中：第一，肯定当时推荐入学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第二，对高校招生的文化考试提出质问。“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了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同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这篇文章，也加上按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同时提醒人们：“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5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毫无疑问，《辽宁日报》给张铁生的信所加的按语，无非是要肯定推荐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制度，反对招生中考试文化课。而《人民日报》的按语，则是提醒人们注意教育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继续搞好“教育革命”。这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刚刚开始的对“文革”灾难的某种调整是一个挫折。同时，也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继续革命在1973年以后的后“文革”时期得以延续。

经《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的报道，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对张铁生个人来说，因“白卷”得“福”。这封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事实上，张铁生只是江青等人在教育领域树立的一个“造反榜样”，也是“四人帮”冲击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的一个工具、抵制纠正“文革”教育革命灾难的一步棋子，这就注定了张铁生个人的悲剧命运。

（五）支撑教育“继续革命”的稻草之二：小学里的“反潮流”英雄

1973年冬天，在北京市中关村小学读五年级的女孩黄帅，与班主任发生矛盾，这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教室内的风波”。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特殊年代，很多事情都没有正常的发展逻辑。黄帅的日记和来信被各大报纸刊载，她一夜之间被树立成“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成为“文革”后期小学生“反潮流”的英雄，也成为“文革”后期教育继续革命的典型之一。

1973年10月21日，读小学五年级的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283]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在同年的12月12日发表了黄帅的这封信，同时，《北京日报》将黄帅在信中提到的写给老师的日记六则也一并发表。仔细审读黄帅写给《北京日报》的信以及她的六则日记，可以看到，黄帅所要表达的是：第一，向报社反映、甚至是申诉老师压服学生的现象，表达对老师做法的不满。第二，六则日记无非是试图同老师交换意见。如果以理性的态度来看，确实应该对这位老师过于简单地处理师生关系的方式进行批评、反省。但是，当时的“左”倾教育革命的支持者、主持者们，却似乎从中看到了证明教育继续革命合理性的又一根稻草。

《北京日报》在发表黄帅的信和日记时，加了一个较长的按语，将一位小学五年级女同学的信和日记同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联系起来，用四两拨千斤之举，将女孩推上了教育战线反潮流的前台。《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提出：第一，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第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第三，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都应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284]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北京日报》上述报道，并增加按语，表达了三层含义：第一，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第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第三，要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政策，使青少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285]

这一个案告诉我们，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在一个充满教育继续革命狂想的时代，一个简单的教育现象，是如何被加工、被利用为政治斗争的棋子的。年仅12岁的小学五年级女孩黄帅的信和日记，经过人为的炒作，竟然变成了关系教育革命能否继续的救命稻草。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教育“继续革命模式”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不断深入，全面展开，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实践的历程中上演了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