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体制化变迁的原因

二、中国科学体制化变迁的原因

1.教育因素

虽然“科学”早在戊戌时期就引进了中国，在此之前也有中国学生留学西洋，但在科举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大批读书人仍然涌向“读书做官”这道独木桥，科学人才寥若晨星，科学也难以实现本土化。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宣布奖励学堂出身，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为科学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1903年癸卯学制实施，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相应地设立了适合不同学龄学生的科学课程。进入民国以后，新成立的教育部要求继续改革清政府之学制，更加强了科技的系统教育，内容更加充实，增设了许多新的课程和学科。如大学课程中物理科增设了理论物理学课和实验物理学课，冶金与采矿、动物与植物原是合并的，这时分开了，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动植物学中原没有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的学科，这时因动物学扩充成为一独立学科，就增加了这类学科；医学中增加了解剖学。理、工、农、医四科大学规定的课程从原清末大学的400余种发展到684种。^［6］大大加强了大学科学的系统全面性学习。

民国时期，不仅学校教育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许多科学教育的学科，并且高等学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分布地域广泛，从少数地区发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1912年，全国仅4所高校，教职员229人，大学生2 076人。^［7］到1937年，全国共有91所高校，在校学生共计31 188人。据1931年国民党政府统计，上海有22校，北平有15校，广东、河北两省各8校，湖北、山西各6校，江苏5校，浙江、江西、福建各4校，湖南、广西、云南、河南、山东、辽宁各2校，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察哈尔各1校。^［8］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初级研究人才，为科学技术本土化提供了人才储备，直接推动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发展。

当然，在20世纪初，尽管中国已经出现了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研究院所等科学研究机构，但问题是：这些高校的师资力量、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又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出国留学。

清末，中国陆续派出学生留学西洋、东洋，其中对中国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起了极大推动的是潮涌西洋的“庚款留学”。1908年，美等国为了改善在华形象，决定用庚子赔款的部分经费资助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为了便于派遣留学生，清政府用庚款办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除了资助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外，还资助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留美学生。在美国的影响下，英、法、德等国相继用庚款资助中国留学生。20世纪初，德国为世界科学中心，英、法、美等国为世界科学强国、教育强国，科学体制、教育体制远较中国发达。庚款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批人进入大学，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诸多新学科。一批人直接进入科学领域，建立起中国最初的科学研究机构。庚款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奠基与形成居功至伟。下面的数据即可说明此问题。在1957年中国当时的191名院士（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174名，占总数的91%，其中，有留美学历的院士101人，占留学者总数的58%，如果再加上英、法、德等国的庚款留学生，其人数占90%以上。^［9］

2.组织因素

中国科学早期的体制，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强调科学的纯洁性，强调民主独立精神，这使他们往往为社会所不容。不问政治的清高使他们在争取政府、社会的支持方面受到严重制约，尤其在经费的获取上。科学团体的经费来源一般有三个：一是会员会费，二是捐款，三是政府拨款。会费虽然可靠，但数量太少，赶不上科学开展的需要，捐款和政府拨款则很不固定，时有时无，科学团体常是饥肠辘辘，步履维艰，承受生存的压力，影响科学研究的进行。

同时，作为民间学术团体，各科学学会的事业远未职业化，因而作为一种科学建制，其体制化程度很低。各团体的会员多是业余贡献，就连中国科学社主要事业之一的生物研究所这一专门科学研究机构，其职员也多是业余兼职的。学会达不到职业化，科学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而长期存在。

另外，科学学会之间联系松散，缺乏必要的联系与合作。不同专业的学术团体之间，由于所注意问题的不同，因而难有共同的语言，这导致超出科学集团范围进行专业交流的困难，也不利于科学体制化的真正形成。

皇家学会式的科学体制，在崇尚科学、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发达、民间科研活动较广泛的英国是合适的，但移植到科学研究先天不足的中国，就难免水土不服、需要转向了，转向法国科学院的官办集中的模式。

3.经济因素

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模式还是法国科学院模式，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以后，准确地说是到了19世纪后半期，都必须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国家资助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了。正如德文西勒委员会的一篇报告里承认的：“现在，科学研究和观察所需要的经费，远远超出自我资助的范围，只有国家的财力和资助，才能满足它的需要。”据W·H·布鲁克的统计，从1850～1914年，英国政府用于基础科学的研究费用高达179 000英镑。这些钱分别资助了938名科学家，用于2 316个不同的科研课题。^［10］国家资助的奖金从何而来呢？很明了，只能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取得。因此，经济发达与否就成为制约国家财政的关键因素。

旧中国经济落后，突出地表现为新式工业的产量异常落后，它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却占90%以上。相对于农业和手工业来说，工业品附加值高，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旧中国10%的工业这匹“小马”，怎能拉动农业和手工业占90%的这辆大车快速前进呢？并且由于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围攻，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是穷途末路，命若游丝，怎能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工厂，包括饮食品制造、纺织、日用品制造、木材制造、造纸、印刷、化学工业、土石品工业、冶炼、机械、五金、电工器材制造、交通用具制造、杂工业总共约14 078家。但合乎工厂法的工厂，即使用动力并拥有30名工人以上者，只有3 312家。1948年初，天津工厂倒闭70%～80%；青岛有700多家民营工厂歇业；上海3 000家大工厂，其开工率也仅及过去的20%。^［11］国民党政权采取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在经历了1927～1937年所谓的“黄金十年”后，中国经济就由于抗日战争、全面内战濒临崩溃，中国科学发展也因为战争而受阻，除了少数几项因战争需要而进行的实验研究外，中国的整个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4.政治因素

中央研究院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科学体制。诚如前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朱家骅所说：“中央研究院是参考各国的国家学院的性质与形态，并斟酌我国的政制和需要而组成的。各国对国家学院都超然组合，不涉行政范围，用意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使其可以自由发展。”^［12］但中央研究院生不逢时，偏遭乱世，便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虽然成立了国家科学院，但当局对科学教育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战争、金钱的兴趣，当局对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科学教育文化的财政支出部分远远低于军事开支。1933～1936年，国民党政权的实业费、交通费、建设费、文化教育费等表面上逐年上升，占支出总额的比例从3.5%上升到8.5%，但剔除其中用于军事的“军事教育费”、“国际建设费”等就会发现，用于建设性的支出在本期内没有超过总支出的4%，其中实业费和交通费不到1%，建设费和教育文化费虽多一点，但也不超过2%。^［13］倒是用于屠杀人民的军事费和用于购买军火的债务费在财政支出中高居榜首。在1927～1936年的10年中，国民党军务费和债务费占实际支出总额的比例，十有九年在70%以上，最高甚至达88.1%，^［14］这充分显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仅仅把科学研究作为一种遮羞布。在这种态势下，科学要发展很困难。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中央研究院也随即完成了它在大陆的使命，被人民政府接收了。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是贯彻了党的领导这一指导思想的。中国科学院学部筹备之初，以秘书长钱三强为团长、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稼夫为团的支部书记，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名义，去莫斯科访问苏联科学院，访问归来之后写了书面报告给党中央。苏联科学院沿用法国“院士治院”的体制，只是多了折衷办法，以“院士秘书”的名义而不以“党代表”或者“政治委员”的名义实现党的领导。中央的意见是，中国不能接受苏联科学院那样的院士制度，也不接受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但具有折衷意味的苏联办法。最后，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学部委员制度”。该制度主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组织形式问题。学部委员标准有3条，学术成就、对科学的推动作用及忠于人民事业。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等提出恢复院士制度。1993年10月，国务院做出正式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在经历了一个轮回之后，中国又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