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的转换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一、科技体制的转换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科技体制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和科技活动的组织形式，它是科技活动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和活动方式三个结构要素结合的综合体系。在这三种要素中，机构设置是科技体制的表面现象，深层的东西是赋予某种组织机构以何种权力或者说为运用何种权力而设置某种组织机构，以及各种组织机构如何行使和运用自己的权力。基于此，在科技体制中，机构设置是基本的，但不是关键，关键是职责权限和活动方式，换言之，科技体制的实质是科技工作中的权力分配和运用。⁽¹⁾科学发展必须有一种适当的体制作为支撑，而成熟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制。在对西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过程中，默顿关于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以及贝尔纳有关科学社会功能的思想，就为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建制（或机制）提供了坚实基础。适宜的科学研究体制的产生，正是科学真正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8年成立的总部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成立总部设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是旧中国最主要的研究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体制的主要载体。这两个研究机构到解放前夕，已分别发展到拥有研究人员400人和职员160人的规模。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个机构却并没有真正承担起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责任，而且两个机构之间又长期处于“两两平行，各自为政的封建局面”⁽²⁾，和其他研究机构也缺乏密切的联系。再加上统一而独立的中央政权的缺乏，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漫无计划，理论脱离实际，效率低下。因此中国科学体制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就难以承担起新中国建设的使命。为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科学体制经历了初步的改造，建立起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这种以中科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曾在解放初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机构调整和科学队伍整编方面，成绩十分显著。前面我们已有论述。但是，随着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科技机构和科技队伍的迅速扩大，这种以中科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的缺陷日益展现出来。实际上，这种以中科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仍然是以往历史上科技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强化和具体化。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种以中科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统筹协调不力；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力以及学术领导不力四个方面。⁽³⁾

在统筹协调方面，中科院本身各单位力量配置悬殊，研究方向不配套，许多主要科学部门以及一些主要环节力量单薄，因此，“许多重要的学科，我们还根本没有人研究；好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根本没有人接触；我们所接触到的研究题目有好些还是比较次要的；科学和市场建设的结合也不那么紧密。”⁽⁴⁾与此同时，中科院与院外科研单位缺乏经常的联系，因而未能有效地组织现有的科学研究力量，使之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正如郭沫若指出的：

科学院领导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认真研究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制定科学发展计划；推进我国科学事业。我们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是很不够的，政府各部门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我们不很清楚。近代各门科学发展的现状和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潜在力量，我们也不很清楚。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提出过一个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我们没有能够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提出我们应该发展哪些科学部门，研究哪些重要题目，建立哪些研究机构。哪些研究机构先设，哪些研究机构后设，应该设在什么地方；研究人员需要多少、这些人从哪里来，怎样培养；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曾加以认真的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对国家建设的配合多半是零碎的、被动的，有些最重要的研究部门和研究项目反而被忽视了。例如地质科学的发展对于工业建设具有决定意义，可是这几年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却没有什么发展。⁽⁵⁾

郭沫若所阐述和列举的以上问题，有的是由于中国科学尚处于初创阶段，经验不足，发展不够所致，但是更重要的甚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科学体制问题。以科学院为领导机构的体制，无法进行全面的统筹协调。

在培养科学干部问题上，科学院也“缺少认真的计划，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经常的领导。除少数研究单位领导比较重视，收到一定的成绩外，一般都做的很差，没有积累多少经验。”⁽⁶⁾在团结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郭沫若说：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来是科学院领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科学院“没有很好地组织各方面的科学家们进行研究，没有很好地和科学家们在一起研究并解决科学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这就妨碍了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的发挥。”同时，“对科学家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工作，也进行得不够，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科学研究的成就。”⁽⁷⁾

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科学院对于如何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进行必要的工作，过去对国家的经济计划了解很少，对产业部门联系做得也很不够，”因此，在具体执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时，“产生了一些实际困难和思想上的混乱。”⁽⁸⁾

在科学院重要的功能即学术领导上，也存在问题。郭沫若曾指出：

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尤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科学院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没有深入到研究所里去了解研究工作的具体情况，自己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对各研究所工作的方向、重要研究题目、研究力量的组织、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差不多常常是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意见，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组织和领导学术讨论会和科学会议。我们许多负责同志，忙于开会、批公文和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对于学术领导却注意得不够。⁽⁹⁾

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工作不力，不仅表现在对科学院本身，更表现在对全国科学工作的学术领导上，“首先，未能适当地组织国内优秀的科学家参加学术领导工作，而这对于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¹⁰⁾例如，专门委员会制度未能很好地利用专门委员会集体作用，尤其是外地委员和社会科学委员的作用发挥较差；领导方法上又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没有把学术上的领导工作做细做好等等。

正是为了克服以上诸多的缺陷，进一步理顺科技体制，中央政府和中科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再设立科学院。11月，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说明原政务院所属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虽仍由国务院指导，但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同时，突出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构的含义，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负有领导责任。在实施这种领导责任方面，受到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启发，加强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领导，而不是同政府的部门领导。为了加强学术领导，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设立学部的设想，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得到中央原则上的肯定。1954年6月3日，科学院通知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并着手酝酿推选学部委员。最后经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195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命令，公布了233位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

1955年6月1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学部成立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等先后到会并作了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他说：“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从今天起，233位学部委员，中国优秀的科学家，要更有组织地参加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了，”“使得中国科学院的技能大大加强，能够胜任愉快地担负起在国家建设中所接受的崇高任务。”⁽¹¹⁾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研究了如何改进科学院的工作以推动全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办法；提出了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要开展的10项重点任务。这大大加强了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学部的成立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换，这一转换实质上是淡化科学院在国家科技事务中的行政管理职能，而强化它的学术中心职能。不仅加强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而且对于最终形成中国新的科学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学部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加强中国科技发展的计划性，是在中国科技体制中贯彻依靠科学家办科学思想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走向中国式集中型或计划型“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步骤之一。但这还不是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还在此后从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宣布，国务院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会后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李先念、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张劲夫为秘书长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召集国内优秀科学家编制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计划。同年5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委员会。

第一个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完成以后，考虑到有利于协调和指导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门的科研机构高效率地执行规划，1956年12月2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宣布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常设机构，次年5月10日，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批准聂荣臻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从此，科学规划委员会挑起了领导和组织协调全国科学研究的重担。

1958年，形势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工农业大跃进开始，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研究队伍迅速膨胀；1958年9月18—25日，原分别侧重负责科学技术普及和处理学术团体事务的“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同年，负责常规武器研制的原国防部第五院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任务也越来越艰巨，在这种新形势下，仅仅以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0月，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共同组织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得到中央的批准。1958年11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聂荣臻任主任。国家科委是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职能机构，其基本任务是：对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进行研究，并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作为国家经济计划的一部分，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贯彻完成；组织、协调全国性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总结、鉴定在生产与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推广科学技术成就的建议；负责全国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和使用；负责和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等。根据上述任务，国家科委设立了16个厅、局。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

至此，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主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科研领导体制。中国式集中型的“大科学”体制也便完备地形成了。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以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等为研究与开发机构五路大军；以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科协为联系政府和科学家的桥梁。这一体制展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和科技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即国家是科技活动的唯一的主体、科技活动的唯一投资者、科技成果的唯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这种科学建制国家化的“大科学”体制在当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佳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