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体制下取得的突出成果

3.“大科学”体制下取得的突出成果

大科学体制作用不仅体现在以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这样一些宏观政策方面，而且体现在具体的科学会战及其取得的成就上。这些成就最突出的有综合普查、“两弹”攻关和石油会战等。

首先，我们来看看综合普查事业。在“大科学”体制下，利用特有的体制以及大协作的科研方法，取得的第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突出成果，就是综合考察的全面开展。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要求对各种资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合理的开发利用，为此，必须对需开发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但是，这种综合考察工作并不是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或某个部门就能承担，它是全国性的、多学科的任务，其中如地质、水能、地理、土壤、植物等学科和工、农、林、牧、交通、经济等方面共同参加工作。同时，综合考察不但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它须从各个角度分析、考虑，多方面比较论证，提出多种方案，选择取舍，尽量达到比较综合、全面和合理。”而且“经过综合考察最后提出的报告是远景的建议性的方案，供国家计划部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参考。”因此，有人形象化地形容这种方案是“计划的计划”，对于计划起着“探照灯的作用”。⁽³⁸⁾这样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的、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综合考察工作，正是在当时体现国家意志的“大科学”体制下完成的重要成果。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最早开始于1951年由中央文教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考察队。它对于西藏进行了地质、地理、气象、水利、农业、牧业、植物、土壤、社会、历史、语言、文艺、医药卫生等各个学科的初步考察工作。该项考察在1954年告一段落。1951年我国进行抗美援朝后，美国对我国禁运橡胶等物资，为了热带资源植物的种植和发展，自1952年后进行了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建立了固定的有关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考察队伍。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统一组织和领导中国科学院有关的综合考察工作。同年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12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后，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担负有关“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部分。1956年8月又订立了中苏两国共同调查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的协定。从此，综合考察得到快速发展。（具体见表12.1）

表12.1　5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要考察队考察情况一览表

50年代后期综合考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与当时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科学”体制紧密相关的。竺可桢曾分析综合考察取得成绩的原因中指出：首先是党和国家的重视，正是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给综合考察提出了任务和方向，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也为考察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新的“大科学”体制下，各参加考察工作的有关单位发挥了大协作精神，也是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竺可桢深有体会地说：“由于考察工作的范围大，学科多，任务重，单靠少数人员是无法完成的。几年来考察工作除了科学院所属单位的人员积极参加外，还依靠了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等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并经过参加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群策群力，才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³⁹⁾

第二，“大科学”体制下的又一个突出成果是“两弹一星”的取得，“两弹一星”研制过程集中体现了我国“大科学”体制中科研目标决策和实施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美国首先掌握了原子武器，50年代，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和“火箭时代”。美国凭借手上的核武器，提出原子外交这一新概念，并以此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核讹诈、核威胁。为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包括研制我们自己的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⁴⁰⁾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由宋任穷任部长，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由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任命吴有训为主任委员。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初期，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就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共签订了六个协定。⁽⁴¹⁾但是，随着两党关系紧张，1959年6月，苏联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中国共产党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原子弹的研制任务，并为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二机部将“596”作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1960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真正开始。他们发挥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国家有关部门从全国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抽调了大批科技人员集中攻关，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了作为科学技术综合研究中心的优势，调动了20多个研究所参加了这一工作，全院的许多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把主要精力投入与这项事业有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苏联专家撤退后，中国科学院将大约1000多名科技人员送到二机部，仅金属所就调去了副所长张沛霖和近100人的核燃料科技队伍。在研究过程中，克服了来自技术、设备、资料及环境等多方面的困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作出了突破性贡献。理论部研究人员通过收集国外有关文献资料，认真分析原子弹的引爆方式；设计部在试验部门的配合下，先后完成两种可供大型爆轰试验使用的方案，并进行了弹体弹道试验和总体布局的设计。为了尽早搞出自己的原子弹，1962年11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张爱萍、段君毅、高扬等。委员会时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时“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⁴²⁾

正是在全国上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各部门、各地区同心协力基础上，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4年的努力，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力地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只是突破了关键技术难关，解决了有无原子弹的问题。毛泽东在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两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每次都谈到核武器发展的问题：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⁴³⁾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成立了以钱三强等组成的“中子物理小组”，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核武器研究所投入了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元月，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被调入核武器所，集中全力主攻氢弹技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上和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而且国外对氢弹技术严加保密。但是，中国再次发挥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集中攻关。从1966年元月开始，先后进行了含有一定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空爆试验（1966年5月9日）和氢弹原理试验（1966年12月28日），均取得了预期效果。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仅仅用了两年8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氢弹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速度纪录。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仅仅半年，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60年代我国导弹、火箭技术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创造了良好条件。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成功送入轨道，使我国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从此，我国在核武器、空间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石油会战。

近代有许多外国人断言中国贫油，中国的许多地质学家包括谢家荣、黄汲清、翁文灏、李四光等，都不相信这一结论。但是在战乱年代一直无法展开全面的勘探工作。解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勘探目标在西北和西南，这些地方都处在原来的大后方，有一定的研究和考察的基础，在中国西部地区发现并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冷湖油田和四川油气田等。但是新中国的工业重心在基础雄厚的东部，因而在东部找石油成了大势所趋。

1955年，李四光等中国地质学家以及一些苏联专家开始对中国东部地区某些沉积盆地发现石油的远景做了论述，并进行了勘探。至1959年9月26日，在大庆地区的松基三井获得工业油流，发现了大庆的高台子油田，从而揭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序幕。1960年2月13日，石油工业部党组给中央写了报告，指出：“大庆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立即要求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市给予大力支持。当时，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会战生产了机电产品和设备，200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支援了会战，而全国石油系统则集中了包括部长余秋里在内的4万多人（包括当年3万退伍兵）和大批设备、物资到大庆，于4月29日在会战现场召开了誓师大会。此后，这4万多人在荒原上，先大规模勘探，继之进行开发生产试验，然后进行大规模油田建设，在三年多时间里，便建成了一个有年产600万吨原油能力的大庆油田。⁽⁴⁴⁾

石油会战典型地体现了“大科学”体制的特点和成效，在当时影响也极大。因为一方面石油部门的特殊重要性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石油工业的建设是当时同军事没有直接关联的行业，与“两弹一星”相比，相对没有保密性，参与这一事业的许多领导、科学家和先进人物在当时就有很多公开的报道，其成就和经验也及时做了总结和宣传；特别是开发大庆石油是一场真正的创业，是一场科技发展、工业建设和石油开发紧密结合的大会战，其间表现出的大科学体制的作用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套工业管理制度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新样板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