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的“大科学”体制
从以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看，特别是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以及综合考察、“两弹一星”、石油会战等的成功，确实最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大科学”体制的优越性和长处。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时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也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45)但是，中国的“大科学”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有特定的历史特点，我们讲它是中国式的，因为它与当时世界上所形成的真正现代“大科学”体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局限性，是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的。
国内很多学者对产生于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的现代“大科学”体制有过研究，马佰莲、李国秀曾概括大科学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大、科研成果的数量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大以及科学活动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46)从表象上看，中国的科学体制完全符合这些大科学的特征。但是具体分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不是大规模科学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
现代大科学体制的一个首要特点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大，这是这一体制确立的基础。中国此时在一些项目上的研究规模确实很大，比如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前后动员了全国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共有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历时5年时间。但是，这个规模是主要由国家硬性组织起来的，而真正大科学体制的产生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其研究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科学家人数急剧增加、科学家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急剧增大基础上形成的。据统计，1903年美国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科学家50人，到1955年则发展为440人，增加了近8倍；《美国科学家》（1971年版）统计，美国科学家人数在20世纪内大约12.5年为倍增周期，全世界科技人员数量几乎每50年增长10倍。可以说，从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是在科学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上的一个结果。而中国当时的科学基础极为落后。中国的大科学体制的形成，则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员少，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才选择有限的目标，集中全国力量的优势，以一当十，实现重点突破。
第二，中国式“大科学”体制没有大量科研成果及其对社会渗透的良性机制作为基础。
从小科学到大科学，不仅仅体现在科研的规模上，更重要体现在科研成果的数量上。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史教授普赖斯曾经过严格的统计发现，在大科学情况下，科学论文每隔10—15年的时间增加一倍，科学期刊种类每60年增长10倍，即科学发展呈指数增长规律。著名哲学家G·艾赫尔别格在《人与技术》一书中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60万年）比作60公里的马拉松赛跑，而科学的绝大部分成果是在这一路程的最后5米中出现的：“在最后5米的一冲之下，发生了非常惊人的奇迹：光亮照耀着夜间的路，没有役畜的板车疾驰而过，汽车轰鸣，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的聚光灯使胜利者的赛跑运动员目眩。”(47)但是，在50、60年代的中国，这一景象远未出现，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科学家缺少的状况相联系的是，社会的总体科研成果还很少。全社会的科研成果在数量上与“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并不相配，这是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又一个典型特点。
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尤其是表现为科技成果在社会中推广和应用的过程大大缩短。这种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19世纪，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用了65年，电话用了56年，无线电通讯为35年；而20世纪以来，这一周期大大缩短，20世纪初电视机用了12年，晶体管为5年，集成电路为3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转化过程更是明显加快，甚至往往是同步进行。而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科研成果很少，特别是更未形成这样一种科学与技术转化的良性机制，理论脱离实际仍是当时在努力克服的一个普遍的状况。
第三，中国式“大科学”体制更多的是体现了自上而下人为的推动和行政化特点。
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已成为一项有计划的事业。中国的大科学体制确使科学技术发展成为一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有计划的事业。但是，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成为一项有计划的事业，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础上的，“一方面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在当代已有突出的发展，形成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相类似的体制，它要求以此职业为谋生手段的科学家服从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大科学时代科研题目越来越大，资金要求越来越高，科研活动强烈地依赖于社会为之提供的技术装备力量，无论是国家财政或基金会拨款，还是科研活动程序都必须做到有计划的安排。国家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定期制定和公布科研项目指南，引导科学家按照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赖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48)这是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家、科学家与国家需要等方面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则只能说是自上而下人为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总之，大科学时代的大科学，是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一个过程，而中国的大科学体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结果。更多的体现了人为的特点以及行政化的特点。
第一，从人员组织、机构建立到管理都体现了高度行政化特征，管理权限高度集中。
这种做法在当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必须把有限的力量最有效地使用在关键方面，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的。但另一方面则缩小了基层单位的自主权，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基层单位和科技人员个人的积极性；科技发展在某些重大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但在科技发展的扩张上则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行政领导和业务领导界限不明确，容易忽视科技发展的规律和科技活动自身的特点。
特别需指出的是，高度行政化的特点，使得科学很易受到政治风云的影响，一旦国家意志为个人所取代，一旦反科学主义占上风，科学的悲剧命运就将不可避免。张劲夫曾在回忆1957年反右派期间为了保护科学家必须讨得“尚方宝剑”时，就深有感触地说：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说：“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现有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很难实现。”毛主席说：“你张劲夫还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这一套做法。(49)
这里，虽然谈的是毛泽东对科学家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科学家是宝贵的财富这样的基本问题也必须通过毛泽东同意才能决定和认识，反映了科学国家化，特别是科学行政化、政治化对于科学发展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
第二，从机构的建立到课题的确立，其重心均游离在企业之外，理论与实际结合流于口号。
科学研究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尤其是在当时中国的发展现状下，这样一些工作在国家体制和规划内，应占首要地位。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也应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应该要有全面、长远观点否则无法真正全面地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
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除最基层外，几乎每一级政权、每一个部门，包括大中型企业，都设有自己的科技研究机构。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研究队伍的素质和研究条件等角度看，全国科技研究机构的重心是游离于企业等生产部门之外的。国防系统的研究机构相对封闭；研究力量最强的科学院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研究机构，以基础研究为重点，面向全社会，并不为特定的生产部门服务；……设在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除少数外，大都是研究力量弱，研究条件差，主要服务于企业的应急性生产问题，较少做生产上的超前性研究，更不必说应用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了。”“这就为科学与经济的结合设置了天然的屏障，同时也大大削弱了研究机构间的横向联系。”(50)五大方面军的科研机构之间自成体系，缺乏自主协作，没有市场机制，科研拨款是无偿投资，成果也是无偿转让，科研人员只注重完成任务和做出成果，而不关心其推广和经济效益。
第三，“以任务带学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以任务带学科”的本意是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运用这种方法组织科学研究，使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更明确了，对于当时的科学工作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以任务带学科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各学科都有一些理论研究和基本研究不容易用“任务”带动起来，需要从“学科”角度进行安排。少数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和新的学术见解，提出一些研究课题，有时可能与国家计划结合不上，但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在完成规定的计划之外，搞一些自由选题，不但能够进一步发挥这些学者的专长和积极性，而且对于科学探索、繁荣学术活动，也是有必要而且有利的。
总之，前面我们曾论证这种大科学体制在当时中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的，也是符合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的，特别是对当时情况下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以致使得集中与分散、统一与灵活、任务与学科、分工与协作等方面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处理。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1)参照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3页。
(2)《中国科学院一九五零年工作报告》第37页。中国科学院档案，转引自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3)参见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6)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4期。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8)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4期。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10)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4期。
(11)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55年6月2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12)参见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3)《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4)《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15)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750页。
(1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17)《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20)为了募集活动，科学社曾特地请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写了《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和《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两文，以壮声势。到1922年7月止，共募集到：①普通基金：中银11380元，又公债票1015，美金1693元，英镑155镑。②建筑金：中银1000元。③永久社员基金：中银2375元，美金175元，又公债50元，英镑24镑。详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第9～10页。
(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22)参见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3)参见刘振坤：《载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张劲夫访谈录》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505页。
(27)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2页。
(28)《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30)《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1961年6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515页。
(3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页。
(3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
(34)《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35)转引自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6)转引自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7)陈建新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0页。
(38)竺可桢：《十年来的综合考察》载《科学通报》1959年第14期。
(39)竺可桢《十年来的综合考察》载《科学通报》1959年第14期。
(40)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我们的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参阅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41)这六个协定包括：两国合营在中国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1955年1月20日）；苏联援助中国建造一座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旋加速器的协定（1955年4月17日）；苏联在中国铀矿普查勘探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5年12月19日，该协定将第一个合营协定改为中国自主经营）；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实验室的协定（1955年8月17日）；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莫斯科）；关于1956年8月17日协定的补充协定（1958年9月29日，北京）。（参见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42)参见辛向阳：《世纪之梦——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百年追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43)参见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44)1963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对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上转引自：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45)除了以上所举的几个科学发展成果的例子外，还有很多科技成果。如根据远景计划，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到1960年取得的重大成果有：制造了120千瓦短波发射机，这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发射机，可向世界广播；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代替人体心脏和肺的“人工心肺机”；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第一部“东风”牌轿车；第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正式运转；第一台最精密机床——2430型电感应坐标镗床；第一台光学经纬仪“地型一号”；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正式下水；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每秒运算一万次；自行设计的试验型燃料探空火箭首发成功等。1961年经过“调整”，颁布“科研工作十四条”后，科学技术得到再度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台锻压设备——1.2万吨水压机；成功实行断手再植手术；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型；成功发射一枚生物试验火箭；研制出第一台射电望远镜；第一台大型电子显微镜通过国家鉴定；联合攻关获得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试制出第一个等离子体射流喷枪；联合研制成功核磁共振波谱仪，最高分辨率达十亿分之五量级等。（参见郭建荣主编：《中国科学技术纪事（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辛向阳：《世纪之梦——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百年追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6)参见李国秀主编：《科学的社会视角》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47)转引自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48)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49)刘振坤：《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张劲夫访谈录》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
(50)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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