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病案里的名人们

历史

记者◎刘畅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梁启超

上世纪30年代，张学良（前排左）和蒋介石（前排右）等合影

1928年，冯玉祥赠予协和医学院匾额

1925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前悼念孙中山的人群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筹备协和医学院时，便得到了中美双方高层的支持。1921年的揭幕仪式，协和医学院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当时的协和医院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拥有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实验和医疗设备，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中国名流的青睐。而自建院以来，协和医院积累留存下240万册病案，是世间少有的“病案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坐落在协和医院老楼的病案室仓库内，百年来名流与协和医院的际遇都存在其中，他们的故事，也构成了百年协和传奇故事的一部分。

百年来，协和医院病案室的命运随医学院沉浮，数以万计的病案能完整保存，实属万幸。病案科主任刘爱民曾称，在1949年前，唯一失窃的病案是孙中山的，这源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协和医院时期的一次“借阅”。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等人乘船，从广州辗转上海、日本，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孙中山早有肝病，此次奔波令他的病情加重。入京后，孙中山在北京饭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后，再未公开露面。抵京当晚，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来到北京饭店，与从天津过来的德国大夫施密特一同会诊后认为，孙中山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情况不容乐观。

5日后，克礼等医生再次为孙中山会诊，建议手术。但孙中山只同意以内科方法治疗，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自己的病情不至如此严重；二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从这天起，孙中山开始接受注射治疗，病情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但是，半个月后病情骤然加重，1925年1月23日，克礼发现孙中山眼中出现黄疸迹象，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其他部位，非手术不可。于是立即会同中、美、德医生，共同商讨手术方案。之后两日，孙中山已不能进食，进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医生一致认为，应立即移住医院实施手术，因此与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孙中山答应手术。

1925年1月26日下午3时，由宋庆龄陪同，将孙中山用担架抬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6时30分，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施行开腹手术。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在一旁观察，宋庆龄则在邻室坐候。当大夫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其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根本无法手术。医生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并将肝部的脓吸出后，便将伤口缝合，整个手术进行了25分钟。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对标本做切片化验，证明是肝癌晚期。孙中山的病案记录了孙中山发病的过程。孙中山表示，他10年前曾有过消化道不适的症状，一直以为是胃病。此前几个月中，他的上腹出现了一个包块。随着包块的增大，他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身体十分虚弱。据此，医生判断，孙中山的肝病至少已潜伏10年以上，至此已无药可医。

术后，医生报告孙中山体征平稳，说明开刀后效果良好，但癌病本身无法医治。协和医院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法，对孙中山进行治疗，但未见好转。这时，大家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期盼奇迹出现。2月18日中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等推荐中医陆仲安诊治。改用中医调养后，起初孙中山的症状在各方面都有好转。协和医生每日到访检查，认为肝脏渐大，不可乐观。2月24日，病情又急转直下。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行馆逝世，终年59岁。遗体很快被送到协和医院，由协和医学院讲师保罗·史蒂文森负责施行防腐处理。

3月15日，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钱雅各为遗体进行尸检，当他走进太平间，发现遗体周围站了一队荷弹实枪的中国军人，以确保孙中山遗体的完整。据护士邵莲英、邵桂英记述，尸检时将全部肝脏去除，浸泡在福尔马林中，制成标本。尸检报告显示，与之前的诊断结果不同，孙中山得的是胆囊腺癌。癌细胞侵入肝脏后，阻塞胆管，向肺、肠、腹膜广泛转移，关键部位是胆囊和胆管。尸检结果和肝脏切片编入编号9954的病理报告，署名“孙逸仙”。

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大肆劫掠实验、医疗设备，并扬言要烧毁所有病案。首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坚决反对，劝说日军，这些病案即使对他们也有用处。日本少佐松桥堡，战前曾在协和医学院进修，了解病案的价值，所以未加破坏。但日本人仍以“借阅”之名，把孙中山的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13页记录和一张借条。如今，连借条也丢失了。

尸检后，协和医学院在协和礼堂为孙中山举办基督教葬礼仪式。医学院的货车被装饰成灵车，将遗体送往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孙中山遗体转至南京中山陵安葬。

孙中山在确诊为肝癌晚期后，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治疗，曾引起社会上的争论。一年后，1926年的一台肾脏切除手术，又造就了梁启超与协和医院一段近百年的“公案”。梁启超尿血去协和医院医治，被割了“腰子”，却病症未愈，又引发舆论对西医的抨击，流出“医生诊断有误”，“左肾有病，割了右肾”的传言。

病案是回应这些传言的有力工具。病案记录的是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看似简单，但记录的内容其实包罗万象。作为一份关于病人的医疗档案，它不但要记录疾病发生、发展、诊治的过程，也要记载病人发病前的身体情况以及疗效。梁启超的病案不但记述了尿血的检查结果和诊断信息，更是记录了“割肾事件”后，直至去世，他到协和医院的就诊及健康状况。传言的真伪、梁启超对协和医院的态度，在其中昭然若揭。

事情的始末要从手术的两年前说起。1924年冬，51岁的梁启超开始发现自己尿中带血，但因为不疼不痒，身体没有一点感觉，精神也没有衰落，并没有在意。而1925年正是他平生最努力的时期之一，半年间著作10余万言，每星期尚有8小时的演讲，对身体消耗不小。1926年1月在清华大学体检时，发现尿中“含血质百分之七十”，他担心起来。看病吃药一个多月，均未见好转。医生判断，小便不含细菌，当不是淋症之类。那么尿血只有三种病源：一是尿石，二是结核，三是肿物。肿物又有良性、恶性之分，良性是赘瘤，恶性是癌症。不疼不是结石，没有发烧不是结核，只有可能是肿物。有可能患癌，考虑到妻子因癌症去世，恐怕自己也遭遇不测，梁启超决心做彻底的检查。起初，他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住院检查，但设备不够先进，检测三次，均查不到，住了半个月只得作罢，遂又转到具有当时最先进X光设备的协和医院医治。

据他自己回忆，进协和后，依次排查病因。首先，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若分泌功能良好，五分钟药便随小便流出。注射进去，左肾没有问题，右肾却迟迟不出。最后，用X光照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当是肿物。

病在右肾，没有问题。但黑点是什么，却需要割开才能判断。不过医生说，“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梁启超及家人坦然接受割除的办法。手术在1926年3月16日实施，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手术干净利落。

1951年以前，所有病案均用英文书写。在梁启超的病案中，用英文记载道，术后，医院解剖了切下的右肾，可见樱桃大小黑色肿瘤，经化验，黑色肿瘤是良性，排除癌症。不过，血尿的确并未停止。虽症状减轻，肉眼不见血色，但化验证明，仍有病症。梁启超转入内科，复经几番检查，结果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它变软就好了”。

这样的结果引起了家属和社会名流的不满，在舆论上引起风波。但梁启超本人对医院却是维护的，生怕这样的争论会阻碍医学的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他自感术后恢复良好，即使尿血，频率和程度也较以前低得多。只要平日注重休息，症状便会缓解。至于割肾，他认为：“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如何，梁启超依旧信任协和医院。术后，他成为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1928年秋，梁启超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拍摄肺部X光片后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是肺结核。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启超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们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例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50多天后，梁启超因此病逝世于协和医院，享年57岁。

李乃适副教授学习、工作都在协和，他见证了病案室的发展。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电子数据的普及，1951年后的大部分病案原件已不外借，直接联网查询。1951年之前的病案已属文物，且现在的检查技术比当时丰富得多，医学上的参考价值已不是很大，除非确有特殊需要，也已不外借。而查阅病案始终有严格的流程，为保护患者隐私，医生只能调取与疾病相关的病案，直接调取名人档案绝无可能。于是，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等名人的病案，即使有机会仅仅展出封面，也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如今，在协和医学院西边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里，有一张1928年6月冯玉祥送与协和医院匾额的照片。冯玉祥亲笔题字“在国家种族之上是人道”。手书旁附有说明，其大意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的三年里，国民革命军与专政残暴的军阀屡次作战，其间数千将士受伤，随军的医生力量不足，所幸得到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护士的热忱援助。他们尽心尽力、亲切耐心、医术精湛，所有患者均感念其“再生之德”。

冯玉祥与协和医院的际遇正源于1923年他在这里做的一个小手术。当年3月5日，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因腹股沟疝气入协和医院，准备第二天9点做疝气修补手术。这是一个小手术，将脱落的小肠送回腹内，再缝合内外伤口即可，即使未毕业的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也能完成。唯需局部麻醉。冯玉祥自恃军人，坚决不用麻药，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不打麻药的病人。

勇气可嘉，但疼痛难挨。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三点，不能成寐，医者施以吗啡针，始安睡。”次日，术后发烧，有看护拭体、擦面、擦手降温，中午因切口疼痛，难以入睡，又打吗啡止痛。

8日退烧，身体逐渐恢复，军人的秉性重现。14日，术后第八天，他躺在病床上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不顾医生劝阻，立刻从医院用担架抬回南苑检阅署，把宋哲元打了40军棍，通令全军。冯玉祥就此出院。

冯玉祥愈后，对西医称赞有加，在他的营长探望病情时，他说：“中国医学实不如外国医学之精。吾病如请中医诊治，势必迟延时日。凡事万不可敷衍，前因多日敷衍，致斯病有若是之痛疼，吾因之有所感矣。”而据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护士邵莲英、邵桂英回忆，因其身材高大，协和的床不够他的身长，住院时特为他做了病床。冯玉祥出院后，病床仍保留在一个楼内的仓库里。

除了冯玉祥，蒋介石夫妇曾在此多次短暂住院，但休养的性质多于看病。1928年7月7日至9日，宋美龄曾在协和医院治疗便秘和皮炎。1934年10月26日至31日，蒋介石夫妇在协和医院入住。蒋介石被诊断为慢性阑尾炎和龋齿，宋美龄照顾、陪同。据邵莲英、邵桂英回忆，蒋介石住院期间，从协和医院起，经帅府园胡同，直至王府井大街，每隔几步就是一个岗，医院的会客厅都挤满了卫兵，本院护士不许进入。

与他们不同，张学良是切切实实地生了一场大病，到协和医院医治、疗养，他是1949年前住在协和医院最久的高官。1931年5月，张学良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了伤寒。返回北京后，病情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离开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郡王府的家，送往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肠热症副伤寒带菌者，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少帅的病案是最受瞩目的名人病案，因为在他住院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在邵莲英的记述中，住院期间，除了大夫外，其他人不得入内。与其他名人一样，张学良的秘密尘封在数以万计的病案袋中，医院不会透露。不过，根据史料，可以一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的生活。经过数月的治疗，张学良的气色已近正常，已经开始处理公务。洪钫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他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据他记述，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文，称日本政府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中国虐杀，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择机行事。张学良急令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关于中村事件，经我方第四次调查，已将涉事团长扣押，即为负责处理。希望借此能够与日本协商解决，免生事端。

然而，日军不待交涉，9月18日晚上10时许，突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是夜，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忽然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急电。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与荣臻通电。荣臻将日军侵略北大营之事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令其将后续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19日1时，当秘书处将荣臻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将领开会，主张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勿使事态扩大，波及全国。

19日清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等东北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开会，咨询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顾、汤二人均主张运用“国联”的力量制衡日本。之后，张学良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称：“我早已命令东北军的军官，对日兵挑衅，不予抵抗。”次日，他又向外国记者宣称自己对此次事变的主张，即中国军警对日军进攻不得抵抗，须将子弹存入库房，不做报复行动。21日，张学良又邀请胡适、李石曾等27名在平津的名流商讨东北问题。出席诸人均称以依靠“国联”，服从“中央”为宜。会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诉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9月23日，张学良再次密电东北军政当局：避免冲突，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并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嘱咐二人：“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是日，据邵莲英等人的记述，张学良出院。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而张学良曾住过的病房，就在院内协和花园西南侧的一座四层小楼里，小楼百年来形制未变，少帅的住所几经修缮，至今仍是高干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