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学理性观念推动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
科技文化发展推动着科学理性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形成；由此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这表现在文学上倡导科学理性、寻求个性解放的新文学开始出现；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则是科学的实证主义新史学的兴起。
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核心就是求科学真知，崇尚理性写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首举科学大旗时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认为在“科学大兴”之文明的今日，“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必吐弃殆尽。为此他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体现了一种理性、追求写实和真知的科学精神。胡适为了废除古典的虚假文学，他愤然提出“八不主义”，并把它通俗地概括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他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69)他牢记易卜生的一句名言：“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70)这种精神应该说正是宣扬科学带来的，一种科学头脑才具有的求实求真精神。刘半农把文学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科学”进行研究，宣扬“只需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出来”才“算极好”，只有“根据真理之言”“各就所见的世界”，才能写出最真的文字来。他们寻求真知，认为古诗人因“本没有一个‘真’字”，因而造出的是“虚伪文学”。它“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71)为了做到求真、写实，胡适详细地分析了搜集材料重要性，指出“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除此之外，别无材料。”(72)他主张，一要推广材料的区域：“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都可借文学的材料”。第二，他主张“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人的材料。”反对文人“关了门虚造。”(73)也即提倡调查社会，体验生活。在“五四”时提出这一主张确是卓越的见解，这是与当时科学的倡扬及科学精神的渗透分不开的。它和当时宣传的西方近世科学的重观察、试验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正是有这一种科学的精神，胡适竭力谴责“说谎的文学”，批评文学家不敢正视和揭露“天下的悲剧惨剧”，而凭空杜撰各种团圆的美满局面，“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他认为这“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文学作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世人心之能力。”因而，文学变革中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科学观对于变革传统的价值观念起了极大作用。
实证主义新史学奠基于梁启超。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下，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引入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寻求历史发展之规律。历史学于是被认为可以如物理学一样精确的科学。梁启超说：“凡学问本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录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74)梁启超在此极其强调历史的客观实在，认为以往只从旧史记载中去搜寻史料的习惯有极大的缺陷。新史学必须建立新的史料观念，必须充分吸取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言语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75)这反映了新历史学的科学理性和实证的观念。他还提出新史料的分类法，认为非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两大类史料各有长短，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中，还详细论证了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建立新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论包括搜集史料的方法，鉴别史料的方法，分析和论证史事之法，撰写史著之法等，目的是使这些方法都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虽然这些论述还有很大的不足，特别是未能对研究成果如何进行社会检验以及史家如何对这些检验后的社会信息反馈作出反应等展开专门论述，但这种力图将史学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史学观点，却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为五四时期，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史学领域里受到普遍承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使史学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和重要流派。首先是新史料得到了广泛发现和整理，包括20世纪初的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整理；汉晋简牍和敦煌文献的发现；我国史前遗址的发掘；各地金石古铜器的出土；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和整理；太平天国文献的发现和整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科学实证精神指导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次，反封建的疑古史学派崛起。在五四时期倡导反封建的“科学”浪潮中，“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的态度，要求批判接受”，疑古辨伪之风在史学领域蔚然成风。顾颉刚由此创建了古史辨学派，提倡用演进变化的观点和实证主义方法去研究历史，反对旧的历史循环论和“退化观”。强调“考信”“辨伪”，讲究“实证的知识”，从而分清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并通过实际材料的验证，证明了旧社会史观的荒谬性。接着胡适又大胆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历史”的观点，认为传统国史完全是由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他宣布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宣扬用求真证实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从而打破了“述而后作”的传统史学思维定势。再次，考古学派继起。由于“地下实物”的大量发现，在五四后，出现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学派，主张用纸上的材料和地下丰实的材料一道来“考经证史”。王国维由此提出了著名“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它与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相比，无论在史料的认识观上还是在科学方法论上都是一大突破。又次，胡适提出了实用主义史学观。这突出表现在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字真言”上。这一方法论根据于杜威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即疑难发生、指定问题、假设、推理、证明五步说。这虽然由于胡适的片面强调，以致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中，但同封建学者相比，则冲破了封建旧史学，而树立了一种科学的评判态度和怀疑精神，从前人的旧论陈说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他肯定“每当有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证据”，提倡“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等见解，无疑对现代史学的发展和深入都有积极意义。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46），同治朝第3～4页。
(2)左宗堂：《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光绪16年刻本，第1页。
(3)《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
(4)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18，湖南传忠书局光绪39年版，第23～24页。
(5)《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2页。
(6)《大清会典》卷100，光绪年间编篡，第5～11页。
(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页。
(8)李鸿章：《李文忠全书·奏稿》卷28，湖南传忠书局清光绪年间，第20～25页。
(9)《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清光绪5年版，第21页。
(10)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版，第86页。
(11)席裕福：《皇朝经典类篡》卷474外交10通使，第8～10页。
(12)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13)《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0页。
(14)《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5)《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1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1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1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590页。
(1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593页。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学校总论》，第19页。
(2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
(2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
(23)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短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5页。
(24)严复：《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25)严复：《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页。
(2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2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2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429～437页。
(3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3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3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0页。
(3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26页。
(3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19～720页。
(35)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6)朱均玉等：《四川省井研县教育志》，藏四川省井研教育局。
(3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3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179页。
(3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4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4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95页。
(42)《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511页。
(43)《学部官报》第28期，《京外学务报告》，第207～209页。
(44)《学部官报》第53期，《京外学务报告》，第722页。
(45)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4），第113页。
(46)《爱国诚心爱国勿破坏》，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
(4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3）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49)《胡适作品集》（1），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页。
(50)严复：《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页。
(51)《康有为全集》（1），内外篇·理气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2)《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53)《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54)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55)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2页。
(56)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1页。
(57)李华兴等：《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5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胡适文存》（1）。
(59)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见《胡适文存》（1）。
(60)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9.5（4）。
(61)钱玄同：《通信》，《新青年》1917.3（1）。
(62)王西清：《西学大成·王韬序》，上海大同书局1838年石印本。
(63)张文建：《洋务派的科技史军事史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1～2。
(6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2页。
(65)胡适：《尝试集·自序》，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66)陈炳堃：《最后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67)鲁迅：《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页。
(68)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1916.2（2）。
(6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1），第117页。
(70)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1），第320页。
(71)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的革新》，《新青年》1917.3（5）。
(72)《胡适文存》（1），第87～88页。
(73)《胡适文存》（1），第78～82页。
(74)《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75)李华兴等：《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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