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政治的奥本海默

早在“曼哈顿工程”启动之前，奥本海默根据实验数据证明，可能利用核能制造出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炸弹。

1942年夏天，他组织了著名的物理学家研究小组，在理论上探索研制原子武器的可能性。当时，美国的研制力量还只是零星的和不统一的，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德国，美国也清楚日本当时也在积极研制原子弹。

由于科学家们确认有两种同位素能够用于原子武器，所以奥本海默研究小组研制了两种原子弹，一种使用铀235，一种使用钚239。这两种炸弹在工程设计方法上是不同的，可是这两种炸弹都在1945年7月研制成功。

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施了“曼哈顿工程”。他在美国物理学界所具有的领导才能还是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1963年，美国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了奥本海默。

为原子弹奋斗了大半生

罗伯特·奥本海默于1904年生于美国纽约。儿时曾随家人去德国看望他的祖父。祖父送给他一小盒矿石作为礼物，这引起了他对化学的兴趣。奥本海默于1922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物理学，他用3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他于192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实验物理，却对理论物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他接受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邀请，来到德国格廷根大学，在3个星期内写了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奥本海默获得博士学位后，被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推选为国家研究成员，还被荷兰莱顿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推选为国际教育委员会成员，当时有两所欧洲大学和10所美国大学想聘请他去任教。1929年，他接受加州理工学院帕萨迪纳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担任了这两所学校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为美国培养了很多物理学人才。

1936年，他在德国的很多亲友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来到美国，给奥本海默描述了很多有关德国的可怕的情况。战争和经济萧条第一次给奥本海默带来了痛苦。他开始对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产生同情，与伯克利附近的一些亲共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参加过一些左翼组织。他父亲于1937年去世后，奥本海默把他继承的部分遗产捐赠给了加州大学，作为研究生基金和用于其他的一些公共事业。他也给一些罢工工人捐过款，特别是多次给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捐过款。

奥本海默的哥哥和嫂子都曾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夏天，奥本海默与凯瑟林女士结婚。尽管奥本海默一度在政治上左倾，但他仍不愿意卷入到政治的纠纷之中，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推进美国的现代物理学研究。

原子裂变被发现的前夕，奥本海默正致力于研究宇宙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他听到原子核被分裂的消息后，立即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新发现上。1941年秋，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康普顿受美国核计划主持人布什的委托，在美国科学院召开了一个讨论原子能的军事应用会议，奥本海默应邀出席了会议。

奥本海默在会议后，一方面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开始研究原子弹的理论问题，并作了一些初步的计算。他还成为劳伦斯辐射实验室有关铀的电磁分离法的理论顾问。1942年春天，奥本海默应康普顿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讨论快中子与核的相互作用和原子弹的问题。他被正式任命为“金属计划”理论部主任。

1942年初，奥本海默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核研究中心实验室，一方面为核科学家和武器专家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场所，另一方面也利于保密和管理。格罗夫斯将军担任“曼哈顿工程”的最高指挥官后，请求美国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格罗夫斯在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原子弹实验室之后，开始寻找一位物理学家担任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奥本海默的历史档案，清楚地记载着奥本海默过去的左翼活动和他的家庭成员过去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拒绝宣布奥本海默在安全问题上是清白的。格罗夫斯觉得，如果按军人的要求，那么即使像当时核研究的组织者康普顿、科南特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也是不合格的，而在美国核研究组织中，有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家是刚从欧洲逃到美国的。他深深地意识到，原子弹的研制是当时科学研究的最高峰，如果把这些优秀人才拒之门外，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就会成为泡影。格罗夫斯注意到了科学研究的自我推动力和利用他们的可能性。他认为物理学家对美国核研究的热情推动，可以说明他们对核研究的渴望和对美国的忠诚热爱，这应成为在当时情况下选择“曼哈顿工程”研究人员的最高原则，他相信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在被称为“战争秘书”史汀生的批准下，他和布什、科南特正式选定奥本海默担任即将建立的新原子弹实验室的主任，并负责整个“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协调。1943年7月20日，格罗夫斯亲自下令澄清奥本海默的安全问题。他还同时协助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等“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奥本海默十分爱护年轻一代中的优秀人才，甚至不顾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去帮助他们。他在伯克利有一位名叫洛马尼茨的得意门生，在政治上较为左倾，曾参加过一些左翼社会活动。当辐射实验室被纳入原子核研究计划后，他因过去的左翼活动而受到美国反间谍机构的怀疑，准备以他违反了军事安全条例为理由，把他清除出辐射实验室。洛马尼茨得知自己将要被迫离职应征入伍时，于1943年秋写信给奥本海默。奥本海默首先把信转给“曼哈顿工程”的高级官员，当他接到洛马尼茨的第二封信后，亲自写信给美国征兵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赫西将军，担保洛马尼茨在军事研究上是合格和胜任的。奥本海默通过很严格的安全检查后，还邀请过几位政治上左倾，但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到辐射实验室做最基础的物理学研究。

奥本海默极力主张学术民主和学术讨论，他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特别对于军事研究，它是吸引优秀科学家来热情地和创造性地工作的最好方法。同时，他建议把实验室建在远离城市的洛斯阿拉莫斯。在最初的日子里，出于保密考虑，他只允许在他的办公室和格罗夫斯的临时办公室里安装直接对外的电话。但在铁丝网的内部，他反对格罗夫斯提出的在每个实验室配备监视岗的意见，竭力降低军事当局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奥本海默鼓励科学家们大胆地讨论与原子弹的有关科学问题，提出即使看门人的意见也会对原子弹的成功有一定的帮助。他一反过去睡懒觉的习惯，每天早晨最早到办公室，认真倾听任何人的意见，掌握着整个实验进程。有些参与核研究的物理学家后来回忆说，他们自己甚至都不如奥本海默清楚自己工作的细节和进展计划。在很多问题上，都是由于奥本海默的决断才起死回生的，他保证了原子弹成功时间表的执行。奥本海默在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对美国核政策的贡献

奥本海默在1945年10月16日辞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同年11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他希望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教学上。奥本海默这时以“原子弹之父”之称闻名于美国和全世界，他日益受到美国最高决策机构的重视。在1945年最后的几个月，他多次应邀参众两院等单位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就原子能问题作证。他强调要尽早实现从战时原子能军事研究向和平利用研究的转变，继续加强核科学研究，实行对核应用国家的国际控制，公开属于基础研究的核知识。

1948年1月，奥本海默发表文章对苏、美以及英、法等国分别提出了一些控制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分析，他写道：“在原子弹的领域里，我们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在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开放和合作关系，我们人民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原子能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别的领域里也应有协调合作。1949年初，奥本海默又以“敞开思想”为题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讲话。这些后来被指责为“影响了公众的视线”。

奥本海默认为，当时美国的重点应放在原子弹的改进和实战化方面。奥本海默提高了汉福特核原料钚生产的优先权，充实和加强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力量，他还首先提出并实施建立了一套对苏联等国的核监视网。原子能科学顾问委员会一致认为氢弹的威力超过了军事需要，反对放弃原子弹的改进和生产去全力以赴研制在理论上还很暗淡的氢弹，但奥本海默曾把它列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长远项目之一。

1946年，全美国百分之十五的科学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原子能研究，其中包括大量的在大学和实验室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原子能委员会的新提案势必会使他们失去工作。所以，奥本海默于1949年5月17日专门写信给国会原子能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洪，指出：“科学发现不依赖于科学家的政治见解，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员，只有他对核物理的重大发现才导致了美国原子弹的成功。”奥本海默认为那些不属高度的机密，但受原子能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的人选不能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1949年10月下旬，泰勒正紧锣密鼓地发动制造“超级原子弹”之时，奥本海默的原子能委员会一致投票反对研制新原子弹。他征询了其他成员的意见，公开表态，认为有技术问题：“超级原子弹”太大，它将使用太多的可裂变燃料。实际上，他对研制这一新武器持保留态度，不赞成制造。

反对研制氢弹是出于道德考虑。他警告说：“超级原子弹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仅限于军事目标，而实际上几乎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武器。”

奥本海默在战后几年里，诚心诚意地努力为美国政府和防务服务，受到了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的赞赏。杜鲁门总统在离职前专门写信感谢奥本海默为他效劳，特别是为美国防务服务。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声誉也与日俱增，成为美国科学家在政府中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在防务问题上，他代表和反映了大多数当年主持核研究人的意见，主张和谈与加强力量并举，核研究使喜爱学术自由讨论的美国科学家在美国政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引起了少数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反感。奥本海默的坦率，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使他们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终于开始了一场驱赶他的运动。

奥本海默受诬告

原子能委员会成员施特劳斯当过银行家，做过海军军官，曾作为军方代表参加过“曼哈顿工程”。他在1943年和1947年两次对奥本海默的安全审查中，都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后来的共事中，他与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在诸如氢弹等问题上发生了日趋严重的分歧。1953年7月3日，施特劳斯被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4天后，他就对奥本海默采取了行动。

奥本海默在氢弹和战略空军问题上的反对态度，也引起了空军负责人芬勒特和众议院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博登的注意。有人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写了一封指控奥本海默的信，信上列举了奥本海默的4大条、22小条罪状，认为在1929年至1942年之间，奥本海默很可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自愿地或按照指令向苏联传递情报；他很可能按照苏联的旨意去影响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麦卡锡参议员在一次讲话中煽动地说道：“如果我们政府中没有共产党人，为什么我们的氢弹研究耽误了18个月，而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证实了苏联的爆炸……是谁造成的？是忠诚的美国人民还是政府中的叛徒？”美国政府于1953年12月3日，正式停止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政府机密。1953年12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奥本海默的工作被停止，并指责他在1943年前参加过共产党，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接收危险分子参加到核计划中，战后参加过左翼活动和阻挠氢弹研究等。奥本海默最后被监视和隔离。

这一消息立即震惊了美国。奥本海默为美国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却成为麦卡锡的敌人，爱因斯坦认为，“这种破坏相互信任的企图，组成了最严重的反对社会的风暴。”最著名的核科学家玻尔也写信给美国政府，希望不要将这出悲剧演下去。

总统搀扶奥本海默

由于奥本海默受到诬告被起诉，于是他的个人安全听证会，在1954年4月12日正式开始，共有40名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到庭作证。

原美国战时原子能计划最高负责人布什在作证时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对奥本海默博士的忠诚、正直和正义是完全信任的。如果一个人因这样做而受到蔑视，我们的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当时的主席拉比在作证时愤怒地问道：“他只是一个顾问，如果我不想用他，就在那段时间不去征求他的意见好了，为什么还要怀疑他的清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美国原子能计划制定人之一科南特在法庭上提到奥本海默很多设想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的，他指出：“如果他受到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就不会做出这些正确决定和事情来。”只有控告人博登在出庭作证时还只是重复他的控告信中的指责，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说明和讨论。

美国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和著名科学家都为奥本海默出庭作证，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他的忠诚、正直和坦率。

奥本海默失去政府信任后，仍担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他得到了更多科学家和其他人的爱戴、同情和支持。这使他高兴和欣慰。尽管他年老体弱，不能做什么大的研究，但对物理学的新发展极其兴奋。

1963年，美国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了奥本海默。美国政府曾想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之间的对立，并恢复和加强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所以肯尼迪总统准备亲自出席仪式。然而就在仪式前10天肯尼迪遇刺身亡，刚接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出席授奖仪式。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他是著名学者中唯一反对奥本海默的人也出席了仪式，并以一种痛苦、内疚和道歉的心情向奥本海默祝贺。

当奥本海默走上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赶快伸手去搀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是没有用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他最后在答谢时对约翰逊总统说：“我想，今天的仪式表明了您的仁慈和宽容。我觉得这是我们光明前景的预兆。”

1965年，奥本海默患了肝炎，不得不辞去高级研究所所长职务，接替了爱因斯坦担任的理论物理高级教授。

1966年，奥本海默患喉癌，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但他仍然出席了普林斯顿大学学位授予仪式，接受了名誉学位。

1967年2月18日，奥本海默与世长辞，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