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法大方的含义及溯源

所谓复法大方指的是针对疾病的多重复杂病机，组合运用数种治法，处方药味数目超过常规的一种特别的治疗用药方法。复法大方所包含的治法一般为三四种或更多，处方药味多为15味以上，常多达二三十味。

大方治病，古已有之。《黄帝内经》“所治为主，适大小为治”“君一臣二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指出，应当根据病情轻重选用大方、小方。张从正说：“有君一臣二佐九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之。”指出病证复杂、病邪兼夹，一二味的小方难以胜任，须是复法大方合适。复法大方属七方之一，其学术思想实源自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在论述组方原则时提出：“奇之不去则偶之，谓重方。”即奇方（相对而言属于小方）治病不效，就应当用偶方（相对而言属于大方）。

张仲景开创了复法大方治疗疑难病的先河：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的薯蓣丸有21味药，即是健脾、补气、养血、滋阴、温阳、祛风、理气，攻补兼施、寒热并用、阴阳气血共调；治疗疟母的鳖甲煎丸有23味药（药用炙鳖甲、炒乌扇、黄芩、柴胡、鼠妇、干姜、大黄、芍药、桂枝、葶苈子、石韦、厚朴、牡丹皮、瞿麦、紫葳、半夏、人参、土鳖虫、阿胶珠、炙蜂房、赤硝、炒蜣螂、桃仁等），全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行气化瘀，除痰消癥，是寒热攻补杂投的效方。

孙思邈奠定了复法大方治疗疑难病的地位。《备急千金要方》“古者……百姓少欲，禀气中和，感病轻微，易为治疗。今时……人多巧诈，感病厚重，难以为医。病轻用药须少，病重用药即多”，指出情志内伤罹病深重时所用药味要多。《备急千金要方》作为著名的第一部中医临床百科全书，其涉及疑难病的处方，据统计在20味以上药物（包括20味）的方子就有88个，制方的基本特点为寒温并进，寒中佐热，热中兼寒，补中夹清，泻中寓补，以达到阴阳平秘，邪去正安之目的。《备急千金要方》的临床价值，为历代名医大家所推崇。对其组方用药，徐大椿称赞说：“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又说：“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也”“大抵所重，专在于药。”张璐认为有“激、逆、反、从”的特色，“寒温并用，阴阳互调”为其用药的突出特点。诸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之防风通圣散、《证治准绳》之调营饮、《兰台轨范》之大活络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紫雪丹、《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之地黄饮子等都是复法大方的代表，至今仍然在临床广泛使用。这些奇巧的组方，看似杂乱，使人难以接受，但对治疗疑难杂证是十分有益的，务使我们临床工作者不落俗套，深入研究验证，开拓临床用药的新思路、新方法，提高临床治疗水平。但由于古代病种及社会历史条件与现代的差异，复法大方多常用于急、慢性危重病人的抢救和治疗，并且常常制成丸、散剂以便于临床运用，在肿瘤病的治疗上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医家所面对的病人以常见病为多，只要熟练掌握辨证论治方法，大多能收到预期的疗效，因而在历史上唐宋以后许多著名医家都曾反对滥用大方，特别鄙视那种不讲究辨证，靠堆砌药物以“广络原野，冀获一兔”的做法，提倡用药轻灵，小方治病，致使复法大方长时间受到冷落。

在近代医家对疑难病的治疗研究中，复法大方又重新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创新和发展。近代名医施今墨是大方名家，治疗疑难病用药多在十七八味或20味以上，其善用药对，多用复法大方，同类相聚而用或相反相成而佐等，是其大方的特点，病、证、症相参，中西医结合是其运用大方的思想基础。著名中医学家程门雪一生用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年轻时期以大刀阔斧见称，第二阶段中年时期以轻清灵巧为主，第三阶段晚年时期是复方多法的创造。晚年时期治疗的疾病主要是积劳致虚、反复感邪，以及湿、热、瘀、滞的兼夹，导致病情错综复杂，因而创“复方多法”治疗，揉经方、时方治为一炉，集温散、疏化、宣导、渗利、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祛瘀、清热等诸法于一身，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等一方兼顾，因此，“复方多法”是对复法大方的传承与发展。著名中医学家裘沛然教授对复法大方有很独特的见解，认为：“大方复治法是治疗危急大证取得较好疗效的有效方法之一”，评价为：“兼备法并不是一个杂凑的方法，其处方既寓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这是中医处方学上一个造诣很深的境界”。岳美中教授亦指出：“对于症状非常复杂的疾病，要用许多药物组成大方来治疗。”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学家周仲瑛，根据《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针对恶性肿瘤等疑难病，提出“复合施治论”的学术观点，临床熔升降结合、补泻兼施、寒热并用、敛散相伍、阴阳互求、表里相合、气血互调、多脏兼顾于一方，治疗肿瘤多采取“复法大方”，强调要以祛除“癌毒”为要，时刻把握肿瘤不同阶段扶正与祛邪、辨病与辨证、治标与治本、整体虚与局部实、守方与变法等方面灵活的辨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