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国家与维持现状国家

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或用摩根索的术语“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卡尔(E.H.Carr)那部有着开创意义的作品，并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s)著作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正是后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战后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支柱。[5]与现实主义的密切渊源，昭示着这一区分的基础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模型。它表明，一种难以平息的、零和的斗争主导并决定着体系的安全事务。如果这一模型呈现的图景千真万确，如果修正主义国家总是坚持不懈地试图撼动维持现状国家的主导地位，那么，权力斗争就必然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如果这是事实，安全斗争模型的效用就将大打折扣。虽然它尚可充当权力斗争模型的补充机制，但却不配再作为探究整个国际体系中冲突问题的替代性路径。如果体系中的主要大国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安全斗争模型便可以作为解释冲突的一种方式大显身手。如果一些大国是修正主义国家，那么不再需要(权力斗争之外)其他的冲突解释模型。[6]也就是说，修正主义国家提升了体系中的威胁层次，推动体系逐渐陷入权力斗争中，而维持现状国家则降低了威胁层次，仅仅会造就安全斗争格局。

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强化了修正主义国家和高威胁层次的关联性，导致修正主义国家承载了相当负面的含义，背负了恶化无政府状态的罪名。换言之，修正主义国家就是问题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复杂问题的部分原因。如果没有修正主义国家，权力斗争将不复存在。维持现状国家间将自然实现某种和谐，并且国家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们将只需关心较容易的、结构性的安全斗争问题。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将“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制或威胁以求改变现状的行为”界定为武力的“攻击性”运用，便是这种心态的绝佳体现。[7]当然，这种尊崇维持现状国家的倾向和某一事实密不可分，即绝大多数国际关系著作出自两个最典型的维持现状国家——英国和美国。正因为这样，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偏爱是肯·布思在对战略研究的探讨中提到的民族优越感问题的一部分。[8]实际上，这一偏见也是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延续至今的一大遗产，是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式信念。此外，一个强大的维持现状国家得到一种技术性意见的支持，即依靠霸权的方式使权力充分地集中以产生秩序，从而使体系更易于管理[9]，这一点也涉及了第六章中关于经济管理的讨论。

但正如爱德华·卡尔所指出的，维持现状并非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种种既得利益的存在，还有在体系中维持优势地位的欲望造就了它。[10]无政府状态的自助逻辑孕育了利己主义。爱德华·卡尔指出：“一切利益的自然和谐理论，试图将整体的利益与主要国家的安全等同起来”。并且“英语国家的人具有高超的技巧，可以将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装扮成普世利益……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独有的特征。”[11]根据这种观点，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或者一场泾渭分明的善恶对决。虽然斗争的参与者们或许仍会选择那番道德说辞，像冷战中那种反帝与反共论调一样，但从更公正、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双方的对抗所显示的无非是对既定关系模式存有不同的政治取向。维持现状国家，受益于现存模式，对之也鼎力支持，而修正主义国家在现存模式中处于边缘和不利的位置，故反对它的延续。

道德判断可以适用于个别的事例，但它无助于区分无政府体系下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在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利益的某些交界处，国际体系将发生分裂，这并不太意外。如果认定修正主义国家必然是邪恶的或有侵略性的，那么只要将它们作为“问题”解决掉即可，用不着在意其行为只是整个体系的安全机理一个正常、永久的组成部分。问题是，修正主义国家有其合理的国家安全利益诉求。对它们而言，现存的体系威胁了其自身的安全，有时甚至会威胁它们在国内的合法性。它们和维持现状国家同为无政府体系的一部分，为了对整个体系的安全机理作出更为清晰的审视，必须避免对它们作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12]

所有国家，无论是维持现状国家还是闯入现存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都共享着某些最低限度的维持现状目标。可以设想，绝大多数国家都会优先考虑保护全部或者至少部分的既有领土、权利及权力。换句话说，所有的国家都愿意有某些核心的保守目标，并将其作为安全政策的底线。当国家想将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时，正如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建国进程那样，或者当他们愿意放弃殖民统治时，正像二战后欧洲国家所做的，例外就出现了。但是，这些例外反映的是可辨别的特殊情势，并不能减损这一基本规则的效用。这一底线逻辑是显而易见且令人信服的，因为即便是最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都知道，若不能有效捍卫根据地，遑论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可以说，所有国家都力图捍卫自己的领土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部门，从而能够有力地维护自身权益，并且不会因不可预期的变动而遭受武力、政治及经济的威胁。

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在它们和体系中其他成员的关系的看法上持不同观点，这是它们的主要分歧。当体系变得愈发稠密，和体系中其他成员交往的动力也就增强了。很多交往是被强加的，如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化“开放”。许多交往源自于国际经济的运行机理，依托着它对资源、市场和利润永不满足的追逐。也有许多交往的发生依靠的是传媒工具和技术，它们逐渐打破了地区间、国家间的信息壁垒。经济、政治及环境的相互依赖，网络的不断扩展，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要免受国际关系的影响日渐困难。1989年的东欧剧变表明，即使像苏联那样独立自足的大国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置身于国际体系之外。由于这一趋势，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关系对所有国家国内福利水平、稳定和安全的维持愈发重要。相互依存的提升给国际秩序的维持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因而进一步激化了维持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分歧。

维持现状国家的国内价值观与结构，在大体上和体系的关系模式相契合。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与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协调一致，因为它们的关系可能是剥削性的，就像第六章中提到的中心—边缘关系那样。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内部的所有阶层都是受益者。一个国家成为维持现状国家，可能因为国际体系支撑的关系模式符合控制政府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因而，由于和西方有着密切合作，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可以被列为维持现状者，虽然大可质疑这种合作关系是否符合其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持现状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们占支配地位的国内结构与体系中现存的关系模式是兼容的，同时也依赖于这种关系模式。

这种兼容性动摇了第六章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参与及依赖会约束国内的政治选择。这种兼容性的产生，更可能因为该维持现状国家正扮演着霸主的角色，因而要使国际关系的组织结构适应于自身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二战后的美国就是如此。处于领导地位的维持现状国家可以采取各种领导风格：从专横的、进攻型的、协商型的、合作型的到契约型的风格都有。赫什(Hirsh)和多伊尔(Doyle)用“合作的”、“霸权的”或“帝国主义的”[13]这三个词来描绘主导国家，正暗示了这一点。这种变化趋势提供了相当有意思的可能性，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审视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假定。

按照其内部的权力层级，也可以对维持现状国家进行分类。根据其自身实力大小，一个赞同现有体系的国家可能成为合伙人、追随者或霸权国的附庸。因而，维持现状国家的安全利益不仅仅在于捍卫现存体系，还在于保持自己在体系中的地位。正如爱德华·卡尔注意到的，安全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14]，其意义常被理解为保持稳定。这可能意味着为了让现有优势永世长存，扼杀任何变革的尝试，但是，爱德华·卡尔还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确保这种政策持续成功的资源。[15]理查德·巴纳特也评论说，“在一个剧烈变化不可避免甚至必不可少的世界里，想通过保持‘稳定性’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这就如同克努特王(King Canute)坐在海边的宝座上命令涌起的浪潮退下一样荒谬。”[16]一个更好的办法是，遵循力量、财富、生产力、知识、地位及意识形态的分布状态，尽量维持现存的关系模式。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权力”观正是此意。[17]其方法是，利用现有优势，为在未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机会创造条件。这样，维持现状国家会变得更有活力，因为它们驾驭着而不是徒劳地抗拒着变革浪潮，但它们依然坚定地守卫着现存的关系模式。[18]这一景象可谓动静合一，其“静”就像是某人牢牢占据着一个确定位置，譬如山巅；其“动”则像是一个冲浪运动员，在波浪起伏间站稳脚跟。正如第六章中所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无法摆脱强烈的质疑：有可能存在永恒的霸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