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府）

二、国家（政府）、市场（公司）和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兴起，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斯密、托克维尔、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分析范式。^[83]进入90年代以后，经过肯尼（John Keane）、科恩（Jean L.Co‐hen）、阿拉托（Andrew Arato）、沃泽尔（Michael Walzer）、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西方学者对公民社会理论的阐释，国家—经济领域—公民社会的三分法渐成主流。

马克思认为从控制阶级对立需要中产生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84]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认同马克斯·韦伯将国家界定为在确定的地理疆界内垄断暴力的合法性使用的设施。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国家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国家可以是实施诸如发动战争和收税的行为者（actors）。第二，国家是一个制度性的竞技场（arena），在其中不同的利益和党派竞争权力。第三，国家还是一个构造性的行为者（agent），通过其程序和法律塑造社会其他行为者的形态。^[85]无论国家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怎样产生，一国的政府均是受托执行公权，即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威，在这样的意义上，政府与国家几乎是等同的。不管是马克思的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还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关于国家是具有自主功能的制度性设置的国家^[86]，他们都认同国家对市场的塑造、管理、干预、保护等作用。如果国家通过确定所有权性质和分配形式，制定各种经济法规来加强对市场活动的影响的话，那么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影响市场力量，进而决定它们的命运。^[87]

市场从狭义上讲，是指某种商品买卖双方通过交易实现供求关系转换的场所；从广义上讲，市场还是一种通过自身法则（如价值规律）调配资源的机制或力量。与国家一样，市场也是现代社会组织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市场通过其竞争、商业化等机制瓦解社会，改变社会内部各群体之间和各社会之间的财富分配，进而影响它们之间的权力（实力）关系。^[88]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企业或公司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投资、经营；由于企业或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企业或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市场的表征，亦即成了市场的代表。市场的自由、平等、开放性等特性奠定了代议制国家“多元政治”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民主政治”完善的驱动力。市场还为政府提供了执政正当性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有时市场繁荣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成为政府执政正当性的一个来源，反之，市场疲软导致的经济凋敝成为政府下台、内阁换届的直接动因。同样，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提供了存在的依据。公民社会的出现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一个上升的中产阶级是产生和维持民主制度的关键，这个阶级的规模和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展和增加”。^[89]

公民社会相当于“特殊公共领域”、第三域或第三部门，它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90]公民社会介于私人领域（以私人生活和以自由交易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和公共权威（由政府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公民社会的典型气质是“自由、平等、尊重、宽容、开放”。^[91]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它奉行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等基本的社会价值或原则；非政府、非营利的社团组织，即NGOs被视为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甚至有人将两者等同。^[92]“社会运动或新社会运动被看作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公民社会或对抗国家、或制衡国家、或参与国家、或与国家合作互补^[93]。“在威权主义国家里，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压制与反抗的关系。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社会主要是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而存在”。面对市场扩张导致的价值侵蚀，公民社会则通过“嵌入”行动来约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