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区层面

西欧的城市化模式因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超过80年经济发展和1990年以来政治持续稳定之后，欧洲城市体系有一些显著的特点，现概述如下：

1.1.3.1　国家城市化模式

在欧洲层面上，中心与边缘和南北的分立在共同体的所有国家中都存在，虽然有时处于不同的状况：

1．单一国家中的中心与边缘

回顾5个国家（法国、英国、爱尔兰、希腊、奥地利），基本上是由一个大都市来控制国家的城市体系。历史上巴黎的中央集权力量是众所皆知的，伦敦、都柏林、雅典和维也纳也起到了同样的主控作用。大都市的首位度相当高，其主控地位起到了联系整个国家及其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机构、法院、银行和中央政府作用，并由此形成庞大而复杂的网络体系，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它们往往都忽略了与国家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的联系。

2．单一国家中的南与北

与欧洲工业化的北部和发展中的南部的差异进行对比，欧洲许多国家中的繁荣的南部与衰退的北部之间的差别已成为过去20年中的国家性问题。“南北”差异表明了一个国家中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日益扩大的空间地域差别。近期的发展，例如南部增长的非经济的聚集和北部成功重构的初步迹象似乎已经阻止了南北之间差距的加大，至少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是这样。利兹、里尔、多特蒙德和格拉斯哥的“成功故事”已经改善了先前北部城市的负面形象。

3．城市的功能

城市履行着多样的服务、工业、政治和文化的功能。国际上认同的金融或文化城市整体上仍拥有相当的工业，并且大部分的工业或港口也有着区域和国家的服务功能。因此，欧洲城市的任何功能分类只能够以在欧洲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主导功能来描述（表1.2）。另一方面，有一种新的趋势需要引起注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某些现代工业更青睐某种类型的城市。

表1.2　欧洲城市的功能类型

资料来源：根据Kunzmann KR, Wegener M, 1991: 287翻译整理

1.1.3.2　区域内部／城市层面

极化和空间重构不仅影响了整个城市地区，而且也影响到城市与它们腹地之间的关系和城市区域内部人们活动空间的组织。

1．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一系列的阶段：（1）在城市化阶段，城市发展主要发生在核心区，并且城市飞速发展。如在中欧，战后的重建时期或多或少地重复了战前的模式，城市化仍旧在南欧和东欧继续。（2）在郊区化阶段，中心城市衰落，而广大的都市人口仍在增长，郊区发展速度超过了核心区，核心区的住房开发由于缺乏空间而衰落，工作仍然在中心区，但逐渐地随人们迁出。（3）在逆城市化阶段，发展更多地迁向了城市周边，甚至延伸到处于边缘并且城市化程度还不高的小城镇和中等城市。核心城市人口和工作失去的问题要比郊区严重得多，即城市地区出现了整体衰落现象。反城市化或逆城市化趋势主要可以从西北欧和中欧的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中发现，包括北意大利。然而在地中海盆地，城市化阶段仍旧由高出生率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所支撑。

2．再城市化

进入再城市化阶段，都市的人口又恢复增长。1950年代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时代，整个欧洲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徙。到了1960年代末，这一城市发展阶段在很多国家中止了。但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欧洲边缘国家，迁徙仍在继续。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在1970年代十分风行，老牌都市，特别是市中心，丧失了大量人口，而中小城镇却在发展，边缘城市也追随这一股潮流。尽管时间上有先后，但是整个欧洲的城市都走上了这种城市发展道路。

分散过程的结果肯定是消极的。当然，郊区的生活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喜好。但是，城市扩散结果却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更长的工作时间和运输路途，高的能源消耗、污染和事故，过度的土地消耗，以及在低密度地区还存在着难以提供公共交通的问题。这就使得小汽车外出成为就业、获取服务和丰富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此外，与郊区化相对应的是城市内部的衰落。整个欧洲的城市都已采取行动来振兴内城，诸如通过重整修复计划、步行项目或新的公共交通系统等行动。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除了在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一些城市外，意大利的城市，例如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些城市都是这种潮流的典型例子。近期的数据显示，从内城迁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顶峰时期，接下来会有一个再城市化的阶段，是一个更加强调城市环境品质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在1980年代，一些欧洲城市再次出现了再城市化的趋势。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放缓；第二，大城市在经历了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上半期的持续衰退后开始复苏。再城市化最先出现在前西德，标志是来自东德和东欧的移民潮。然而，这股趋势并非仅限于西德，它同样出现在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城市。在1980—1985年，只有边缘地区的塞维利亚和核心地区的里昂的城市人口在增长。到了1985—1990年，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老的核心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新的核心城市法兰克福和里昂以及边缘城市塞维利亚，人口都在增长。同时，布鲁塞尔和米兰的人口下降也放慢了脚步。

从这一发展变化不难看出，再城市化是由经济、社会和人口增长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并相应产生多种后果。在大城市中，再城市化的成功因素来自于城市经济的重组，以及市中心高档消费服务领域的快速成长。经济的复苏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且没有子女的家庭开始搬回城市，以便从事服务型职业并且享受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城市更新工作，采取积极措施以鼓励这种行为。于是，由私人自发和公共投资的关于城市文化活动的高品质更新项目使得旧城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具有吸引力。

从总的情况来看，有选择的再城市化过程在对城市的贡献上，经济效益要大于社会效益，并且还出台了相应更新的政策法规。然而再城市化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却付出了社会代价。低收入居民和低附加值经济活动被置换出城市中心，而代之以大量的高收入居民，这就是所谓的绅士化运动。尽管已出现问题，这种发展趋势还要持续数年。实际上，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可称作是欧洲城市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欧洲人口和经济的“文艺复兴”的开端。

需要注意的是，西欧经济中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伴随着城市和地区间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产生了两大重要的趋势，并主导了欧洲城市体系的发展。

（1）空间极化　国际化和欧洲经济的融合，以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的转型，都会使得欧洲中心城市相对边缘城市来说有着更多的城市利益。

（2）功能专门化　越来越多的欧洲城市已经成为特定专门工业的中心，也许是特殊类型的生产制造业（汽车制造、机械工程），也许是专门化的服务业（金融）或者是包含生产和服务的工业（文化产业），或者是与历史内在潜能有关的（旅游业）。随着专门化加强，城市发展了独特的“标识”或形象，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专门化的经济活动，并丰富劳动力的技能。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特定功能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