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发展后，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陷入困境，弊端显现，急需改革。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作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最重要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理论，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即是其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整个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都是围绕着改革福利国家展开的。而改造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政策的核心就是吉登斯提出的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一）“社会投资型国家”
由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欧洲多数福利国家纷纷陷入困境，而且在社会民主党下台以后，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把欧洲带出经济增长的低谷，反而是因为减少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使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
有鉴于此，对传统福利国家进行改革成为了各国改革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吉登斯曾经指出改革福利制度的三个理由：第一，现存的福利结构已变得与当今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不相适应了。第二，至少从某些方面和对某些国家来说，福利国家成为不可持续的了。第三，福利国家本身有其自己的局限和矛盾，某些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没有效率的。由此可见，福利国家的改革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一个不可逃避的话题。
鉴于传统福利国家的弊端以及保守主义政府执政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社会民主党放弃了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对立，把二者结合起来，对传统福利国家加以改革。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民主党开始实行“第三条道路”政策，这些“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像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一些致命缺点，如福利国家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给个人所留空间较少，福利救济的结果可能违背当初设计的初衷，已引起道德公害和欺诈等问题。但是同时他们也像老左派一样不同意放弃或削弱福利国家，认为不能以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放弃，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可以说，福利国家改革是“第三条道路”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各国改革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社会投资型国家”是吉登斯提出的关于福利国家改革的主张，他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这种“社会投资型国家”描述为将福利国家引向富有动力的、创新的社会之路。(22)“社会投资型国家”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注重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座右铭，也是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第三条道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社会所做出的行为的目的不是想要替代个人责任，而是通过社会行为的改善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同样的，每一个人对社会和他人也应承担义务，积极的回报社会，做到“有予有取”，机会、权力共享，风险、义务共担。同样，这一精神也是贯穿于福利国家改革的核心精神。“社会投资型国家”倡导国家所实施的福利政策不应是由国家来包揽一切，它强调公民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应该同时存在，福利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个人也要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回报社会和集体给予的关爱，做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另一方面，强调风险与安全的新平衡。针对于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机会与风险平衡、风险与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充分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国家不应把人民和风险分离开来，要改变过去那种努力为人民营造安全网的做法，把风险看做是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知难而进的挑战、改变自我创造辉煌的机遇和丰富生活的资源。充分利用风险积极的、有活力的一面，鼓励人们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思想，把风险看做机会，充分发挥个人的自主性、积极性，投身工作去挑战风险，在竞争中增强自信心，获得自我发展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从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个人的安全感得到增强，实现风险与安全的新平衡。当然，国家仍然会确保人们在无法抵御风险时受到应有的保护。
（二）变“福利国家”为“福利社会”
首先要明确这两个概念：“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或政府的福利开支水平和活动，国家在福利的供给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而“福利社会”强调的是把国家的福利活动与市场、市民社会以及家庭的福利活动结合起来，福利的来源是多样的。这里主要涉及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扩展福利对象两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投资型国家”一改以往传统福利国家中以国家作为福利供给的绝对主体的做法，强调福利的多种来源，它要求国家、企业、社会自治组织以及家庭与个人的共同参与。同时，扩展福利关注对象也是“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一个新要求。传统福利国家关注的只是社会下层的福利。然而“社会投资型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增强中下层人员抵抗风险的信心和能力，并且要关心上层人员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引导他们给整个社会以更多的关爱。
（三）改变投资方式，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
“国家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和培训的途径投资于人力资本，而尽量不直接给予利益或提供经济资助。”(23)这是“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的主要原则和核心内涵。过去传统福利国家通常是采用直接分配的手段将社会财富直接发放到需要救济的人们手中，而福利国家的改革则要求减少这种直接分配的资金投放方式，要求把资金转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上。通过加大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力度，使更多的人都能够获得培训和进修的机会，从而提高他们进入市场、适应市场以及在市场中竞争的能力，对困难者的帮助方式从“受人以鱼”转为“受人以渔”。
（四）强调工作的中心地位
传统福利国家一味地为公民营造一个安全网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工作惰性以及对福利的依赖心理。而“社会投资型国家”则把工作放在中心地位，鼓励人们通过工作而不是福利救济来摆脱贫困状态。这一做法，对国家而言，可以缓解福利开支上的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个人而言，除了经济上的收入之外，还使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满足和提高。就像吉登斯说的：“劳动（work）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它为个人创造了收入，赋予个人一种稳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24)
（五）关注机会平等
传统福利国家中以社会救济等再分配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的主张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已经不合时宜。鉴于这种认识，“社会投资型国家”给“机会均等”以极大的关注，主张应把重点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上，即用对人类潜能的开发来取代过去那种“事后”的再分配方式，努力为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平等的机会，使个人都能够真正依靠自身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晋升，而不是依赖出身或是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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